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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贵善疑
作者：丁伟志
《知疑》那篇，也多少说到了善疑的必要，比如说不可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地无所不问，而应该善于区别轻重缓急，抓住该问该疑的“要害”，提出实质性的问题来，等等。但那只是强调了要在众多问题中舍弃无关紧要的、选出重要的问题来疑来问，并未能把“善疑”的必要与意义说得完善。
学习过程中，要做到“善疑”，首要的前提大约在于，能够于常人不疑处，提得出准确而深刻的疑问来。对于学习者来说，能不能独立地提出准确而深刻的问题来，可是一桩严肃的考验。这确实需要深思，而且需要博学；如果只是装模做样地摆出一副深沉的表情，提出的却是些浮皮潦草的问题、甚至是些荒唐不堪的问题，那可免不了要弄巧成拙，当众出丑，现出自己不学不思的原形来。
多说空话无益，且举两个高水平的“善疑”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华罗庚疑《塞下曲》。这是去年8月间在一家报纸上看到的。
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是现代自然科学家中能够作旧体诗，而且能把诗写得清新可喜的一位。让他发生疑问的《塞下曲》，是唐代诗人卢纶所作流传极广的五言绝句之一。诗曰：
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
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这首诗，千多年来脍炙人口，谁也没有提出过什么疑问或批评来。可是我们的数学家对它生疑了，于是写了一首质疑的诗，也是五言绝句。诗曰：
北方大雪时，群雁早南归。
月黑天高处，怎得见雁飞?
试问，能不对华先生的“善疑”叫绝吗?他凭借对常识的准确把握，缜密的推理，把卢诗之病明明白白地解析出来，叫人一目了然，即使卢纶复起大约也无法置辩了。当我读到华先生的这首诗时，不能不由衷佩服而感叹不已。我至今能够倒背如流的唐诗并不多了，不过收进了《唐诗三百首》的卢纶这首诗，是背得滚瓜烂熟的，可我怎么就从来没有觉察出它存在着这些明摆着的常识性错误呢?看来是对名诗的崇拜，使得我丧失了独立思考的精神。
第二个例子是赴朴初疑《蔡文姬》。赵老是词曲大家，这是人所共知的。但他以词曲形式作文艺评论的事例，我仅在1980年11月16日的《文汇报》上见过一次，题目是：《观演〈蔡文姬〉剧有作三首》。三首词曲，不只是说说观感，而且是相当明朗地提出了自己对该剧的见解，提出了疑问和批评，真是别致极了。堪称当代中国文坛的一段佳话，同时又是一个难得的“善疑”的典范。
赵朴老的第一首是《竹枝》：
黥头刖足语堪哀，不道成书有女回。
了却伯喈千古恨，九原应感郭公才。
这是借托蔡邕，婉转地表示对郭沫若作《蔡文姬》剧的成绩的肯定。赵朴老写此，并列作第一首，除表达自己对此剧也有肯定的评价外，或许赵朴老还想让人们读到以下两首诗时，不要误以为他完全不赞成郭氏此剧。
且看第二首《鹧鸪天》：
玉佩明望俨然，骊歌肠断草原天。忍抛稚子三千里，换得胡笳十八篇。
家再破，梦难圆，中郎志业几分传?和亲肯迁王姬嫁，毕竟唐文汉武贤。
直接批评的是曹操，说他把蔡文姬从匈奴索回，于继承其父事业究竟能有多大补益颇值得怀疑，何况还闹得文姬弃家抛子，凄凄惨惨，这哪里比得上汉唐实行的和亲举措近乎人情呢?批评的是曹操“文姬归汉”的做法，当然也就批评了歌颂这种做法的郭著《蔡文姬》。赵朴老在这里是巧妙而尖锐地指出，曹操这种并不高明的处置，何必把它说成是雄才大略的英明伟业呢?
第三首曲：《快活三带过朝天子四换头》，则把曹操强行接回蔡文姬之举所造成的于政治于人之常情均得不偿失的悲剧后果，揭示得淋漓尽致。曲曰:
左贤王拔剑砍地，镇日价女哭儿啼。进门来惨惨凄凄，出门去寻寻觅觅。千里，万里，处处是伤心地。胡笳做弄蔡文姬，怨续哀弦难理。迁使何为?赎身何意?我道曹公差矣!谓中郎有遗书，有女儿能诵记，只消寄个纸笔。睦邻大计，更要将心比他意。常通声气，频传消息，何如认个亲戚?和吐蕃的唐太宗，和乌孙的汉武帝，都比你，有主意。
这不仅把曹操的失策，用接近口语的话，揭示得明明白白，而且还提高到对待外族(或外国)应该施行什么样国策的高度，加以评论。本来是“只消寄个纸笔”就能办得妥妥当当的事，何苦硬要把蔡文姬给赎回来，既破坏了人家家庭的幸福，又有损于睦邻国策呢?《蔡文姬》一剧，把文姬归汉一事，演绎成曹操的一桩永垂青史的事迹，讴歌称颂不已，实在是值得商榷的。赵朴老的本事，真令人赞叹，换个像我这样水平的人，要把这么个问题说清楚，少说也得写上几千字，可赵朴老似乎用信手拈来的几句话，便轻轻松松地把花花绿绿的“蒙头巾”给揭开了。
《蔡文姬》一剧，早就给了我颇深的印象。那是它还没有上演的时候，我们沾着和中宣部在一个楼上办公的光，得以看到了它的稿本(打印本)。当时郭老声望极隆，虽然上边有“看看大家有什么意见”的招呼，可是大家都不说什么；不过私下里信得过的三两好友，免不了悄悄说上几句怪话：“郭老怎么会把剧本写成这么个样子呢?”当时，大家不像赵老这样的高明，并没有看出《蔡文姬》在内容上观点上存在什么问题，只不过是觉得写得十分肤浅潦草，挺枯燥，没趣味；就像他写的那些“百花诗”简直没有什么诗意一样，有损文豪的声誉。这些议论，那时当然无处去说。不过大家那时对郭老并无成见，所以有幸到首都剧场去看了人艺刁光覃、朱琳主演的《蔡文姬》彩排之后，立即印象大变。私下不免又说：“没想到会这么好看!”不过底下还接着有句话：“人艺的导演和演员，本事真大!”
