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8期
从菲律宾回来的革命家
作者：黄 薇
许立同志于1905年1月8日出生于福建省晋江县石龟村。小名许经表，侨居国外时名许敬诚。许立未满三岁母亲就去世了。1917年12岁时，随继母到香港。1918年，在香港育才书社念书；1921年入圣保罗书院就读，熟谙英语。当时他亲眼看到海员举行大罢工并发展为同盟总罢工，在祖国人民的支援下，罢工获得了胜利；受到“工人阶级团结斗争就是力量”的启发，他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在革命思想的教育下，立志从事工人运动。
二十年代初，许立遵父命去到菲律宾，当过商店职员和小学教员。国内“五卅”惨案发生后，许立同一些革命青年开展声援上海工人和学生的活动，并发起组织“华侨工人协会”。1926年秋，在上海复旦大学从事学生运动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林星秋，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派遣下来到菲律宾，在华侨中开展革命活动，发展团员、建立团组织。正在从事职工运动的许立，便被吸收加入共青团，并成为团的领导人之一。“四·一二”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后，林星秋、许立等团结进步华侨青年成立“菲律宾华侨总工会”。1929年夏，许立代表菲律宾华侨工会，出席在上海召开的泛太平洋职工代表大会。1930年春，许立被派去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这期间，他还列席了苏联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11月，许立返回菲律宾后，仍在华侨界服务和从事职工运动。这时他已是中共党员。
1937年“七·七”事变，许立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纲领，并且推动成立了各种抗日救亡团体，组织了一批又一批华侨革命青年回国学习和参军。领导菲律宾各地华侨抗日进步团体发动爱国侨胞，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祖国抗战，并于1940年5月1日创办了向海外华人宣传共产党、八路军抗日实绩的《建国报》。
日寇侵菲，坚持抗日武装斗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和战友们一起，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和扩大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的号召，高举武装抗日反法西斯旗帜，成立了“菲律宾华侨抗日反奸大同盟”、创办了抗日地下报纸《华侨导报》，并且建立了菲律宾华侨游击队，与当地人民和盟军并肩战斗，一直坚持到日本投降。在他领导下建立起来的这三个革命组织，在抗日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得到广大侨胞和菲律宾人民的广泛支持和赞赏。而作为领导人的许敬诚同志则赢得了人们的崇敬和爱戴。
我认识许立同志是在1941年秋天。那时，我作为一个新闻记者，因“皖南事变”被迫离开重庆到了香港，受廖承志同志委派到菲律宾，从事华侨中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和抗日反法西斯宣传工作。许立同志以《建国报》社长的身份同我联系。他向我介绍了菲律宾华侨社会和一些中上层人物的情况。我们隔一个星期见一次面，交流情况，商谈下一步的工作。
我以香港《星岛日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开展工作，先后访问了华侨各界知名人士薛芬士、杨启泰、于以同、吴半生等，参加了各种社会活动，结识了许多华侨朋友。同时我还礼节性地拜访了我国驻菲律宾总领事杨光。
正当我的工作顺利开展的时候，太平洋战争爆发了。于是我改名南君，转入地下。后被派到抗日地下报纸《华侨导报》负责编辑工作。许立同志则到游击区去领导抗日游击战争。此后，我同许立同志接触的机会就不多了。但许立同志那谦虚谨慎，平易近人的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战后时期，许立同志被选为菲律宾华侨民主大同盟主席，领导民主进步运动，为支持祖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斗争。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勾结当地官员迫害进步力量，许立同志被迫离开菲律宾。1947年10月，反动势力进一步迫害《华侨导报》，勾结菲当局搜查编辑部，接着，我被传讯。不久，《华侨导报》被迫停刊。我离开马尼拉到了香港，被调到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最初的一段时间，我曾住在许立同志家里。那时他和李锦蓉同志已经有了第一个小孩，家庭生活很俭朴。他们对我很关心，有时我因开会回来晚了一点，他们就焦急地等候着我。1949年初，我到北京，在中央统战部工作一段时间后，调到中央联络部工作。当时许立同志是中央联络部的副部长，见面的机会就多一些了。
一点也没有首长的架子
许立同志的品德和性格方面有很多特点。他正派、稳重，从不显露自己，从不向人谈论自己的历史。无论是个人处在顺境或逆境，他都不计较个人得失，总是兢兢业业，埋头工作，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他严肃认真，不苟言笑。他同下面的干部除了工作上的接触外，很少私人来往。不了解情况的人，以为他高高在上，不好接近。其实他是一个外表严肃而内心温和的人。他对老朋友、老部下都很热情，很关心。同志们有事找他，他总是热情相待。我和丈夫龚陶怡曾多次去他家探望，他总是像老朋友一般同我们亲切交谈，畅谈国内外形势。他以马列主义的观点剖析复杂变幻的国际风云，使我们得益不浅。而尤其令人难忘的是，他还经常亲自沏茶给我们喝。他有一套紫砂制的茶具，一个茶壶和几个小杯，很精致。泡茶的方式也很讲究。许立同志就是按照这种方式泡“铁观音”茶给我们喝。他的动作很熟练、很利索。我们一边品味那鲜香甘醇的家乡茶，一边谈天说地，感到特别亲切。每当我回忆起这些往事，心情无比激动!
