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3期
南京城里的中共地下文工团
作者：周牧
1946年,陈修良正在淮南工作,刘晓传达中央指示,决定成立中共南京市委,任命她为市委书记。在此之前,南京党组织曾遭到八次大破坏。陈修良潜入南京后即与刘峰、朱启銮、方休、王明远组成了新的南京市委。中共上海局所在地景华新村二楼的亭子间里,刘晓对陈修良说:中央估计解放战争可能要打五年甚至十五年,要求党的干部有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刘晓问她:南京的工作极艰苦,你能坚持下去吗?陈修良斩钉截铁地回答:能!一定能,直到南京解放!”刘晓同志望着她的黑发,壮怀激烈,笑道:“是的,那一天终会到来,即便那一天你我的黑发变成了白发。”
1948年9月,陈修良再次到上海,参与中共上海局对当前形势与任务的讨论。她说:“估计南京会比上海早解放,所以要做好紧急准备。南京党的中心任务是加强情报与策反,迎接解放军渡江。为了防止敌人破坏,党的秘密工作要重新布置。南京党要先提出自己的新任务,改变工作计划。”会议责成由陈修良执笔将讨论的结果写成“上海局给南京市委的指示信”,时间是9月27日。
南京市委根据“指示信”,提出了相应措施:1.建立策反部门。2.建立文化工作委员会。3.加强警察工作委员会。4.建立公务员工作委员会。“指示信”特别明确地指出,要“利用国民党军队的演剧大队组织地下文工团”。
“借他的台,唱我的戏”
1947年初,一个“以戏剧为终身事业”的南京人李世仪,听说因全体队员出走南洋而空有其名的国民党军中演剧七队要恢复建制的消息,便想“借他的台,唱我的戏”,将国民党军中演七队这个编制争到手。
李世仪是三十年代入党的老党员,单线与南京的中共代表团联系。他去到梅园新村找到张清同志(即中共南京局组织部的张清华)汇报了有关情况及想法。组织的意见很明确,应该去占领这个据点,以便进一步团结进步的戏剧工作,在党的领导下待机而动。
当时,国民党方面规定,演剧队队长必须有两名将官的保荐才可获得委任。正巧李世仪的姐夫邱维达是黄埔出身的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时任首都警备司令。要他做担保不是一句话吗,于是她又邀了一位湖南老乡、也是黄埔出身的将领一起出面,具保李世仪出任国民党军中演剧七队的队长,这是1947年2月的事。
1949年初,震惊世界的淮海大战胜利结束,国民党的军政机关纷纷撤逃。这个实际上由共产党领导的国民党军中演剧七队,这时也不得不宣告“遣散”。演剧七队建队之初由国民党的国防部新闻局及政工局管辖,其后又改属联勤总部特种勤务署。在宣告演剧七队遣散之前,特勤署曾多次打电话催逼李世仪率演剧七队随同他们一起撤退。李世仪虽然是七队的队长,但他更是中共南京市委下属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兼艺术分委书记。党此时此刻的任务很明确,即“反对国民党迁移人力、物资去台湾”;“使国民党的公务人员不跟着逃跑,有用之才留下来,为新中国服务”。在这种复杂的局面下,李世仪一方面召集七队的中共地下党员秘密会议,务必以最合适的方式做好每个队员的思想工作,稳定人心,务必做到全体的成员安心留下,无一人被敌人拉拢被煽动而逃走。与此同时,他又主动打电话给联勤总部特勤署,明知他们逃跑急迫,交通工具奇缺,自顾不暇,他却偏偏再三要他们快派车辆。他们被颇答应给一到二辆。李世仪说人员物资连同家居在内十辆大卡车都不够。那怎么办?对方说“就地遣散”。怎么个“遣散”法?对方允诺每人发给三个月的薪饷,但是花名册上没有上级主管的签名,限当日五点钟之前拿花名册到军需处领取遣散费,过时他就飞上海了。