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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顾准日记》等书的感想
作者：丁 东
一、关于《顾准日记》
顾准这个名字我在80年代就听说过,当时我所在的《晋阳学刊》发表过他的《希腊思想、基督教和中国的史官文化》。但真正注意顾准的思想,是90年代我研究文革中的民间思想以后。当时,从香港的一家刊物上读到顾准的《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这是香港三联书店出版《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时删去的一篇。我感到,在当时的思想家当中,顾准是最深刻的一位。1995年2月,我路过朝内大街人民出版社读者服务部,看到门口广告上有“《顾准文集》已到”的字样,于是赶快买了一册。读过之后,便把感想写入《当代思想史的一个缺环》一文,后在《读书》上刊出。当时,《中华读书报》“家园”版的编辑萧夏林和我谈起顾准,约我再写一篇短文。我就写了一篇题为《愧对顾准》的随笔,引起了一些朋友的共鸣。那年秋天,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参加了一次《顾准文集》讨论会,由此我认识了更多的关注顾准的朋友。转眼到了1996年1月,一天早上,我忽然接到一个电话,说他是陈敏之,刚到北京,约我见见面。那天我正要出门,中午的飞机。我连忙在8点多钟赶到陈先生下榻的上海驻京办事处,和他匆匆见了一面。我和他谈起,读《顾准文集》,许多人都慨叹,作为思想家的顾准,生前留下的文字材料太少。许多文稿,都在那个严酷的年代被销毁了。他是否还留下了一些未曾发表过的文字?听说留有一些日记,不知情况怎样?陈敏之先生告诉我,顾准留下的日记,他那里有三本。于是,我就产生了一个念头,应当争取让顾准遗留下来的日记与广大读者见面。
两个月后,我见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编审黄德志女士。她正经营着该社所属的一家书店。她问我有什么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俱佳的书稿,我当时便谈到《顾准日记》。她对顾准的道德文章十分钦佩。于是说定,由我找陈敏之先生联系书稿,由她联系出版发行事宜。陈先生很快就把日记的复印件寄给了我。我一看,价值果然很高。顾准生前有写日记的习惯。由于严酷的生存环境,一些日记已经失散了,或者销毁了。陈先生寄来的日记,一本是顾准1959年10月至1960年下放河南商城监督劳动时的日记,是顾准所在单位经济研究所在他身后整理档案时发现的,原件现在由顾准的儿子高粱保存;一本是顾准1969年11月至1971年9月下放河南息县五七干校的日记,还有一本是顾准1972年10月13日到1974年10月15日在北京读书和生活的简单记录。日记到此戛然中止,从此顾准卧床不起,直到1974年12月3日凌晨与世长辞。这两本日记,是陈敏之当时整理顾准遗物时发现的,现保存在陈敏之处。为了叙述的方便,我和陈先生商定,分别将这三本日记命名为商城日记、息县日记和北京日记。
这三本日记,虽然只是顾准生命长河中三个片断的记录,但对于研究顾准思想的发展,却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它从多方面提供了顾准思想形成的政治背景、文化背景和生活背景。作为经济专家的顾准本来是不可多得的领导人才。在50年代初他已经显示了卓越的才干。当时某大区领导人就有“我们这里没有一个比得上顾准”的说法。然而,由于他的卓越能力,更由于他的独立见解,不久他就陷入了接二连三的灾难之中。他有志于学术研究,然而能够坐在书桌前阅读、思考、笔耕的生活,在他一生中只有短短的几段,加在一起也不足十年。他这三本日记,有两本都是学术生活被迫中止的年代的记录。只有最后一本,记录了他生命最后两年的读书生活,使我们能够从中了解《希腊城邦制度》和《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这两部杰作产生的文化背景。