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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与中国革命（１９１９－１９２７）》
作者：李玉贞
《布》书引人注目的有四大问题：一、关于不断革命论。二、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反对派论战的起始点，他们政治主张的异同。三、论战的结局。四、当年莫斯科中山大学里中国学员中“托派”同情者的命运。
首先，关于不断革命论。这个问题具有很强的理论性，此处只介绍与中国史学界和理论界有关的部分。第一，作者认为受1860年传入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和1905－1917年的俄国革命的影响，俄国出现的以列宁、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为代表的三个流派中，普列汉诺夫派认为应当在遵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自然规律的理论的前提下，考虑改造社会的方案，实行财富和产品的全民化即社会化。这派人认为俄国工人阶级力量太小，应当由自由资产阶级领导反沙皇专制的斗争，并在这个过程中改善俄国无产阶级的状况。这种观点被称作孟什维克。托洛茨基不同意这样的主张，早在1906年他写的《总结与前景》一文中就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无产阶级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可以比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更快地掌权；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立即转到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作者认为，1917年2月前，托洛茨基与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问题上有许多共同点。两人都不相信资产阶级革命的潜力，认为它不能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不能使俄国摆脱中世纪状态。所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过是在建立工农民主专政，以便为开辟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创造条件。所以他们两人都从俄国革命一开始就试图避免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局限性，都寄希望于得到世界无产阶级的支持。
作者就不断革命论发表了下述重要观点：1905年俄国革命时，列宁与托洛茨基的看法一致，同为激进派。1917年，列宁的四月提纲的指导思想就是结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事实上是按照托洛茨基理论进行，列宁也同意了的。另一个根据是，1906年托洛茨基写的《总结与前景》一书作为理论巨著，在十月革命后几次用俄语和外国语重版。十月革命后，托洛茨基理论得以定型和发展，这就是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大会上正式提出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理论。
至于这一理论对中国的影响，作者提出了中国传统史学难以苟同的看法：第一，中国共产主义者、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理解、吸收和宣传的仅仅是俄罗斯二月革命的经验即列宁的“四月提纲”，而后者恰恰与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相同。作者说：中国的半殖民地状态决定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帝性质。中国知识分子欣赏的是十月革命的反帝与反资产阶级特点。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通过俄国布尔什维克理论的三棱镜传播到中国的。他引用托洛茨基1924年发表于《红色处女地》的文章来描述中国工人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我们知道，中国工人可能一辈子也没有读过列宁的任何文章，但是他们热情拥护布尔什维主义。这是因为历史的作用非常之大!他们感觉到，对于各群体，对于受压迫者和被打入底层的人，对于千千万万人来说，‘十月革命’才是惟一的道路。”他认为陈独秀本人在其“社会主义批评”一文中也持同样观点：德国共产党已经忘记了马克思主义，只有俄国共产党的理论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作者据此总结说：“从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纲领(按，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纲领)看，他们甚至比托洛茨基还要激进，他们排斥其他政党等主张就是一例”。