挂断电话时是下午三点,离五点的时限仅二小时,然而就在这二小时之内却完备了一切必要的手续,顺利地领回了全体人员作为“遣散费”的三个月薪饷。在那份花名册上签名的人是侯鸣皋先生,他当时任特勤署康乐司司长,后来接替黄仁霖任励志总社的副总干事。南京解放之初曾负责市交际处的工作,现为江苏省政协委员。他是李世仪的同学,追求进步,与李世仪过从密切,他给予演剧七队的帮助颇多,印象最深的是在淮海战役胜利结束之后百万雄师渡江之前,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及军政机构纷纷逃离、而又一去三回头的那段日起……
颐和路10号
颐和路位于南京城西北区,不可的国民党的显贵多居住这一带。这颐和路10号是当年美军顾问团团长巴达维的公馆。是三层楼建步。楼底有宽大的宴会厅、舞厅并有华丽的巨型琉璃盯、壁灯,二楼是卧室、会议室及消闲活动的处所;一排落地玻璃窗,拉开窗维,外边是阔而长的月芽型露天阳台,再往前就是绿草茵茵的网球场和环保大厦的高大的树木。这座富丽豪华的公馆因巴达维的无可奈何倦了铺盖回老家去了,那显得似乎空落寂寞。国民党联勤总部的管辖下有个机构叫“励志社”,据传闻蒋介石、宋美龄对这个励志社很关注,所以别具一格,财势相当雄厚。作为这个社的总干事是由联勤总部次长黄仁霖兼任,众所周知,黄仁霖是蒋宋的大管家,是个将官级的管家。颐和路10号是励制社的“国土”,除此之外,它还有不少其它“飞地”,如黄埔路的励志总社,新街口的城中分社及所谓的“A、B大楼”等等,都拥有相当多的资产。为了实现中共南京市市委的指示即“在敌人溃退前,要防止破坏,保卫好人民财产,反对国民党迁移人力物资去台湾,并应考虑解放后的接管,做好准备,以便我们能够顺利地接管城市,恢复生产”等,李世仪在初任励志社代总干事侯鸣皋的同心协助之下,演剧七队的全体人员以“保护国家财产”为名迅速进驻颐和路10号(几乎与此时同,文委艺术分委领导下的美术界部分同志住进励志社仓库和美军高级招待所,包括“A、B大楼”)。演剧七队原来的住地在汉中门蛇山,那里有三四个低矮的沥清色木板棚,原是日本侵占南京时用来饲养军鸽的鸽棚。从蛇山迁到颐和路10号这样豪华的公馆,简直象置身于好莱坞电影中的富丽场面。
当时,演剧七队在名义上已经“就地遣散”,不能在外抛头露面,为了避免麻烦,李世仪专门召集大家开会,特别强调,南京尚为解放,形势很复杂,要求全体人员少代外头露面,尤其不要涉足公共娱乐场所,以免招惹麻烦,颐和路10号条件好,可以看书、听唱片,可以下棋、打落袋还可搓麻将。这是对一般群众而言,至于党员和党所联系的骨干这时是很忙的,忙着清点颐和路10号及相关处所的资产并造册登记,有时是夜以继日地工作。
舞会上惹下的麻烦
李宗仁和中共之间的“和平谈判”使南京的形势一度和缓。有一天,难得露面的李世仪忽然来到颐和路10号,以队长的身份来看这个在名义上已被“遣散”的队员们,他们的生活及思想情况如何?他习惯地坐到收音、放唱片两用的音箱旁,刚刚放一张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不到一半就给两个兴冲跑上前来的女队员打断了。她们告诉他,昨晚上溜到“国防部政工局”的招待所舞厅去跳舞,遇上了政工局长邓文仪。邓文仪在和她们中的一位跳舞时问她们是哪部们的?她回答说是演剧七队的。邓文仪“哦”了一声,然后重复了一句“是演剧七队的!”便不再说什么。待一只舞曲结束了,邓文仪又问她们“演剧七队的队长是谁,姓什么叫什么?”她们随口答道:“叫李世仪”。邓文仪又重复了一遍“李世仪!”似乎这个名字有点耳熟。接着就一本正经地关照她俩:“你们回去时对李世仪讲,明天来见我,在剑阁路。”这两位女士说来轻松,无所谓地样子,但李世仪听了却十分沉重,从不轻易发脾气的他,这会儿也按耐不住了:“几次三番地告诫你们,演剧七队对外不存在,已经遣散了!