在商城日记和息县日记中,大量记录的是饥饿的威胁、疾病的折磨、失去亲人的悲痛;是被迫检查交待,是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是没有读书、写作的时间和条件的苦恼。然而,就是在物质匮乏和精神折磨的双重压力之下,他经常关注的仍然是民族的命运、人类的前途。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从工业到农业,从物价到财政,从经济到政治,从内政到外交,从国内问题到国际问题,他都有着执著的思考和独立的见解。他是多么热切地期盼中国尽快结束无休止的政治运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让古老的中华民族雄飞于世界,他是多么热切地希望能够在祖国的振兴中,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然而,严酷的环境,不但剥夺了顾准发挥治国之才的机会,而且屡次剥夺了他基本的公民权利。
我拿到了稿子,黄德志女士联系出版却不顺利。一家出版社的总编辑同意出,社长不同意;一家出版社的一把手同意出,二把手不同意。这使我十分为难。这时,《百年潮》的副主编郑海天先生问我有什么好稿,我向他推荐了日记,他们选发了3000多字。《天涯》的主编蒋子丹女士也问我有什么好稿,我又为她选了10000字。我只好继续与别的出版社联系,其间的坎坷一言难尽。最后,终于找到了经济日报出版社。该社社长初志英,是一位敢作敢为的女士。由她拍板,终于给这本书开了绿灯。初志英是一位够格的出版家。我和她不过一面之交,没有说过几句话。只见该社在她负责期间,出版了许多站在思想文化最前沿的书籍,为世纪末的中国播下了不少思想文化的火种。
与联系出版的艰难相比,编辑过程则一路顺风。李慎之先生中风住院,我到协和医院病房征求他的意见,问他可否作序。原先我担心他会以健康为由推辞,不想他当即同意。他又阅读,又摘录,为这篇几千字的序忙了十几天。我请王元化先生题写书名,他欣然命笔,并建议,要把顾准女儿的文章收入书中,建议对骆耕漠先生作一次专访。骆耕漠先生已经89岁,双目失明多年,还是接受了邢小群一个上午的采访。吴敬琏先生是个大忙人,听他夫人讲,每天都忙到半夜一点以后,很担心这样下去身体怎么吃得消?他不但抽出半天接受邢小群的采访,还自己用电脑把访谈稿修改了两遍。陈敏之先生当时已经77岁了,他和我一起,捧着清样,连着校了四天。书刚出来,他却查出了胃癌,所幸没有扩散。所有这些,都让我感受到老一代知识分子对顾准精神的珍视。他们殷切地期盼,顾准精神能够薪火相传,伴随中国知识分子走向新的世纪。
《顾准日记》出版以后,我又结识了上海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的罗银胜,当时他正为撰写《顾准传》到处搜集资料。他告诉我,顾准的日记还留下一本,由顾准的儿子高粱保存,是他1956年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期间的日记,记录了他当时的读书生活和苏共20大对他的思想冲击。在顾准的自述中记载,他对“娜拉出走以后”的思考始于阅读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的秘密报告和德热拉斯的《新阶级》,由此可见这本日记对于了解顾准的思想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我想,以后有机会再次整理出版顾准的遗著时,应当把这本日记和另外三本编在一起。
二、关于《遇罗克:遗作与回忆》
编辑《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也与我研究民间思想有关。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历来重视显位的思想家,而忽视民间的思想家。当代中国显位的思想家,首先是政治家。从毛泽东到邓小平,阐述他们思想的论著非常多。他们的思想当然构成中国当代思想史的主潮,值得认真研究。但主潮毕竟不等于全部思想史。在研究者纷纷关注主潮的时候,非主潮思想的研究就成为思想史的缺环。对文革时期中国民间思想的研究,就是这样一个缺环。文革以前民间思想的研究,更是空白。一般来说,从共和国成立到文革结束以前的中国大陆,被看作是民间思想史的荒芜时期。但这种认识不尽符合历史实际。七十年代后期中国出现的思想解放的春潮,不是偶然的突发,实际情况是此前20多年间,民间各种思潮此起彼伏地在坚冰下萌发、涌动。之所以造成一种荒芜感,主要是可供研究的史料比较缺乏。