一些曾经在许立身边工作的同志，都很怀念他。中联部有一位老司机，自1949年起就在许立身边工作。最初是当服务员，后来给他开专车。当我同他谈起许立时，他饱含深情地说，“很少有像他这样好的领导同志。”他回忆起当初组织上要他到许立同志身边工作时的心情，说当他接到任务的时候，心里想，一个从国外回来的首长，生活一定很讲究，不好服侍，心里有些不踏实。但没有想到，许立是那样的平易近人，他的生活是那样的朴素，一点也没有首长的架子。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格，组织上给他派专车，但他从来不因私事用公家的车。有时在节假日，和家里人一起出去活动，他也不用专车，而和大家一起去挤公共汽车。他对子女们的教育也很严，说“组织上给我派专车是为了工作上需要，不是给你们坐的”。所以他的子女最多只能顺路搭他的车而已。三年因难时期，组织上给他发了特殊供应证，凭证可以到特殊商店购买食物和日用品，但他从来不去买。他说，现在的这种生活大家能过，我也能过，我不需要特殊照顾。他自己很节省，但每月都能按时给他在家乡的继母汇去生活费。而他的这些事情都是交给司机去办理。相处时间久了，他对司机很信任。他把银行存折放在司机那里，需要用钱时就让他去取。他从政治上、思想上关心在他身边工作的人，也经常关心他们的家庭生活困难。对于他们工作上的疏忽或偶然失误，他从不求全责备。有一次，部里的理发员到他家给他理发，匆忙中忘了带刷子，很紧张，要赶紧回去拿。许立说，不要紧，拿牙刷用一下就可以。他随即到屋里去拿了一把旧牙刷出来。理发员对此很感动。
许立原来住在招待所，生活条件比较好，但他感到上班不方便，要求搬到部里来，和大家一样住干部宿舍。他说这样上下班比较方便。搬到部里来后，他就主动提出不再需要专车，只要求在他外出办事时，随时给他派车就行了。他说，这样既可以节省一部汽车，又可以节省一个人，工作也不受影响。许立就是这样事事以国家的利益为重。他真正是一位清正廉洁、克己奉公的好领导。司机同志谈起这些事情时，心情很激动。他是含着热泪追述这些往事的。可见许立为人，感人之深。
康生蓄意打击
许立同志光明磊落，刚正不阿，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他的这些特点，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在他受迫害的时候，深刻地表现出来，因而也就更加体现出他的高贵品质。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军师康生，是一个在党内隐藏很深，伪装得很巧妙的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由于他披着马列主义外衣，伪装革命，骗取了党的信任，爬到了党中央的重要领导地位。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他就恶毒地说：“一个党校、一个组织部、一个联络部，其领导人基本上都是坏家伙，都是叛徒、特务、走资派。”他煽动群众“踢开党委闹革命”，起来造反。
当时许立同志是中央联络部的副部长兼机关党委书记。他对康生的一些错误言论，不以为然，敢于提出不同看法。因此，一开始他就成为康生一伙蓄意要打击的对象。康生诬蔑他是“三反分子”，造反派就对他进行批斗。大会、小会，不间断地批斗，还要他低头认罪，但他坚决顶住，而且理直气壮地说，“三反分子确有其人，但不是我。”在批斗会上，造反派一次次把他的头压下去，他就一次次把头抬起来，横眉冷对他们，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不可侮的硬骨头精神。他看到许多革命老干部横遭诬蔑，被迫害，忧心忡忡。他就给毛主席写报告，坦率阐述自己对这场运动的看法，指出，诬蔑批斗老干部的这伙人决不是“健康的力量”。希望毛主席、党中央立即纠正。没有想到这个报告落到了康生手里，于是这一伙人就对他进行更加严重的迫害。