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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六年北平［四三］事件始末
作者：赵勇田
亿万人民渴望和平
1945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了篡夺胜利果实，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积极准备内战。中国共产党为了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对蒋介石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蒋介石一面伪装和平，于1945年8月三次电邀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赴重庆举行和平谈判，另一方面，他又积极准备内战。国共和平谈判在重庆举行了四十三天，终于10月10日签订了《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双十协定》公布不久，蒋介石即撕毁协议，蓄意破坏和平、民主，大举向解放区发动军事进攻。
以美国为后台的蒋介石及其党羽们，经过密谋策划，强行接管沦陷多年的北平。10月10日，美国海军航空队进驻北平，10月中旬，国民党北平行营正式成立。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国民党军统特务等各派势力也相继入北平。曾饱受日伪蹂躏的北平人民，刚出火坑，又陷苦海。
久困峨嵋山的蒋介石，也披挂出征了。12月11日，蒋介石偕宋美龄自渝飞抵北平，住进交道口富丽堂皇的圆恩寺。
为了笼络人心，制造声势，蒋介石还在12月16日于北平故宫太和殿前，向北平大、中学生一万八千人“训话”，并当场宣布给学生们赠发救济面粉。蒋氏一行在北平逗留一周后，于18日飞往南京。
1946年1月7日，为解决停止内战问题的三人小组组成，举行首次会谈。三人小组成员是：国民党政府方面张群、中共方面周恩来、美国方面马歇尔。他们就有关停止内战，恢复交通，受降及遣俘等问题，进行了初步商谈。
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开幕的当天，国共双方代表签发了《关于停止国共冲突的命令和声明》以及《关于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1月13日，国共双方发布的停战令生效。2月14日，三人小组在重庆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谈。这时的三方成员，国民党政府方面换成张治中将军，中共和美国方面没有变动。
根据《关于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规定：“由政府、中共、美方代表参加在北平设立军事调处执行部，该执行部由委员三人组成之。”还规定了执行部下设若干执行小组，分赴各军事冲突地点进行调处。这时的北平，是一个全国瞩目的政治敏感的城市。
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自三方委员偕随员十五人由重庆市白驿机场乘飞机于1月13日抵平后，即正式宣布成立。其委员：
国民党政府代表是军令部第二厅厅长兼军统局副局长郑介民将军；
中共代表是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将军；
美国代表是驻华代办饶伯逊先生。
该执行部总部办公处设在协和医院。中共代表团驻在北京饭店二、三楼。中共代表团参谋长罗瑞卿中将、副参谋长耿飚少将、秘书长李克农少将等工作人员均在这里办公。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滕代远同志以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副参谋长的名义在北平设立八路军北平办事处，并担任叶剑英将军的军事顾问。
滕代远将军率领一批工作人员，于1946年2月9日由驻地飞抵北平。经过缜密筹划，花了一千七百万元法币(注：指国民党统治区流通使用的纸币，下同。)买下西单前京畿道十一号院。八路军北平办事处的筹备处就设在这里。