他说在国际范围内这样的观点自然不稀奇。2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罗易就主张让它以独立的面目出现于斗争的最前线。所以在对待同国民党的关系上才出现了陈独秀写给伍廷康的信中所说的真实思想：“我们希望孙中山的国民党能够实现改组(按，即同共产党联合并且政治上激进化)，而且能够有一段时间和我们一起走同样的道路。”
其次，关于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反对派论战的几个问题。
1，论战从何时起。一般认为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的论战最早发生在中国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建立的问题上。该书作者认为并非如此。他列举了历史事实：
——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大体同意罗易方案，二者与列宁不尽一致，认为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有什么革命性，只能依靠无产阶级。
——不过这并没有影响托洛茨基的实际行动，有根据表明1922年12月28日他认为中国不具备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作者利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的几封信：1923年1月20日托洛茨基致政治局、致越飞和是年底致契切林信(11月2日)等说明托洛茨基当时的观点是“国民党还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次年，在中国国民党一大三个月后的4月21日，他在信中肯定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是进步的，但属于资产阶级性质，共产党人应当推动国民党“前进”。
——直到1926年6月26日3·20事件后，托洛茨基在致拉狄克的信中依然承认“国共合作的政策在一定的时期内是正确的”。
——许多年后(1937年11月1日)，托洛茨基在给伊罗生的信中写道，当时中共加入国民党对于前者的发展为独立政党是很有好处的。
——在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这一重大问题上，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也没有什么分歧，两人都主张广州政府要首先加强内部力量，促进政治、财政、土地改革等，不要急于采取进攻性的军事征讨。所以作者很有把握地说，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人找到托洛茨基在20年代前期反对过国共合作的证据。
作者认为，很难用具体的年月日标示论战开始的确切时间。只能说持不同意见的双方争论越来越激烈，发展到不能调和时，分歧就公开化了。
他首先举出的争论点是一度沸沸扬扬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和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之争。如前所述，托洛茨基认为，一定要有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彻底消灭世界帝国主义，俄国革命才能取得彻底胜利。斯大林则认为，一个国际主义者应当无条件地坚决保卫第一个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苏联。其外交政策的左膀右臂莫洛托夫直到自己的耄耋之年还对记者说：“我作为外交部长的任务就是扩大我们祖国的版图”。这位老外交家甚至很满意地说：“看来我和斯大林把这件事处理得很好。”①另外，托洛茨基同斯大林就中东铁路问题的争论也是很有代表性的，到1927年托洛茨基依然对斯大林不满。他认为，苏联应当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恪守1919年第一次苏俄对华宣言的宗旨，把中东铁路无偿地归还中国。托洛茨基及其志同道合者贝尔佳耶夫等认为，斯大林“为了俄国利益可以在任何必要的时候背叛无产阶级世界革命”。
此外，对华政策是一个引爆点。作者认为在许多根本政策上，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一直到1927年3月也还没有什么根本分歧，不过前者更加左罢了，所以他和季诺维也夫才被称为联共内部的左派反对派。