一再关照你们不要到公共场合抛头露面,尤其不能以演剧七队的身份露面!你们倒好,竟然跑到“国防部招待所”的跳舞厅去了!知道那是什么样的地方吗?唉!偏偏还碰到邓文仪!”李世仪无意过激地责备她们,现在最要紧的是要不要去见邓文仪?不去见她会怎样?见了他又会怎样?想来不去见他怕是不行的,固然自己可以隐蔽起来,但颐和路10号还有一批党的力量,还有许多群众,他们把身家性命都交托给他了,怎能置之不顾呢?一定得去见她,而且不能迟于明天。但是此时邓文仪为何要召见他,目的何在?这要弄清楚,至少要有个比较正确的分析判断,也好有个心理准备。他决定通过关系把这一情况紧急汇报上级组织并请求指示。
第二天,上级组织决定李世仪还是应当前去见见邓文仪,只有见过之后才能了解他的意图,更有利于我们作出相应的抉择。邓文仪也是黄埔出身,是所谓的“十三太保”之一,是蒋介石的信宠,很有来头的人物。邓文仪此时还留在南京,实际上引退在溪口的“蒋总统”的政治目的和代表,虽然他的公开身份不过是国防部下属的一个“政工局局长”,但他可以在上海发表《和平与战争的发展》,公然推翻李宗仁“代总统”关于以中共八项和平条件在谈判基础的主张,他要“不惜牺牲一切,与共产党周旋到底”可见邓文仪这个“政工局局长”是超乎他的上属“国防部”之上,他不把李宗仁“代总统”放在眼里的具有神秘色彩的特殊人物。当然他也负有监督撤退的使命,但其目光是放在国民党军政方面的上层人物身上,对小小一个演剧七队的“遣散”与否,他也未必知晓,所以有关“遣散”的问题可以无多担心。现在邓文仪虽不直接管辖演剧七队,但是七队同时也隶属的“首都卫戍司令部政工处”却受此政工局的管辖。而且在他主持“新闻局”时,也曾经是演剧七队的顶头上司,更何况此时,他又具有的“特殊身份”,他要召见李世仪那就是命令,岂可不去?非去不可。
会见“国防部政工局”邓文仪
剑阁路4号是邓文仪的公馆,离颐和路10号不远。李世仪接近邓文仪的公馆时,发现门口停着一辆美制军用吉普车,是宪兵队的。李世仪警惕这是不是等着逮捕他?他犹预不决,不敢冒失。为了观察动静,他在剑阁路4号附近徘徊了好几圈,直到那辆宪兵队的吉普车开走了,他才进入公馆的大门。
李世仪被引到楼上。他一第眼看到的不是邓文仪,而是一位妖艳的妇人,哦!她不就是汪伪时期红得发紫、现今仍然光照宦海的名交际花吗?她竟成了这邓公馆的女主人?后来听说,淮海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军政的高官显要们已经将家眷连同美钞金条及一切细软逃径香港或台湾去了,留下的寂寞和漫漫长夜就由一些秦淮商立或这类的高级交际花们来半日同消度了。再往前走,李世仪第二眼才看到邓文仪本人。李世仪原以为邓文仪必定要摆出一副官僚架势,开口就责问演剧七队为什么还留在南京不撤退?疾言厉色训斥一番是难免的。但是不然,邓文仪却起身接待他,和颜悦色,客气寒暄,根本不谈正经事。李世仪主动说起,最近由于家事烦心,七队的公务疏于过问,管束不严,以致有两名女队员擅自闯到“国防部招待所”的舞厅跳舞,太失检点……等等。邓文仪拦住李世仪的话说“哪里哪里”,还满口称赞那两位女队员的舞跳得多么娴熟,舞姿多么美妙:“以后定要多多领教”。李世仪一方面笑颜应酬;“承邓局长夸奖,以后七队举办舞会时,要恭请局长光临指导”。同时又在心里纳闷:难道他召我来仅仅是为了跟我谈论跳舞的吗?不可能的。可以肯定,老虎凳辣椒水在后头,得提防着。没想到邓文仪又以关心部下的口气问道:“你刚才说有什么家事烦心?”李世仪所谓的“家事烦心”不过是一句托词,一方面掩饰“对七队公务疏于过问”,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用心是,引邓文仪“体察下情”而问一句:“有何家事烦心?”,于此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把也是黄埔出身的邱维达与自己的郎舅关系扯出来,增一层政治保护色。