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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同志最后的日子
作者：魏久明
今年7月9日，胡绳同志叫我去，说要给我“交待任务”。下午3时，我来到了他的书房。简短寒暄后，他要我搬椅子坐在他对面，这样说话比较方便。他对我说，他想外出走走，一是去参观一些地方，二是边看边思考一些问题，主要是休息。
他说：我们先去烟台，然后去南方(这时北京很热，气温达到40℃)，你同我去，帮我做些事，出去联络安排工作由你负责，就“屈尊”了。我听胡绳同志这样讲，连忙不好意思地说：“您是我的领导，您交待的任务，我会努力去完成，没有问题，我随时听您的安排。”
接着，他又谈了半个小时，主要是讲他这次外出的计划、注意的事项和要做的准备工作等。我看他气色、精神都很好，谈到外出活动计划时，脸上露出兴奋的笑容。我说，我回去就积极做好准备工作。
从胡绳同志书房出来后，胡绳同志的秘书黎纲同志告诉我，胡老病情已经很严重了，医院要他住院治疗，不同意他外出；中央保健局也认为，根据目前胡绳同志的病情，随时可能出问题，应劝阻他外出。而胡绳同志本人不愿意住院，坚持要外出，他还期望能走进2001年!我听黎纲同志介绍的情况，心里很沉重，也感到责任重大。
寻找过去的脚印
7月16日，我们离开北京到山东烟台。这次出行，胡绳同志的计划，到烟台后，去威海转转，然后到大连，再转至上海；到10月、11月，秋凉了，回他老家苏州看看，有可能还要去湖北襄樊等地。
胡绳同志到烟台，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吴官正及省府、省政协及烟台市一些领导同志来看望胡绳同志。胡绳同志对他们说：“我和山东有缘。1948年我离开香港到当时党中央所在地河北平山西柏坡时，我就是经过海路从山东上岸，1949年元旦在济南过的。建国后，1954年召开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我作为山东省人民代表参加大会。会后，还以人民代表的身份到山东视察工作。后来，外国有些报刊介绍我，说胡绳，山东省人氏也。”他对山东的同志讲：“以后我对山东的生产建设和发展都比较注意，山东提出建造一个水上山东，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
1948年下半年，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中央组织在香港的党外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北上。这年10月，胡绳和连贯、翦伯赞、宦乡等人，为急于赶到河北平山解放区，他们从香港搭船到韩国的仁川港，从仁川乘船到大连，又从大连渡海到山东威海的成山头上岸。然后，乘犬车经文登、莱阳到青州，进入山东解放区。这时济南已经解放，他们到济南休整几天。又从济南乘火车到德州，从德州坐火车到石家庄，到达平山西柏坡。这次旅行，前后历时三个月。胡绳同志称这次行程是“一次不寻常的旅行”。1998年，胡绳同志80岁时，到过济南、青州等地，在青州写了一首诗：
平畴百坚麦苗稠，
指点前村是小楼。
五十年前鏖战地，
岂知身又到青州。
诗中指的前村小楼，就是他50年前路过青州时，中央山东分局的所在地。这次他在烟台，他常常坐在海边上看潮起潮落。今年夏天尽管很热，但傍晚的海风，仍然凉飕飕的。我们怕胡绳同志感冒，劝他回住所休息。他说：“不!我要看看太阳怎样落海的，看看晚上海浪潮的涌动。”我想，这时他在追忆1948年11月下旬，从大连乘小快艇，在黑夜冒着大风浪(这样可以避免遭遇国民党海军的拦截)渡过勃海湾的情景。由于船摇晃得厉害，同行几个都晕倒躺在船的仓底。第二天清晨到达成山头，在“尖头儿上”荒滩登陆，人难受得几乎站不起来。渡海警险痛苦的经历使他难以忘怀。这次到烟台，他几次提到要去威海，看看当年上岸的地方。他听说中央党史研究室在成山头办了党史干部培训中心，很关心。因为身体的原因，没有成行。1998年7月，他写了一首《海滨》的诗反映了他的心情：“范范大海久忘年，半世人间百事迁。芳草茸茸接天碧，怅然难觅归时园。”后来，他让他的儿子、孙子去走了一趟。他们参观回来后，告诉他当年上岸的荒滩上，已经建立起了现代化的港口，渔民都住上了小洋楼，这个村(栖霞村)花了六千万元，建起了“野生动物园”，有狮子、老虎、大象、海豹等，他听了很惊讶，又非常高兴。8月3日，胡绳同志专程到烟台南郊“南海明珠”海滩的堤岸上，观赏渔民修建的一排排小洋楼和海上乐园，白墙、红瓦、青山和金黄沙滩及蓝色的大海，构成一幅五彩绚丽的海岸风景线，胡绳同志对陪同的市区领导及工作人员说：过去农民、渔民都很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政策，给了农民自主权，他们的产品进入市场，很快富起来了，说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得对呀!