左派反对派在1926年蒋介石制造的准政变性质的3·20事件后，开始表露出激进观点。然而作者据一个档案文件说，即使这时斯大林派和反对派也都认为中国已经面临俄国1905年革命的形势，从而期待着中国的苏维埃革命，至少是俄国式的二月革命。此时伍廷康②主张两党党外合作。这个建议也得到季诺维也夫的支持。把国民党改造为工农党，让国民党左派掌握政权，建立一个由左派国民党掌权的政府基本是俄共一致的意见。左派反对派的另外一名主要人物拉狄克在1926年夏天之前，不仅基本同意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而且担任着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校长。不言而喻，是政治上的一致使他居于重要地位。
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先后提出了退出国民党的建议。1926年4月29日，俄共中央政治局否定了他们的建议，作出的决议称“绝对不能允许同国民党决裂。务求保持共产党作为国民党的一部分存在”，否则就等于消灭中国国民革命运动。
至于两派在中国问题上的论战，作者将其归结为两条，一是对待国民党左派的问题，二是对待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问题。
先看双方对国民党左派的立场和实践。中国形势的急剧变化似乎引起了莫斯科上层政治上的分野，托洛茨基等人越来越左，具体地说就是希望中国共产党早些脱离中国的资产阶级势力。在这个问题上，从作者下面引用的例子看，斯大林反倒显得“右”了。
作者分析3·20事件后的形势说，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使国民党赤化的想法未得实施”。但是，他们对国民党左派却表现出过分的偏听偏信和偏爱。
作者据史实说明，由于对国民党左派寄予很高的希望，莫斯科不愿意轻易使他们“不满”，不想轻易“冒犯”他们。斯大林认为应当依靠这些人建立一个国民党政府，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政府，然后再过渡到工农政府。胡汉民是一个例子。1926年，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他提出了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要求，虽然没有被接受，但他依然保存着这个左派头衔。到1927年初，另一个国民党左派邵力子在共产国际中的地位显然大为上升，作者利用一件档案告诉我们，邵力子不仅代表蒋介石要求与共产国际建立联系，而且邵本人已经进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在会上享有表决权。那已经是中国政局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了。
另外，作者利用鲜为人知的档案举了斯大林对待土地革命的态度。在1926年10月26日，斯大林说：“我们同意，应当把土地问题作为实际行动提到日程上，离开农民，就不能取得胜利。然而近期，当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斗争正处于高潮的时候，农村的内战会削弱国民党的战斗力”。如此推论，陈独秀和谭平山的弹压农民运动事实上早有“知音”了。
到过莫斯科的另一国民党左派汪精卫也是作者使用的例子。汪精卫在1927年2月途经莫斯科回国时，同样被寄予厚望。共产国际命令国民党在中国立即实行激进的政策以迎接汪的回归中国。3月3日的命令就是一例。共产国际急剧改变了政策，让国共两党吸收大批工农入党，驱除国民党右派。斯大林希望国民党左派汪精卫很快掌握政权。3月22日上海起义成功，23日国民革命军拿下南京。大家无比兴奋。共产国际情报人员说群众“正在发动起来”。但帝国主义陈兵上海水域。斯大林在关键时刻怕激怒另外一个依靠对象蒋介石，决定向其让步。
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联共(布)党内论战达到高峰。两派再也不能掩饰其分歧了，它们先在不同场合，后在媒体公开论战，至1927年夏季达到高峰。作者把斯大林同反对派的斗争放在1927年4月12日前后中国事态演化的背景上予以介绍，颇值得一读。笔者撮其要如下，以飨读者。
如果说对待国民党左派的问题一度是斯大林与反对派斗争的焦点之一，那么在4月12日前后，如何对待无产阶级的问题便突现出来，成为焦点。
首先，作者讲述了他理解中的反对派的心理：蒋介石的分共意图已经十分明显的时候，反对派开始为中国共产党担心：“一旦受到国民党的打击”应当怎么办?反对派决定向斯大林表明立场，认为应当由共产党组织工农起义了。又是拉狄克当了出头鸟。他对于《真理报》上那种安慰人的伪装平静的调门表示反感。作者从新近挖掘出的档案中找到了3月13日拉狄克的题为“中国革命的动力”的讲话，其中指出了“革命运动中出现的反无产阶级、反农民的倾向”。是月，拉狄克撰文要求“国民党急剧转折，反对大资产阶级”，以“加强工农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保证革命向一新的，为建立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专政过渡，而不是向无产阶级革命过渡”。这与斯大林对待国民党的态度明显对立。拉狄克的战友阿·谢·达林也在3月12日于《真理报》发表文章，表露出对国民党的失望，指出国民党右派的反工农倾向。