除了揪斗之外，还强迫他劳动，要他每天打扫大礼堂、大广场。不管风吹日晒都要照常劳动。有一次，造反派把许立同志拉到食堂(批斗会场)去，逼迫他咬着一块写有“三反分子许立”的大木牌，爬到用几张餐桌垒起来的顶上。由于时间太长，致使他的三个门牙脱落。在另一次批斗会上，他被人从台上推了下来，摔倒在地，回到家里就吐血，呼吸困难，心力衰竭，接连一个多月无法躺床睡觉，因而引起血压升高，全身水肿。有一天早晨五点钟，他的老伴李锦蓉推开他的房门时，发现他和衣坐在沙发椅上，脑袋耷拉到胸前，两手直垂过膝盖、体温降到三十五度，已经休克多时，她赶紧通知医务室把他送去医院抢救。这时候他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在这种情况下，康生一伙仍要他拖着病体到东北“五七干校”去，在那滴水成冰的寒冬腊月，强迫劳动。不久又随中联部“五七干校”迁至河南，身体进一步受到摧残。与此同时，康生又捏造了一个所谓“美蒋特务集团”的假案，大搞逼供信。被关押批斗的菲律宾归国革命干部达二百余人，其中十多人被迫害致死。许立更是受尽折磨，致使病情恶化。当他自知屡遭摧残的身体不能支持到胜利之日，就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抱病给党组织写了十多封信。由于他身体尚弱，这些信是他口述，由李锦蓉同志笔录下来的。他在信中真诚地陈述了自己的革命经历，以大量事实，说明自己的历史是经得起审查的。他大义凛然，为维护真理和正义而不屈不挠地坚持斗争。但他因受尽折磨，身患重病而得不到治疗，终于在1971年8月20日与世长辞。身体原来很健康的许立同志，终身为革命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老革命家，就这样被迫害死了!
我当时虽然也在“五七干校”，但因被康生一伙诬陷为“反对康老的现行反革命”、“里通外国”和“美蒋特务”等三大罪名，被打成专政对象。先是被关锁在中联部的一间小屋里，过着暗无天日的囚禁生活，后来被赶到“五七干校”去，被监督劳动，从清早到夜晚，干那又重又累的活，同时被剥夺了一切人身自由。我虽与许立近在咫尺，但不能见面。我不知道许立同志逝世的噩耗，更谈不上见他最后一面。这是多么令人悲伤的事情!而这个所谓“美蒋特务集团”冤案之终于得以大白于天下，是因为周恩来总理得到菲律宾华侨的反映和受害者亲属的申诉才知道的。周总理对此很重视，他指示中央有关部门组织了联合调查组进行调查，并且要他们进行深入调查，求得结果，以便作出结论。经过一年多的深入调查，证明这完全是康生蓄意制造出来的冤案。但因为当时“四人帮”还在横行霸道，中央的正确结论难以贯彻执行。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这些受陷害的人才陆续得到平反。遗憾的是，许立同志未能看到这胜利的一天，一直到1978年12月，在“四人帮”和反革命阴谋家康生被彻底粉碎之后，才为他举行了追悼会，彻底予以平反。
许立同志的一生是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是为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不息的一生。他虽然离开我们了，但他的思想品德，他的革命精神和作风，是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学习和继承的!
作者简介：黄薇同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曾是活跃的华侨记者和海外进步侨报的总编辑。1949年调中共中央机关工作，直至离休。2000年3月16日病逝，终年88岁。著有《回到抗战中的祖国》战地通讯集及回忆录作品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