滕将军以合法的身分，亲自与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交涉。但是，一心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的国民党当局，害怕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扩大，坚决不同意公开挂出八路军北平办事处的招牌。由于国民党方面当时有求于我(如需解放区的粮食等物资)，所以后经双方反复磋商，才确定西单前京畿道十一号院对外称“滕公馆”，实际是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的驻北平办事处。
八路军北平办事处主任滕代远兼，副主任申伯纯，工作人员有十九名，大部分人着制式军服，佩带军衔，因工作需要，每人又备有便服。秘书李新、李平佩带中校军衔。
北平国民党当局，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对于中共方面的代表和八路军驻北平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极端仇恨，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对中共人员的正常活动，处处加以监视和限制。就在我八路军驻北平办事处筹备人员到北平不足两月时，即公然挑衅，制造了令人十分气愤的“四三”事件。
非法搜查无理捕人
4月3日晨3时，北平国民党军警宪特二十余人，荷枪实弹，包围了“滕公馆”，并闯入院内。办事处副主任申伯纯同志听到动静后，首先起身到院中与军警严正交涉。在大声吵嚷中，李新同志闻声而出，走到申伯纯同志身旁，请申入室休息，由他与国民党军警宪特论理。无理闯入“滕公馆”的国民党军警们的大声嚎叫，惊动得四邻不安。
一个高个子宪兵，上前质问李新：“你是干什么的?”二十九岁的李新理直气壮地说：“我是中共代表滕代远将军的秘书，是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工作人员。”那个宪兵立即以命令的口气，要李新集合全体人员，清查户口。李新斩钉截铁地说：“诸位且慢，‘滕公馆’是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驻北平办事处，是军事机关，不得干扰。”对方推脱说：“我们是奉上峰的命令行事。”这时，富有斗争经验的李新同志，经过一番思索，要军警们拿出他们上峰的“命令”或是“手谕”来。他们十分尴尬，大眼瞪小眼，谁也不敢拿，谁也拿不出来。
双方僵持许久，最后，那伙军警无理耍赖，竟提出要“滕公馆”工作人员去见他们的上峰，还要把在院内站着的其他人员一并带走。在场的我方人员，机智勇敢，挺身而出，一则怕李新同志一人前往不安全，二则想人多势众，都愿意同李新一块去。经考虑，李新等五人昂然地随着国民党军警宪特走出了“滕公馆”。这五位同志是：李新，八路军驻北平办事处中校秘书；李耕涛，晋察冀贸易公司经理；刘鸿达，晋察冀边区张家口市商会会长，他和李耕涛都是应国民党北平当局邀请前来洽谈商务的；张素华，八路军驻北平办事处中校秘书李平的夫人；李玉瑾，八路军驻北平办事处中校秘书李平的女儿(十二岁)。
与此同时，以北平警备司令部张靖、北平警察总局赵耀南为首，军警宪特等二百余人，武装包围宣武门外方壶斋九号(原为普通住宅)新华社北平分社及《解放三日刊》社编辑部。宣称要检查户口。
新华社北平分社社长兼《解放三日刊》总编辑钱俊瑞同志要他们拿出合法搜查证来。国民党军警宪特竟蛮横不予理睬，一拥而进，搜遍全体人员周身，在卧室内翻箱倒柜，但却没有发现任何“违法”物品。当即由钱俊瑞同志及国民党军警宪特各机关到场人员共同签字，证明该社全无违禁物品。
不多一会，上述军警宪特百余人，再次闯入新华社北平分社、《解放三日刊》社院内。以该社一部分工作人员“登记户口未竣”为由，张、赵二人蛮不讲理，先将电话把持，禁止与外界通话，并以欺骗的方式，将钱社长和马秘书强行逮往外二分局。钱俊瑞同志喝令他们：“要逮，逮我一个，一切由我负责!”并要求全社同志：“不得到我的命令，全体人员不得离开方壶斋一步!”
随后，张靖、赵耀南二人指挥便衣特务和武装军警宪兵，打破该社门窗玻璃，砸毁一部分家具，并且连推带扭地将姜君辰(《解放三日刊》副总编辑)、杨赓(编辑主任)、张维冷、鲁果、张蓓、吴之平、王中长、潘言祥、孙正、艾国立、董保身、秦健生、陈笑雨、郝毅亭等工作人员二十七人押送外二分局。
钱俊瑞和姜君辰等数十人被押至外二分局后，关在分局大院右侧没有门窗的敞棚里，他们机智地将被捕的消息用电话告知李克农。4日下午2时，外二分局又将他们押往北平警察总局。我方被捕人员纷纷提出强烈抗议，要求无条件释放我方被捕人员。
我方设在西四三道栅栏四十一号《解放三日刊》临时发行处，也同时遭到军警宪特武装包围，除炊事员、门房传达员、通讯员三人外，以办公室副主任马健民同志为首的十一名工作人员全遭逮捕，多人被殴打，数人致伤。军警们将我方人员两人捆成一组，解赴内四分局拘留所关押。身陷囹圄的我被捕人员，意志坚定，英勇顽强，同心协力，团结斗争。“滕公馆”被捕的五人，听从李新同志的指挥，配合得十分默契。警方让他们每人填一张《登记表》，表上虽然只有简单的几项：姓名、年龄、籍贯及事由等，李新看过后，十分恼怒，心想：“我们是来和你们讲理的，你们有什么资格传讯我们”，当即拒绝填写，并把《登记表》翻过来写了抗议，别人看他这样做了，也都纷纷翻过《登记表》，写成了抗议书。