果然邓文仪终于“体察下情”发问了。李世仪告诉他,自“徐埠大战”以来,邱维达领兵在外,音讯杳无,大姐因此而不食不眠,忧虑成疾。邓文仪得知邱维达是他的姐夫,态度似乎更谦和了一些。李世仪问:“局长认识邱维达?”邓文仪高兴地说:“认得认得,黄埔同学嘛。湖南人是不是?整编74师师长对不对?好样的!”话至此,气氛更显得和悦了。李世仪本来有点紧张的心情也有所纾缓。可是邓文仪的话锋突然一转,态度也变得相当严峻,如闪电突击地问他:“你那个演剧七队里边可有共产党?”李世仪一楞,但不惶恐,仍然态度从容。稍顿即答:“局长,我实在不敢对您说有还是没有。俗话说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呀!”邓文仪两眼紧紧盯住李世仪,他在玩味面前这个小小的李世仪以及他不着边际的回答,虽然听上去似乎在躲闪,但也许是实情,眼下这种局势谁也看不透谁。陈布雷·傅作义他们的亲生女儿朝夕相处,都是共产党!因此他或许觉得这个李世仪的回答是诚实的。邓文仪只“嗯”了一声,不表示可否。李世仪又把话说回来:“七队的每个队员入队的时候我都严格考核过,认为思想品德端正的才报请上级审编的,这种事是不能马虎的。除爱玩爱跳舞,平时打打麻将,甚或对奸商囤积奇,对物价风涨表示不满发牢骚外,到目前为止并未发现有人行迹可疑。”邓文仪低着头又“嗯”一声。叫人觉得深不可测。过了一会他突然干脆响亮地说:“很好,很好呀!”接着他就在既是商议又是命令的语气说:“那就派你们七队前往浦口前线为将士们作一次劳军演出,你看行不行?”这突然的一击是李世仪没有预想到的。他临时拿出什么好办法来招架?他就想用演出上的具体困难作为拖延时日的计策,可是他还未开口,邓文仪就说:“既然没有异议,那就照此办理吗!”随即起身送客:“希望你们工作顺利,演出成功。我等你们从前方凯旋而归!”
到清口前线作“劳军演出”这是命令,更是邓文仪对演剧七队“有没有共产党”的一个严峻考验。邓文仪这步棋是个杀着,看李世仪如何对付。
李世仪离开剑阁路4号,一路上心情沉重,焦虑不安,不知如何进退才好。他回想起1947年中共代表团撤离南京梅园后,因一时与党的组织失去了联系,在一片“战乱”叫嚣声中,曾通过可靠的关系介绍,到上海会见过阳翰笙同志,请教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进步的文艺界必须坚持的原则。阳翰笙同志明确指出两条:第一不上前线演戏,第二绝对不演“战乱戏”……可是现在,邓文仪恰恰指令演剧七队过长江到前方浦口作“劳军演出”。该怎么办呢?
党的上级组织及时地进行了研究,由文委书记黄可同志传达并指出:邓文仪显然是从弄清“七队有没有共产党”这个目标搞“火力侦察”,看看七队作何反应,进而判断七队的政治态度。同时也可利用演剧七队此刻上前线作劳军演出达到他火中取粟的目的,对上峰显示他的忠诚。一石二鸟,自以为高明。可是中共南京市委领导下的党组织根据以上情况给演剧七这提出了针锋相对的侦察任务,即利用邓文仪提供的机会和条件,深入敌人部队搜集敌人的军事情报,如敌司令部的位置、主要指挥官及中上级人员的名单,江防设施、炮兵阵地、武器配备及士气……等,以供我军渡江参政,至于演出的节目则以不带政治色彩为原则。
一出敌我双向侦查的写实戏剧要开演了。时间是1949年2月初,南京处在春寒料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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