回顾成长的道路
8月8日，胡绳同志到达上海。到达后的第三天，他就提出要求每隔一天安排他到革命旧址、纪念馆、体现现代化建设成果的胜地，以及他过去在上海工作、生活过的地方去参观。他亲自列出了八个地方的名单，有些地名是解放前的名字，50岁以下的人都不太清楚了。比如当年叫的“法国公园”，新中国成立后改名为“复兴公园”。胡绳同志年轻时，常和同学、朋友到这里玩耍。夏天的时候，他躺在公园的青石板坐椅上，边乘凉，边对照书本查看天上星座的位置。胡绳同志说，他的天文知识就是这样学到的。这次他重游公园，要公园主任给他找当时他常坐的那把石椅，去看常会见朋友的玫瑰园。找到以后，他兴致勃勃地在石椅旁和玫瑰园盛开的玫瑰花边，拍照留念。后来我们问他，你为什么对玫瑰园如此情有独钟，他说：“这是个人的秘密。”“是不是在这里会见女朋友呀?”我们又问他。他笑着说：“无可奉告。”
胡绳同志少年聪慧，从小勤奋自学。他读书速度很快，可以说一目十行，过目不忘。他9岁开始上学读书，读小学是从五年级开始的，读了二年就升苏州中学。1931年，他在苏州中学读书，“九·一八”事变爆发，沉重的民族危机激起他强烈的爱国热情。他说：我在苏州中学读书时，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并和同学一起办了纪念马克思逝世50周年的壁报。30年代，上海革命思潮很活跃。我15岁离开了家乡，1933年秋，只身来到上海选了一所比较好的中学――徐家汇复兴中学读书。这次在上海，他又去看了母校，会见了健在的都已年过80岁的老同学，看了新建的现代化的教学大楼后，还特别看了他当年读书的旧教室和活动场所。1992年他曾到复兴中学参观过，当时信手提诗，写道：“雨雨风风六十秋，弦歌旧地忽重游。”这次他重访母校，感情更加深沉。他说：那时我到上海读书，使我更加广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书，接触文化界进步青年，打开对革命认识的眼界，走上革命道路的第一站。当时，他为了了解世界的革命形势，还到上海卡德路的世界语者协会，学习世界语。他在参加“中国普罗世界语省联盟”的革命活动中，结识了胡乔木同志。胡乔木同志常到胡绳同志住的环龙路的亭子间，谈论政治、理想、社会问题，有时聊到通宵，就睡在胡绳同志住处。这时，他们就结下来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他告诉我们，1934年夏，16岁时考上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那年，他以胡绳的笔名，写了一篇批判北大哲学系老师的资产阶级哲学思想的文章，引起北大哲学系和北大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注意。当时，地下党派扬帆同志(当时也是北大学生)和他接触，约他到东单一家餐馆，“请胡绳先生吃饭”。胡绳同志说：杨帆开始以为我是一位独立撰稿的老先生，一见面，才知道我是北大读书的小大学生(当时我个子不高)。我们谈得很投机，他请我帮助办杂志，因为我要坚持学习，没有接受。从此，胡绳同志和中共地下党组织保持密切的联系。
1935年夏，他回到上海，一边从事革命工作，一边自学和写作，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和古典哲学。胡绳同志说：一天，很偶然的机会，我在电车上碰到上海生活书店总编辑张仲实先生。他问我，能不能为生活书店编辑出版的《青年自学丛书》写本书。这套丛书本八章，参加写作的有钱亦石、柳■、艾思奇、何干之、钱俊瑞、茅盾、孙起孟等人。我当时问他：写什么呀?他想了一下，说：写《哲学人生观》怎样?我听了这个题目，认为能写，但得考虑一下，看能不能写好。我对张说，我回去想想，过几天答复你。张仲实爽快地说：好!我等你的决定。过了几天，我到上海福州路的生活书店编辑部找了张仲实，确定写这本书。胡绳同志用3个月时间，1936年1月，他19岁生日时，写出了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为指导的《新哲学的人生观》一书。这样，在三十年代上海的左翼文化界，就流传胡“神童”的称号。胡绳同志这本“献给千万刻苦奋斗的青年”的书，当时成为激励青年革命和进步的书，多次再版，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影响，以致国民党把它作为“阐述确定人生观须以唯物强论根据，以唯物论辩证法作准则”的“鼓吹偏激思想”的书，而加以查禁。