随着媒体的介入，流言蜚语开始传播，人们意识到莫斯科上层在中国问题上的分歧。
斯大林派感觉到应当针对流言蜚语来一个“辟谣”，便在3月15日的《真理报》上发表《国民党的现状》一文，塔斯社称联共(布)党内没有任何分歧，并且引用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全会上的讲话，说他依然忠于国民革命。
3月16日该报又登载编辑部文章(大约是布哈林写)，说一些中国问题专家(暗指拉狄克)认为中国革命已经蜕化，而堕落到同帝国主义操相同论调的泥坑。报纸字里行间依然充满对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信心”，认为它们“都不得不屈从于工农压力”，从而将反对派冠以取消主义者和国民党右派的同谋。
3月22日《消息报》发表拉狄克文章，谨慎地回答前述问题，并且指出国民革命军占领上海后，中国各阶级的斗争会激化。
然而3月29日斯大林两次强调要加强革命队伍的团结。
拉狄克不肯罢休，4月9日又警告说蒋介石可能屠杀中国共产党人。
可是，紧接着过了一天，斯大林便解除了拉狄克的职务，把他从孙中山劳动大学校长的位置上撤了下来。这算是第一个回合，斯大林“初战告捷”。
作者循着事态的发展介绍斯大林采取的第二个步骤是：几天后与马尔丁诺夫结盟，制定了退却政策。马尔丁诺夫撰写文章解释中国时局：中国进行的是反帝的资产阶级革命，国民党是四个阶级的联盟，现在无产阶级正在夺取领导权，争取排除资产阶级，把国民党变成三个阶级革命专政的工具。但是无产阶级不能着急，否则会加强大资产阶级在国民党内的地位，而使工人阶级自己孤立。文章点名批评了拉狄克。反对派的态度是不难想象的。
历史有时会安排一些十分难得的巧合。这样的巧合就出现在1927年4月12日。那壁厢发生了蒋介石在扬子江畔的上海下令屠杀工人和共产党人的流血事件；这壁厢，远在万里之外的莫斯科托洛茨基与斯大林明火执仗的宣战。托洛茨基在这一天写了文章反驳马尔丁诺夫。历史的发展证明反对派不幸言中了。托洛茨基写道：在中国问题上，“我们的同志们表露了乐观主义”，认为党“稳操胜券”。“蒋介石的政变当令党人沮丧并且放弃幻想”。
在中国建立苏维埃问题。到这个关头直接涉及到中国共产党能否掌权，是双方争论的新热点。作者叙述说，1927年4月13日季诺维也夫给中央全会寄了《中国革命提纲》，明确提出了在中国建立工农苏维埃的主张。他认为中国共产党还应当留在国民党内，因为从蒋介石离开革命阵营后，武汉国民政府已经是左派性质的了，要支持武汉政府，要清洗右派，让国民党左派服从共产党。4月14日，托洛茨基又提出了建立苏维埃的问题，“无论如何不能再行拖延了……因为中国革命的命运同建立苏维埃的问题密不可分”。他主张建立的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一个“名副其实的革命政府”，其成分是工人、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这个组织就是苏维埃”。
就在此前后，中央委员会收到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四名成员福金、阿利勃列赫特等从上海寄来的信，它写于1927年3月17日，观点与托洛茨基相同。只是到达莫斯科斯大林等人手中的时间晚了一些。信没有公开，但是无论斯大林派还是其反对派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都很快就知道了这个消息，信被无数次引用。应该说，到这时两派都主张立即在中国建立苏维埃。事实上，斯大林4月份的“宣传员提纲”就是回答托洛茨基的。他们的“大方向”没有区别，至少是大同小异。值得指出的是两派都依然不同程度地对武汉政府的左派国民党寄予很高的期望，也都不愿意放弃武汉政府这块阵地，都希望以左派国民党为中心建立一个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政府。
如果说斯大林多少有些不同意苏维埃的口号，那是因为他觉得立即提出这个口号就把矛头指向了“革命的国民党”，他之所以指责反对派关于退出国民党的主张，认为那是国民党右派为了切断同革命的联系而提出的口号，共产党人不能接受更不能实践。
讲到两者的不同点时，我们可以从作者引用的鲜为人知的档案中得出一个令人惊奇但又不易反驳的结论：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是托洛茨基等人坚持立即让中国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独立掌握政权。作者根据一件十分难得的档案介绍了托洛茨基的立场：“蒋介石已经下令向工人开枪……射杀工人，是打着国民党旗帜干的。然而与此同时，共产党人却没有以一个独立政党的面貌向广大群众表态……加强共产党并且让它公开向群众表态的时刻已经到了……如果我们不把开枪当回事……中国的将领们会以为我们不想向他们施加压力，甚至他们杀害工人，我们也还会向他们提供援助……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说：‘只要民族资产阶级不妨碍我们的工农组织，我们就支持它’。然而，当有人取缔农民组织，当有人枪杀工人的时候，这是不是意味着妨碍工农组织呢?我认为已经有些这样的味道了。”