记得是1965年年底，周扬有一次到马列主义研究院召集过一个小型会议，会上他说了许多话，从批判《海瑞罢官》，到批判《多余的话》，到《蔡文姬》，一路讲下来。当他说到“借古讽今”时说，把古人现代化的事是常有的，郭老的《蔡文姬》就是把他个人现在的感受写到了古人身上。郭老是把蔡文姬比作他自己，把曹操写成了毛主席。接着笑着说：“郭老的好处是他不是在借古讽今。”当时我听了周扬的这番议论，心里想郭老真是一身文人才子的浪漫气质，怪不得《蔡文姬》会写得那么夸张。而且还由此联想到了《替曹操翻案》的那段公案，恍惚觉得那似乎也是写给毛主席看的，心里挺别扭的。可是我一直没有觉察历来对“文姬归汉”一事的肯定，以及《蔡文姬》对此事的褒扬，在评论准则上有什么不妥之处。直到二十多年以后，读到赵朴老的词曲，我才明白在这个问题上，自己的脑袋里装的，原来是一盆浆糊。
一旦剥去混淆耳目的外衣，真理总是显得平实、明白、易懂，这就像爽风一阵把云雾扫开露出青天那样。赵朴初老先生，和华罗庚老先生一样，在一件不大的“文事”上，偶尔露了一手“拨云见日”的真功夫。这功夫，可不是轻易就能学会的。
在我看来，华、赵二老，之所以能于常人尽信之文、尽信之事中，提出独到见解，质疑问难，道出真知灼见，这首先是在于他们有着深厚的文化积累。学与思之间具有相得益彰的互补性，在这里表现得至为清楚。
博学，是深思明识的基础。一位数学家、一位佛学家，他们在自己的专业之外，偶尔为之的文事涉猎，竟然举重若轻，发人所未发，提出如此深刻的问题，做出如此的雄论辩证；如果没有深厚的学识根底，那自然是绝对做不到的。不学而思而疑的人，历来是大有人在的，但那免不了思的肤浅，甚至疑的荒唐。仅就治学而言，不学而疑，必定会走火入魔，闹成疑神疑鬼的胡思乱想，于学术事业有害无益。
不过，博学者并非均能深思明辩。博闻强记的饱学之士，也屡屡有思维并不活跃敏捷的。且不说古往今来果真有“学而不思”的“书库”式人物，但至少可以断定，历来确实是有一些不大会提出疑问、不怎么善于提出疑问的学问家 。也许是我孤陋寡闻，我没有听说过那么多研究唐诗的专家中有人提出过数学家华先生对卢纶《塞下曲》的质疑，也没有听说过研究三国魏晋的学者们有谁对郭沫若的《蔡文姬》提出过不同意见。不学小子之如我，在这里斗胆说句不大恭敬的话，窃以为华、赵二位，在汉、唐历史文学的专业范围内，知识的积累与熟稔，不见得能比得上以从事该领域研究为终身专业的专家们，但是，在我所看到的这样的特例上，华、赵二位确实提出了专家们没有想到的独到见解。整体学术水平，自然从这样个别的特例中不好作出评判，但是至少可以说，在这特定的例子上，两位老先生想了其他专家们所未曾想过的事和理。也就是说，至少是在这样别人没有动脑筋的地方，他们两位动了脑筋；在这样大家熟视无睹的问题上，他们二位敢于想敢于疑，善于想善于疑。所想所疑的题目，固然也不好说是具有什么特别不得了的学术上的意义，但是他们的所想所疑，却无疑是表现出了深沉而自信的独立思考精神，亦即善于怀疑的科学探索精神。大概可以断言，这种独立思考的精神、善于怀疑的精神，当是推动学术发展的契机。学术只能在善于怀疑中推陈出新，这对于自然科学也好，社会科学也好，人文学科也好，的确是概莫能外的常规。
“善疑”，除了必须有深厚的学识根底之外，无疑还得有探索的勇气。碰到习以为常的定论，你敢犯众意吗?碰到权威人士的权威见解，你敢去挑战吗?华、赵二位，或不为流传千年、家喻户晓的唐诗名篇所束，或不为名满天下、一代文豪郭老的名望所拘，提出了独到的真知灼见，不仅持之有据，言之成理，而且坦诚直率，无所顾忌。假如学者缺乏这种勇敢的“善疑”精神，或者他们所处的学术环境不允许进行这种标新立异的探索，那么学术自然就会缺乏生机，“百家争鸣”的局面自然也就无法形成。
作为“善疑”的对立面的，除了“不疑”外，自然还有“不善疑”——即“疑而不善”或“疑而不当”。就做好学问来说，不会疑固然不行，多疑而不当或不善，亦必定无益于学。人格中的狐疑，即马克思所讨厌的那一种，是近乎病态的心理缺陷。用“狐疑”的态度当然做不好学问，算不得是真正“知疑”。“学贵知疑”，顺理成章地要求以“善疑”为题内应有之义。只有“善疑”，才算得上是名副其实的“知疑”。
2000年5月9日改定
赵朴老于近日逝世，中国文化界又失去了一位长者，闻之令人神伤。谨将月初所写小文附梓，聊表寸心。
作者附记2000年5月31日于京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