这是63年前的往事了。63年后的今天，胡绳同志又完成了一生最后一部著作：《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这部著作是他这次离京前脱稿的。他冒着暑日40℃的高温，修改完最后一批稿子。10月27日，在他住进上海华东医院的前一天，看到了这本书的样书。这是他自谓：七十八十稍知天命写下的一部最重要的著作。此后不到十天，就与世长辞了。
谈到写作，胡绳同志说：回顾我过去写作的生涯，一生写的文章中，虽然有一些可以说有或多或少的学术性，但总的来说无一篇不是和当时的政治相关的。从《胡绳全书》和他的其他著作来看，确实如此。胡绳同志总是围绕党的事业发展，注意时代需要和人民需要而写作。他的一生，从提倡树立革命人生观写起，写到最后，有力地论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性，强调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对在二十一世纪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充满信心。
胡绳同志到上海后，8月14日，他首次出去活动，参观中共一大会址。虽然他坐着轮椅，仍坚持上二楼看党的一大召开的会议室。当他看到会议室墙上挂着毛泽东、董必武等出席一大代表的照片时，沉思了许久。中国共产党就是从这里起步的，现在走过将近八十年的风雨历程，黑暗的中国已经变成光明的中国了。回顾历史的变迁，感慨万分他跟着党的轨迹，走过一生的道路。“生逢乱世歌慷慨，老遇明时倍旺神。天命难知频破怒，尘凡多变敢求真。”这是他80岁时写下的盛言。参观完毕后，当馆长请他题词时，他说：“让我回去好好想想，再给你们写。”他先在签名薄上写了“2000年瞻仰一大会址胡绳8.14日”
为了这个题词，胡绳同志连续三天晚上睡不着觉，白天有时整个上午坐在那里沉思。他亲自提笔拟了三次稿子，有的写得很长。我们考虑胡绳同志视力不好，写字时手有些颤抖，建议他写短一点。后来他说，就写八个大字吧：“道路曲折，前途光明。”后来，他又深思了一天，逐字斟酌，终于写了十二个字：“曲折有时难免，前途定是光明。胡绳”这是胡绳同志留下的最后的墨宝，也是他对党艰苦卓绝斗争历史看法的总结，是对党的革命事业光明前景信念的表达。
和病魔顽强的斗争
胡绳同志这次出行，医院的大夫和中央保健局的同志是勉强同意的，医生说，像他这样的病人，早就躺在床上不能动弹了。但是胡绳同志不愿躺在医院里。听说同意他出外，很兴奋。他说：这次我们是开了通行证出去的。到了烟台，他每天按时作息，上午有时看报纸、写日记，接待客人；下午做操，散步。每隔几天，外出参观。他饮食口味极佳，有时食量比小伙子吃的还多，也尽量多吃，吸收消化能力很强，他的体重一直没有减少。从表面上看，气色很好，身体壮实。他会见来烟台的一些中央领导同志，及山东省和烟台市一些党政领导干部，谈话时思维敏捷语言简洁，意思表达准确，完全看不出是一个身患重病的人。
胡绳同志自己也不把病痛放在话下，仍然照常工作、写作。他次外出，带来了对理论和现实问题的思考，带来了未了的工作和心愿。比如，他这次就带了为上海复旦中学的老同学黄克定先生著作写序言的“任务”。这位老同学，1944年在浙江老家参加新四军，解放战争时转战到东北。新中国成立后，在辽宁省从事教育、财务工作。他爱好文学和古代汉语，有深厚的古文功底。但他一直处境艰难，特别是在“文革”下放在辽西偏辟落后的农村劳动。在饥寒和艰苦劳动的条件下，每日深更夜静妻儿熟睡之后，在小油灯下，研究很少人问津的一门冷僻枯燥的学问——汉语“音韵学”，用了30年时间，写出一部学术专著：《从〈诗经〉到〈中原音韵〉》。