作者认为，反对派在这个时期考虑的还是千方百计帮助和挽救中国共产党。他引证一件档案，说明托洛茨基激烈反对斯大林命令传媒封锁有关中国的消息，而主张“必须让支持我们的传媒了解真相。否则会给人们造成一个印象，似乎我们对杀害工人取缔农民组织无动于衷”。斯大林反驳反对派说：“我们不想将此事秘而不宣，但我们也不想在我们的报刊上大做文章”。然而，作者揭示斯大林的真正立场是“对国民党寄予的希望”，甚至认为，国民党内的形势有利于共产党人，左派国民党和共产党构成了“某种革命的议会”。国民党内的右派“听议会”的。“右派”是在瓦解军阀士气，但也在为革命提供钱财。共产党人和“左派”只有同他们共处于统一战线之中，才能抵挡帝国主义的联合势力。一些为斯大林“助威”的人也说：“任何一个想让共产党脱离国民党的人，都是中国革命运动的敌人，愿意脱离国民党的人是笨蛋”。
至于蒋介石，斯大林说，蒋正指挥千军万马反对帝国主义。“我们面临的就是这样一种状况。右派若对我们没用时，我们会把他们抛开。目前我们还需要右派”。总的说事态发展顺利，共产国际能够控制局面，这就是斯大林的结论。
第三，论战的结局。作者介绍说，斯大林6月27日致函莫洛托夫时已经“担心武汉会顶不住而服从南京(即蒋介石)”。但他依然希望武汉政府内的左派和共产党一起夺取政权。然而，与斯大林的期盼相违的消息不断从中国传来，6月底左派将军冯玉祥与蒋介石联合了。托洛茨基认为自己的理论应验了，便和伍约维奇、季诺维也夫等在1927年7月7日致函苏共中央，要求召开会议纠正“共产国际在中国的错误路线”，从而进一步激怒了斯大林。尽管次日共产国际已经命令中共中央退出“已经成了帝国主义工具”的武汉政府，同日斯大林也致函莫洛托夫“我们已经把武汉政府利用到了极点。现在应当向他们摊牌了”，但他绝无承认“错误”之意。作者归纳斯大林的态度是：一、不想同托洛茨基争论，关心的主要是如何挽回自己的名誉。所以4月13日至16日的中央全会上仅用了三四个小时讨论中国问题，根本没有前述季诺维也夫的提纲，也没有作出有关中国问题的决议；二、不想同反对派和解。5月7日，斯大林著文坚持反对托洛茨基关于建立中国苏维埃的建议，因条件不成熟。三、当月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举行，会上作出了《关于托洛茨基和伍约维奇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会期间活动的决议》。作者据档案告诉我们，全会决议正式把他们称为托季派，明确载入：如果托洛茨基等人继续这类“反共产国际和反苏活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有权将他们开除出去。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于7月24日开会通过了大致相同的决议。
潘佐夫教授说，“斯大林也把相当大的责任推卸到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庭、罗易等人的身上”，要求共产国际“清洗他们”。从这样的背景不难看出，陈独秀何以自称“替罪羊”并且成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作者特别指出，这时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他致函莫洛托夫说，因中共中央太软弱，能力太低，目前阶段“保姆是需要的”，现在应当对中国共产党实行“顾问制度，让共产国际代表直接指挥中共活动”。第四、当年莫斯科中山大学里“托派”同情者—中国学员的命运。这所特殊的大学事实上是苏共斗争的晴雨表，直接反映苏共党内的冲突和斗争，并且与其同步行动着，围绕着同样的问题：国共合作，对待国民党的态度。耐人寻味的是作者在分析中共某些领导人“追随纯粹托洛茨基主义的原因时曾经说，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尽管前后矛盾，但一次次指示中的激进情绪却代表了以托洛茨基为首的青年共产主义者们的热情。不难解释，这种“热情”多么容易感染青年人，从而无论是国民党学员还是共产党学员中都赢得了不少真诚拥护托洛茨基主义的人。
随着苏共内部斗争的演化，托派成为反苏反共的同义词，托洛茨基本人及其家属先是被流放，后被驱逐出苏俄。他的同党及包括中国学员在内的同情者，命运也大致相同，或被遣返回中国，或被流放至劳改营。有幸存者，也有下落不明者。
①此处笔者可举出一个事实为佐证，托洛茨基的挚友越飞早在1922年就向列宁进谏，认为本着进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为了真正承担起世界革命桥头堡的作用，为了不辜负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苏俄应当把中东铁路无偿地归还中国。但是受到斯大林的反对，后者在1922年8月亲自拟定了给越飞的指示，表达了反对意见。
②这就是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格·魏金斯基。中国档案史料又称威金、卫琴、吴廷康、胡定康等，笔者希望史学界同仁停止使用“维经斯基”的译名，它既不是音译，又无据可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