关押在外二分局后转警察总局的钱俊瑞等二十九人，面对面地和警察当局讲理，揭露他们的非法行为，有理、有利、有节地和警方进行了不屈的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渴望和平民主的故都人民，期待着国共两党和平谈判成功，以便治理经过战乱而疮痍满目的国家。但是，要求和平民主的志士仁人，却遭逮捕殴打，人身安全毫无保障。就在警察局内二分局的院子里，扣留了许多群众，其中有知识界的，也有工商实业界的，还有妇孺。为了争取广大群众，扩大影响，我方被捕人员不失时机地就在国民党警官们的鼻子底下，展开了宣传战。李新大声疾呼：警察局有什么资格逮捕我们这些经过国民党当局同意来平的八路军工作人员?警察局有什么权利传讯经北平行营特邀来北平洽谈贸易大事的知名人士?慷慨激昂的演讲，既有大道理，也有具体实例，在场的群众都同情我方人员的遭遇，投以同情的目光。
内二分局院内，充满着尖锐斗争、激烈辩论的气氛。几个小时过去了。反动当局一计不成，又换新招。天亮后，警察局来人告知：“只要你们填写一张《愧悔书》便可释放。”同志们一听“愧悔”二字，当即给予严厉驳斥。李新同志说：“你们蹂躏法律，侵犯人身自由，还推卸罪责，实属无理之至。共产党、八路军，打日本，救中国，求和平，讲民主，何愧之有?有何可悔的?”李耕涛同志怒斥警方：“你们践踏法律，违背协定，蓄意破坏国共两党和平谈判，犯下罪行，失掉民心，你们才应该愧悔呢!”在一片怒斥声中，警官们理屈词穷，灰溜溜地钻到屋里去了。
事件发生后，滕代远将军向中共代表叶剑英将军报告了事件经过。叶将军立即向国民党北平行营、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北平市政府、军事调处执行部国民党政府代表郑介民、美国代表饶伯逊分别递交了抗议备忘录。据理驳斥“户口手续未竣”的借口，强烈指出该事件严重损害了军调处的尊严。
接着，滕代远将军来到了警察局内二分局。他代表叶剑英将军，亲切慰问我方被捕人员，对同志们的斗争精神给予鼓励。他指示被捕人员“斗争要注意策略，要适可而止，只要当局无条件释放，同志们即可回去。”滕代远将军还严厉地训斥了在场的警官。
叶剑英委员和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先后派李聚奎少将、陈雷中校持函慰问关押在外二分局的新华社北平分社、《解放三日刊》社的被捕人员。
经过中共人士多方努力和有效斗争，北平警察局负责人对李新等诡称：这次事件，实出于误会，下边的人不了解你们那里是军事机关，请贵方原谅。当场答应立即释放我方人员。
3日上午10时，北平警察局内二分局派一警官送李新等五人回到“滕公馆”。
滕代远将军看到光荣归来的勇士们，十分高兴，和他们一一握手，表示慰问。在场的战友们拍着手，喜笑颜开，情不自禁地唱起了解放区的歌曲。
揭露真相我方获胜
在北平古城，发生国民党军警宪特搜查八路军办事机构，无理干扰中共新闻单位之正常工作，并逮捕中共人员的事件，引起各界人士的关注。
八路军办事处秘书李新同志回到“滕公馆”后，李克农和滕代远同志深谋远虑，决定适时公布“四三”事件的真相，揭露国民党反动当局破坏和平的严重罪行。
4月3日晚7时，坐落在东长安街上的北京饭店，灯火辉煌，宾客盈门。宴会大厅里，坐满了中外人士，这就是中共代表团在这里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
应邀出席此次记者招待会的有驻北平中外记者30余人。《大公报》驻平著名女记者子罔兴致勃勃地提前来到会场。记者招待会由滕代远将军亲自主持。他首先阐述了“滕公馆”、新华社北平分社、《解放三日刊》社遭军警宪特非法搜查，45人被逮捕的经过。接着，即由《解放三日刊》女记者范元甄同志及刚被释放的李新同志分别报告了新华社北平分社、《解放三日刊》社、“滕公馆”工作人员遭受非法搜查、殴打侮辱、逮捕的详细情况。他们以事实为根据，无情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蓄意破坏国共和平谈判的行径。
在记者招待会上，中外新闻界人士耳闻目睹，获得了“四三”事件的真实情况：抗日战争胜利后，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在北平设立办事处，是根据蒋介石发表的“四项诺言”并经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亲口同意的，虽然不公开挂牌，但在北平警察局是以“滕公馆”的名义报了户口的。新华社北平分社和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三日刊》社，也是根据党派平等、言论自由的原则开展工作的。国民党军警宪特非法搜查八路军军事机关和中共新闻单位，并逮捕大批工作人员，企图制造分裂恐怖局面，罪责累累，罄竹难书。