这部书从中国最早诗歌总集《诗经》优美自然和谐的音节谈起，一直写到元代反映北方语言的巨著《中原音韵》，概述了从远古周秦汉魏晋北朝，到唐宋元代的上古、中古时期汉语音韵沿革和发展，历史跨度2000多年。黄克定完成书稿后，想请这位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老同学胡绳同志写序言。胡绳同志在中学读书时，对这位老同学并没有什么交往，他对我说：“我当时还记不起这位同学的样子。”因学术交流，使他和这位老同学常有书信来往。胡绳同志答应为他写序，并不因为黄克定是他的同学，而是黄克定刻苦钻研的精神使他感动，对他从事的学术研究有独到见解表示赞扬。胡绳同志说，我对“音韵学”没有研究，但对这样搞学术研究的人，应该给予鼓励。他从烟台到上海，常常思考这篇序言如何写。有时半夜醒了，睡不着，起来提笔写这篇文章。我们几次用别办法，分散他的精力，把写序言的事放一放，但没有达到目的。最后在上海，在今年国庆节前夕，终于把这篇序言写完。胡绳同志在序中写道：“我对音韵学是门外汉，没有发言权。”但是，“黄克定先生不是专业研究人员，他用数十年业余时间投身于这一冷僻、艰深的研究领域，其条件之艰苦，毅力之强，用功之深，处处表现了一种学人对学术事业的执着追求和献身精神，是值得称赞和佩服的。”他写完这篇序言感到很轻松愉快，一笔“老账”还了。这是胡绳同志写的最后一篇文章。
胡绳同志虽然患有严重的疾病，但是在他的思想上没有由工作到治病休养的转变。而他的疾病却不可逆转地发展着，有些症状证明，随时有发生危险的可能性。山东省和烟台市的医疗专家多次检查，都认为胡绳同志应立即住院治疗。于是向中央写了报告，李瑞环、曾庆红同志立即批示，要动员胡绳同志回北京住院治疗。全国政协副主席陈锦华同志受李瑞环同志委托，在烟台劝胡绳同志回北京治病。胡绳同志仍然没有接受住院治病的意见。这样，他没有去威海、大连，于7月9日从烟台动身，8月8日到达上海。
巨大的关怀
今年国庆节后，胡绳同志身体明显不行了。他外出活动体力难以支撑，做操时手难以抬起来，走路时迈不开脚步，每走几步路就不停地喘气，有时一天昏睡16个小时。
10月23日，中央保健局、北京和上海的多位医疗专家，经过全面检查，力劝胡绳同志住院治病，胡绳同志仍然说：“此事以后再说。”经过几天工作，胡绳同志对不住院的思想有些松动了。27日早餐，他吃了很多，稀饭、点心、牛奶等，量足足有四碗。大家看他吃了这么多，很高兴，称赞说：“您今天的味口真好。”胡绳同志平静并带点诙谐的口气回答：“今天不多吃点，以后就吃不到了。”脸上呈现少有的笑容。我们听了他说的话，一阵酸痛袭击心头。
10月28日下午，胡绳同志住进华东医院。29日晚9时，呼吸呈现衰竭，9时50分因窒息心脏停止跳动。经过抢救，10时20分心脏恢复正常跳动，血压平稳。当刚刚抢救过来后的50分，深夜11时10分，黄菊同志和上海市委的几位领导同志，匆匆赶到医院。这时胡绳同志已经清醒。黄菊同志弯着腰，贴近胡绳同志轻轻地说道：“胡老，胡老!我是黄菊，江泽民总书记打来电话，他很关心您!要我代表他，我还代上海市委向您表示慰问。”胡绳同志听后点点头，表示感谢。随后，黄菊同志招呼市委其他领导同志，轻轻走出病房。在病房门口，他对医院领导作了一些交待。在告别时，握着我的手说：“你们有什么事，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找我。我工作忙，如果找不到我，你就打电话给市委办公厅，他们会立即告诉我的。”我请他转告对江泽民总书记的慰问表示感谢，对他及上海市委的慰问也表示感谢。黄菊同志赶忙说：“胡绳同志是我们党内学术渊博的理论家，我们都读过他写的书，受过他的教育，我们都很敬重他。我和上海市的同志能为他尽些力，为他服务，是应该的。”他要我赶快回去，照顾病房工作，胡绳同志病情仍在危险期。他说：“医院要做的杀虫，我都交待了。”
这些天，上海市举办好几个国际性的大活动，工作最忙的徐匡迪市长于第二天（30日）下午4时，也赶到医院。他对我们解释：本来他昨天深夜12时刚忙完工作之后，想来医院看胡绳同志的，他打电话与黄菊同志联系，黄菊同志告诉他：我刚从医院回来，抢救工作还顺利，胡绳同志正在休息，这么晚了，你就不要去打扰了。徐市长说，今天我处理几件急事，是直接从工作现场赶过来的。他说：“我只有一个愿望，祝胡老恢复健康！”
