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1期
不许讨价还价的谈判
作者：青 石
2月中旬,名曰下野的蒋介石得到汤恩伯的密报,一个电话就撤了公开主和且密谋和共的浙江省主席陈仪的职,然后又秘密将其从上海逮捕押往浙江衢州看管。这件事让李宗仁坐卧不安,颇有点后脊生风的感觉,不得不把他原来的警卫团调进南京来保驾。想不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3月5日,受桂系影响的南京《救国日报》发表了题为《蒋公不出国则救国无望》的社论,像是在舆论界平空甩了一颗重磅炸弹,引起一片喧哗。卫戍司令张耀明当即派军警把该报主笔龚德柏逮了起来。龚在李宗仁与孙科竞选副总统时,曾冒险刊出一篇揭露孙科养“小妾”蓝妮的消息,为李宗仁助阵,立有汗马功劳。况且,这次逼蒋出国,也是李宗仁策动,并亲自透露给甘介候,甘介候又转露给龚德柏。因此,李宗仁得知龚被捕,也顾不得许多,两次打电话要张耀明放人。但有CC派、黄埔系齐声鼓噪,张硬是顶着不办。气得李宗仁背地里对下属大发脾气。正在南京的白崇禧也是七窍生烟,扬言要调四十六军到南京来。程潜也跑到李宗仁的家里,大骂蒋介石无耻已极,主张无论如何也要逼蒋出国,表示不论和战都支持桂系。这个时候的南京上层,已经是沸沸扬扬,像开了锅似的。
劝蒋出国,据说最初还是蒋身边的吴忠信提议的,李宗仁自然赞成,但国民党是以党治国,党在国上,蒋辞去总统,仍是国民党总裁,权力和地位实际还在空头的“总统”和政府之上,没有几个人敢去当这个冤大头。只有当年做过蒋的侍从室一处主任的张治中,才有这个胆量。2月下旬,张从兰州回京后,果然自告奋勇地愿意去做说客。即使如此,李宗仁也还是担心此举会使蒋疑心桂系意在夺权,因而张治中和吴忠信刚刚离开南京前往蒋介石所在的溪口,李宗仁和白崇禧就约好同时写信给蒋介石,大谈什么“职德薄能鲜,骤膺艰危重任,午夜彷惶莫可为计,务恳钧座不遗,在远不时指示南针,俾有遵循”之类的话。而几天时间张没有电话打来,李宗仁就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个劲儿地担心惹出祸端。7日午后,张治中突然打电话来,说何应钦过两天即由奉化返京,蒋已同意由何应钦组阁,李宗仁又莫名其妙地兴奋得不得了。直到程思远问他,才知道,据说是张临走前曾约好,如果劝蒋出国有戏,就打电话出来。而搞倒孙科,改换何应钦,也是李宗仁的提议。因为何与白曾长期共事,关系还不错,历史上何也曾与李、白联过手,长期指挥军事的何这时在战与和的问题上也更倾向于和。再加上除了蒋之外,也只有何才能镇得住那成千上万的黄埔生。如果何应钦与李、白联手,蒋介石又听劝出洋,他李宗仁的整盘棋就活了。虽然劝蒋出国事实上并没有成功,但能拉上何应钦,李还是有些飘飘然,以为拉住何,就掌握住了黄埔系,也就拿住了军权,纵使党权、财权在蒋手里,蒋也不致太过为难。
中共中央这时高度关注李宗仁的一举一动。它很快就得知了李宗仁要改组内阁的消息。邵力子还在北平时,叶剑英就逐一询问过南京要员的和战态度。邵当时曾再三替何应钦开脱战争责任,说何其实是主和派,但中共中央仍旧把何看成是蒋系的顶梁柱。得知李宗仁准备让何出面组阁的消息后,中共中央当即命叶剑英打电话给仍住在六国饭店的黄启汉,要他马上打电报给李宗仁,让李务必选最能够顺利进行和谈者担当行政院长之职,以免引起各方误会。然而李宗仁显然已经有了自己的小九九。3月8日孙科内阁总辞职。12日,李宗仁宣布任命何应钦为行政院长。完事之后,他才向中共中央作出解释。
3月13日,即李宗仁正式宣布任命何应钦组阁的第二天,他把刘仲华和刘仲容都找了来,要刘仲容转告毛泽东,说他是诚意和平的,希望中共相信他。他说,蒋现在已经完了,无论军队、政治、经济、党,都崩溃了,大势已去,就是特务也不足虑了。这次拉上何应钦就是明证。他希望中共给他一段时间,用政治方法来解决问题,不要在和谈时或和谈前渡过江来,否则他实在没法交待,只好一走了之。他甚至半威胁半诉苦地说什么:我很害怕把一个好好的局面搞乱了。现在和平民主力量已经有了战胜封建死硬势力的基础,只要不打仗,和平前途绝对可以乐观。相反,如果解放军渡江,那么不要说蒋介石会重新出来,白崇禧也会打的,美国、日本都会放手支持蒋,那样的局面是我所不愿看见的。