滕代远将军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严正表示：中国共产党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主张国共和平谈判，建立广泛的民主统一战线，团结更多的人，建设新中国。
滕将军接着说：在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所在地，一夜之间，同时三处逮捕中共工作人员40余人，其中还有执行部我方官员，这真是耸人听闻的严重事件。任何反动势力都是吓不倒我们的。在北平别的党派有报纸，共产党也一定要有报纸，中共在北平办报，准也要办，不准也要办。
中外记者们目不转睛地听着滕将军的讲话。他理直气壮地向国民党北平当局强烈提出三项要求：
(一)立即全部释放中共被捕人员，弄清责任；
(二)依法惩办肇事者，对中共三机关道歉，并赔偿损失；
(三)保证今后不再发生此类事件。
出席中共代表团这次中外记者招待会的记者们，不少记者认为这是一次不寻常的记者招待会，是一次颇有意义的采访，难能可贵。人们对滕将军的军人风度和政治敏感力表示赞赏。有的记者还当面向滕将军提出要求，择机专题采访这位南征北战的八路军的高级将领。
4月4日上午，北平市警察总局陈焯局长访中共叶剑英委员，未晤。下午，叶剑英偕滕代远副参谋长，向北平市政府熊斌市长、警察总局陈焯局长当面交涉。熊斌表示对数百名武装军警宪特非法搜查、逮捕及殴打侮辱新华社北平分社、《解放三日刊》社、“滕公馆”工作人员一事，全不知情。
就在这一天，被关押在囚室的钱俊瑞同志，奋笔疾书，写了短文《我们被捕了》，并刊登在1946年4月5日《解放三日刊》第一版上。该文指出：
我们的被捕，不是因为像阴谋家们所说的什么“漏报户口”。我本人早已报了户口。
我们被捕了。正如往常一样，我们依然在奋斗的岗位上，为了人民的事业，我们将坚决奋斗到底……
刊登有钱俊瑞同志写的《我们被捕了》一文的《解放三日刊》在北平出版后，读者争相购阅，街头报摊很快销售一空。人们纷纷议论：文章写得好，言简意赅，一针见血，共产党人为群众说了话。
4日下午6时许，叶剑英委员约见北平市警察总局陈焯局长同到警察总局。当即与正在拘捕中的《解放三日刊》代社长钱俊瑞见面。叶剑英的当面论争，钱俊瑞的现身说法，在事实面前，陈焯慑于舆论与真理的压力，不得不被迫道歉赔礼。表示立即恢复全体被捕人员之自由，由警察局派人护送回馆。陈焯向我被捕人员当众道歉，假惺惺地表示“诸位受了很多委屈，很对不起”。他保证今后不对《解放三日刊》、新华社北平分社有所歧视，与社会新闻单位一视同仁。他还答应将负伤的张鸿烈同志护送到警察医院治疗。同志们通过囚室的门窗，看到亲人叶剑英同志，内心十分激动。
叶剑英同志指出：新闻工作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宣传真理，团结人民，战胜敌人的强大武器，新闻工作这个阵地不能丢掉。他勉励大家：同志们的战斗岗位是光荣的，要学会在逆境中做好革命工作的本领。
我全体被捕人员为顾全和平民主大局，决定先行回馆继续工作，至于要求惩凶、赔偿损失等项容后办理。至此，遭非法逮捕的新华社北平分社、《解放三日刊》社四十余人全部恢复自由。
斗争尚未结束。4月4日下午7时，新华社北平分社、《解放三日刊》社被捕人员在钱俊瑞同志率领下，纷纷登上我方派来的汽车，在宽阔的正阳门大街和长安街沿途高呼口号：“正义必然胜利”、“反对非法逮捕”、“保障人身自由”、“取消特务机关”……道路两旁围观的民众，挤得水泄不通，拍手称快，奔走相告：“被捕的中共人员回来了!”汽车缓缓驶向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驻地——南河沿北口路西的“翠明庄”大门口。八路军卫兵向战友们行持枪礼，在门口等候欢迎的队伍，一拥而上，同志们像久别的亲人一样，问寒问暖，紧紧握手，热泪盈眶。几位“小八路”还点燃了鞭炮，庆贺这场斗争的重大胜利。
当晚，翠明庄院主楼会议室里，灯光格外明亮。中共代表团为欢迎战友们胜利归来在这里举行慰问大会，这也是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们一次别有风味的茶话会。会场上有横幅欢迎标语，主席台上还摆着几十朵纸做的大红花，由领导给光荣归来的同志们佩戴。令人鼓舞的是叶剑英将军来到了会场，并讲了话。他高度赞扬同志们“不怕反动军警刺刀威胁，不为敌人的花言巧语所利诱，机智勇敢地坚持说理斗争，迫使北平军政当局无计可施，只好在真理和正义面前认输”。