徐市长走进病房，胡绳同志正睡着。我见市长来了，在胡绳同志耳边，轻轻地说：“胡绳同志，上海市徐市长来看您！”胡绳同志闭着眼睛，没有反映。徐市长走到胡绳同志床头，贴进耳边说：“我是徐匡迪，我来看您来了！”连说了两遍，胡绳同志确实睡睡着。医生想叫醒他，徐市长连忙阻止，说：“让胡老休息，不要惊动他了，现在要紧的是让他安静地休息。徐匡迪同志走出病房后，转身对我们说：“上海的条件、包括治疗水平，不如北京，但是，华东医院治疗老年性疾病，还是有经验的。我们把服务工作加强些，努力把治疗工作搞好。”后来又一再说了有什么事要办的，可以随时找他的话。
胡绳同志病威及抢救的信息，很快传到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有关部门。30日上午，全国政协、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史研究室等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乘飞机赶到上海，来看望胡绳同志。上午9时，电话传来了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对胡绳同志的慰问，9时半，电话又传来了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对胡绳同志的慰问。下午3时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张道成来到医院，向胡绳同志转达了江泽民总书记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转达了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及其他各位副主席对胡绳同志的慰问，3时40分，胡锦涛同志处又来电话，询问胡绳同志病情及治疗情况，并向胡绳同志文汇。5时，国务院总理朱基打电话给上海市委，请市委传达他对胡绳同志的慰问，请胡绳同志安心治疗休养，早日康复。他还要求上海市医疗部门，想一切办法，对胡绳同志的病进行精心治疗。5时半，市委常委、秘书长宋仪侨，带着朱总理的电话纪录稿来到医院，在胡绳同志的病床边，逐字逐句念给胡绳同志听。胡绳同志虽然没有睁开眼睛，但可以看出他在静静地听着。宋秘书长念完电话记录稿后，凑近胡绳同志，问：“胡老！我传达朱总理的话，您听到没有？”胡绳同志缓缓地点了头。虽然他的病情仍处在危险期，但是他的思维是清晰的。今天中央领导同志多次来电对他的慰问、问候，有时他听后嘴唇在蠕动，想说话，但说不出来，他想表达对党、对中央领导同志对他的关怀、慰问，以真执的谢意。
这天下午4时半，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陈■，来到医院，向胡绳同志说：中央党史研究室几位领导同志和全室同志都很关心你，要我代表他们向您表示慰问。胡绳同志听了，先是艰难地伸出右手，后又伸左手，和陈■同志握手，表示感谢。
傍晚6时，当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领导同志到病房看望胡绳同志时，政治局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铁映直接打电话到病房，向他们了解胡绳同志的病情。接着，他要在现场主持抢救治疗的华东医院王院长接电话。李铁映同志说：“你们要全力以赴，凡能用上的措施都上。”“你每天直接给我送一份病情简报，有什么困难找我！”这时，上海市政协主席王立平正赶到医院看望胡绳同志，他也对王院长说：“胡绳同志是国宝，你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抢救，不要有什么闪失!”王院长回答：“胡绳同志是首长，也是我们敬重的导师。我年轻时读过他写的书，曾影响我们这一辈人成长。我们会以高度的责任感和深厚的情意，来做好我们的抢救和治疗工作。”