民间的思想,在文化专制主义统治的年代,实际影响范围当然极其有限。因传播本身就意味着极大的风险。但思想的价值,并不只是取决于受众的多少,还取决于时间的淘洗和发展的检验。有的思想,风靡一时,日后却成为历史的笑柄;有的思想,在当时鲜为人知,或被视为异端邪说,到后来却大放光彩。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公开的媒体只剩下一种声音。中华民族的思想精华,往往只能在民间一隅悄然闪烁。但一部思想史,如果缺了民间这一环,便不再完整。而且,这些艰难产生的民间思想,不只是思想史的一部分,还是中国知识分子性格史的一部分,是中华民族精神演进历程的一部分。古往今来,新鲜活泼的思想大多产生于民间,而很少产生于宫廷和庙堂。这本来是思想演进的规律。只是由于修史为官家所把握,所以,民间的思想往往被忽视,甚至被岁月的尘埃所湮没。我探索这个问题时候,最深的感受就是原始资料的宝贵。这些资料的难求,固然因为保存本身需要冒太多的风险,所以大都屡遭劫难;同时也因为后来没有得到整理出版的机会,往往长期尘封,或保存在私人手中,秘不示人。保存历史的最好方式莫过于见诸公开的传媒,否则随时都有湮没的危险。因此,推动这些民间思想史料的公开出版,一直是我的心愿。然而,做起来却不容易。一方面需要相
对宽松的出版环境,一方面需要寻找适当的运作方式与市场接轨,把这些条件凑在一起很难。
整理出版遇罗克的遗著,就是这种努力的一个尝试。大约是1998年的夏天,我先是和光明日报出版社编辑徐晓说起这个想法,她十分兴奋。我知道,在文革后期,她还是一个不满20岁的姑娘,就因所谓“第四国际案”陷入牢狱之灾,粉碎四人帮以后才重获自由。有过这种苦难经历的人,对遇罗克的感受非同常人。她向我建议,邀请徐友渔一起做这件事。徐友渔也是我的朋友,他的专业是西方现代哲学,但对文革研究也下了极大的功夫。我们三人聚在一起,很快对这本书的编法达成了共识,决定以最快的速度把书编好,争取年内问世。在搜集材料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宋永毅、杨健、印红标、李恒久等许多朋友的热情支持。我们一说编书的意向,他们马上把自己珍藏了二三十年的资料拿出来。这种无私的援助,使我们感受到,遇罗克仍是人们心中的一团火。
与同时代的其他民间思想者相比,搜集遇罗克遗著的难度不是最大的。因为他的文章在文革中通过《中学文革报》发表过。文革既是本世纪中国的一段最不容忍独立思想的年代,又是启动了一批先驱者独立思考的年代。许多思想的火花,往往来不及燃烧,就被林彪、四人帮的专制的暴力扑灭了。而遇罗克的命运非常特殊,一方面,他为思想付出了最高昂的代价——年仅27岁的生命;另一方面,他的思想在生前却得到一个空隙,通过自办小报大面积传播,获得了数以百万计的读者。因而,在我们这一代人当中,遇罗克的姓名广为人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遇罗克的冤案得到昭雪,遇罗克的事迹得到了隆重的宣传。有一次陈明远告诉我,胡耀邦亲口对他说,有一个遇罗克,比你小一岁,很了不起。可见在胡耀邦的心目中遇罗克是什么样的地位。至于平反过程是不是得到过胡耀邦的具体关注,我就不得而知了。当时宣传遇罗克的声势虽然很大,但还是没有把遇罗克的遗作当做文献整理出版。《出身论》曾经被选入一些书中,日记也在刊物上发表过。其他的篇什,因为当时没有署名,所以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这些历史的遗憾,通过编书可以得到某种弥补。
编这本书的过程中,还遇到一件事。有两位在电视台工作的二十几岁的朋友问起我最近干什么。我说,编了一本书,是关于遇罗克与《出身论》的。他们接着问:遇罗克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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