至此，在“四三”事件中，被国民党北平反动当局非法逮捕的中共人员，包括“滕公馆”、新华社北平分社、《解放三日刊》社被抓人员，全部获释。一场尖锐的政治斗争结束了，我们赢得了胜利。
举国上下申张正义
“四三”事件发生后，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边区、华东解放区以及国民党统治区的西安、重庆、南京、上海等地的100多个新闻单位和机关团体发通电、寄慰问信，抗议国民党北平当局法西斯式的暴行。“四三”事件，轰动北平，震惊全国。
1.在北平为了让世人知道“四三”事件的真相，《解放三日刊》于4月5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滕代远将军公馆、新华社、解放报社遭非法搜查》的综合消息，还摘要刊登了滕代远将军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四三”事件发生后，《解放三日刊》在平津销售数量日益增多。
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人员，自动捐款5万8千元法币，派代表八人，携带慰问信、慰问品前往警察医院看望在此次事件中负伤的张鸿烈同志。
驻北平的《大公报》办事处，4月3日清晨获得“四三”事件的消息。女记者子罔和张高峰很快赶到《解放三日刊》编辑部和警察分局现场采访。子罔在外二分局与我方被捕人员钱俊瑞、杨赓同志接触时，刹那间杨赓同志把事先写好的一封信交给她。子罔一看信封上是给叶剑英同志的亲启信，心如明镜，巧妙地躲过警官的监视，转身走出警察分局。
富有采访经验的子罔，立即将撰写的“四三”事件目睹记，急电发往天津、上海《大公报》编辑部。
但是，在平津等地由国民党控制的报纸也就“四三”事件连篇累牍发表消息和评论，极力歪曲真相，颠倒黑白，掩人耳目，反诬共产党破坏和平民主。
2.在重庆正在重庆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共代表团的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秦邦宪等同志，为北平当局逮捕中共工作人员一事，于4月5日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严重抗议，敦促蒋介石亲自过问此事。
3.在延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接到叶剑英同志关于“四三”事件的电告后，立即讨论当前国内形势，制定战略措施，并向全国发出指示，号召全国高度警惕国民党“摘桃派”的阴谋活动。
新华社总社就此连续发出重要消息和评论，揭露国民党反动当局侵犯人身自由、破坏进步新闻事业、危害和平民主的罪恶行径。并赞扬了在“四三”事件斗争中我方人员那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善战的斗争艺术。
在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4月5日发表社论：《抗议非法搜捕北平解放报事件》。强烈抗议国民党反动当局非法搜捕“滕公馆”新华社北平分社、《解放三日刊》社工作人员的严重事件。
4.在全国各解放区惊悉北平“四三”事件后，致电、致函，声援战友，热情颂扬“四三”事件斗争中的英雄们。
4月8日，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将军发出一封热情洋溢的慰问信，转达了广大指战员们的战斗情谊。此信发至北平后，刊登在1946年4月11日《解放三日刊》第十七期三版上。
战斗在江、淮、河、汉的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山东省主席黎玉、苏皖军区政治委员邓子恢等代表山东、华中解放区军民对“四三”事件斗争中的同志们致以亲切的问候，并随慰问信附慰问金法币十万元。
北平发生“四三”事件的前夕，我调离北平回到晋冀鲁豫军区。当我们听到“四三”事件消息后，心潮澎湃。因为在蒙受罹难的人员中，不少是和我一起工作过的战友，我为他们的安全担忧。我所在的单位，也为他们发了慰问电。
在“四三”事件斗争中的全体同志，以实际行动再次证实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怕杀头，不怕流血，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这样自觉?不是别的，正是因为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他们有一个崇高的革命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