10月31日这天，第一个来看望胡绳同志的是钱伟长老人。上午9时，钱伟长站在胡绳的病床前，看到年轻时一同在苏州中学读书的老同学静静地躺着，嘴上罩着人工呼吸器，一种伤感涌上心头。他喃喃地说：“前些天我看他时，还好好的，今天就……”胡绳同志知道钱老来看他，欲伸出手来和他握手。钱老连忙说：“不必了，不必了!你好好休息，多休息就会好的。”钱伟长老人走出病房，心里很沉重，说：“在苏州中学读书的我们那批同学中，只有我和胡绳还在。胡绳一生勤奋敬业，他太辛苦了，太劳累了，也太艰难了!不然他可以多活几年。”老人眼睛湿润了，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下一辈子希望他能好好休息，不要像现在活得这么累。”
这天下午，胡绳同志精神转好。他在病房见了，北京来的和在上海的每位宣传教育理论界的著名学者。虽然胡绳同志不能讲话，但是他用眼睛、脸部表情和手势动作，进行交流，表达他对来探望者的理解和感激之情。特别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任建新及他的夫人来看他时，情绪■■。任建新同志对胡绳同志说：李瑞环同志要我代表他，代表全国政协各位副主席及全国政协全体同志，来看望你。他说：“党中央、上海市委很关心，这里治疗条件很好，医院已经采取了一切措施对你的病进行治疗，请你放心。”这时胡绳同志有些激动，张开嘴发出“呵、呵”的声音，显示他在说话，但不能说出准确的话音。任建新立即紧紧握着胡绳的手，说：“你不要说了，等你病好了，我们再聊。”胡绳点点头，平静下来。任建新夫人走进看胡绳同志，说：“胡老，您认识我吗？”胡绳点点头，咧嘴笑了，显得很兴奋。当任建新夫妇向胡绳告别时，胡绳双手合着，举手作揖，示意再见。
下午3时半，医院给胡绳同志动了手术，改善呼吸及其他症状。手术非常成功。几天以后，病情一天比一天好转。11月4日整天，胡绳同志精神特别好，会见了亲朋友好。并多次表示意想讲话，有些事要交待。后来用一块小写字版，请他用笔写。由于他躺在病床上，用手摸着写的，字迹难遗辨明。医生会诊，认为胡绳同志的病情虽然尚未脱离危险，但正在好转之中。
就在这天深夜，胡绳同志病情突然逆转，经多次抢救无效。于11月5日清晨8时10分，胡绳同志迈着坚实的步伐，走完了人生最后的历程。
最后的交待
在胡绳同志离别我们之前，曾几次要找我和白小麦、黎钢同志开会，交办一些事。特别是10月24日，在他住院的前几天，又提出要开一次会，说有些事要交待。遗憾的是，这时他已经处于半昏睡状态，来不及讲了。他在烟台、上海期间交待的事，有以下几点。他说：
第一，希望加强社会主义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研究。现代科学技术及经济和社会发展很快，相对来说，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滞后。社会发展中不断出现的许多新的问题，难以及时判断和认识，更谈不上超前预测了。加强社会主义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研究很有必要。我们不仅要在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创造奇迹，而且还要在建立社会主义新型社会模式上创造奇迹。
第二，我提倡创办的青年学术奖励基金，是为了推动培养青年社会科学家，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科学的发展。我希望这个奖励基金的活动能够继续办下去。不要我不在了，就中断了。
第三，我把我大批藏书捐赠给湖北省襄樊市图书馆，希望各地学者能去看看，发挥它的作用。
胡绳同志交办的事，我们会向有关部门和同志反映，并协同努力去完成。
胡绳同志，安息吧!
写于2000年1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