刘仲华和刘仲容对中共的了解自然比李宗仁深入得多。他们当即告诉李宗仁,中共无论如何不会承认不渡江这个前提条件的,中共已表示广州、昆明、台湾、琼崖都要到,因此绝不能提不过江的问题。况且即使解放军渡江,也只会对宁沪杭一带的蒋系军队形成威慑,只会对你及和平有利。而李宗仁仍坚持,解放军和谈期间不能渡江,对中共中央格外关心的上海和平代表团带回去的条件未置一词。但对于让何应钦组阁事,他则信誓旦旦地向中共保证说:“不特渠为一力主和平之人,且因其对黄埔系军人能加以控制,对于今后裁军工作即可望顺利进行,故实为现阶段一极适当之人选,亦即足以增强和平民主之(保)证。”其实,还在得知邵力子他们带回来的条件之后,国民党人就确定了对中共和谈的基本原则,这包括双方谈判地位必须平等,不能接受不体面的条件;不能接受以共产党统治的联合政府;不能全部接受毛的八条,必须在两政府共存的条件下讨论八条等。对这个原则李宗仁不仅没有表示反对的态度,而且由于有了何应钦撑腰,李宗仁的态度反而较过去强硬了不少。他明确表示反对北平方式,主张划江分治,在两分治政府之下建立一象征统一的联合组织即可。很明显,李宗仁希望与何应钦联手,把国民党团结起来,通过和谈,造成划江而治的局面。如此举成功,不仅可以保住半壁江山,而且可以使蒋介石很快失去影响力,不再有复出的机会。
中共中央当然不会了解国民党高层内部的上述决定。在反复接触和交换意见之后,它这时相信李宗仁是准备与自己合作的。因此,得知蒋系势力肆无忌惮的情况后,毛泽东明显地希望加快推进和谈进程。他于22日亲自拟电要上海方面通过刘仲华转告李宗仁:“速以桂系可靠部队一个师守卫总统府,严防蒋系于情况紧急时对李暗算。”同时“速以谈判代表内定人数及名单即日电告,愈快愈好”。他还特别询问李宗仁本人是否有意于必要时与中共当局直接商谈?在他看来,解放军渡江只会对李宗仁有利,而不会对李宗仁有害,因此他特别强调李“不要惧怕我军渡江”。对此,李均作了善意的答复,惟对渡江事仍再三表示异议。其26日给黄启汉的电报特别提出:“自宗仁主政以来,为解除人民痛苦,顺应民意要求,曾尽最大之努力,以谋和平之实现。凡遇共军进逼时,我军均节节后撤,避免冲突,致碍和平之进行。事实俱在,中外共睹,……正当和平初现,和谈将开之时,中共部队连日向麻城、罗田、英山、望江、安庆、无为、巢县、泰州之线大举推进,迫近江边,致使此间人心惶惶,影响和谈进行甚大,务请从事考虑制止,并酌予后撤,以利和谈,免生枝节,而顺民意。”
这时中共中央对争取李、白颇具信心,注意到李宗仁对解放军逼近长江一事感到为难,毛泽东十分爽快地下令前线部队暂停向计划中的花园及其以南之孝感、黄陂、黄安、阳罗、黄冈、麻城、浠水等地前进。他在以军委名义给前线指挥员的电报中称:我们决定联合李、白反对蒋党,李、白对此计划已有初步认识,尚待我们深入工作。故决定我军到信阳、武胜关附近时,如守敌南撤则不要攻击或追击,让其退至花园及其以南孝感、黄陂、黄安、阳逻、黄岗等地,亦暂时不要去占,待东北主力到达后再通知白崇禧连同汉口、汉阳等地一齐有秩序地让给我们。
毛泽东这时之所以对争取白崇禧合作如此乐观,一个重要原因是长期在白崇禧身边做参议的刘仲容来到了北平。此前,中共中央与白崇禧的联系,几乎都是靠白派来的一些间接的关系,这些人与白既无深交,与中共更无关系,因此难以取得中共中央的信任。刘早年曾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后曾为中共工作,以后虽投靠桂系,但30年代中期又重新与中共接上关系,并协助中共做过一些对李、白的统战工作。因此,中共中央早就急欲通过刘仲容来建立与白崇禧的直接的电台联系。3月5日,当白崇禧找刘仲容商量,要刘取道武汉进入解放区时,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就明确指示刘化名王志廉从武汉经驻马店向解放军前线部队接洽进去。中共中央迅速批准了这一计划,并要求刘行前应向李、白问清楚他们对颜惠庆、章士钊等人带回去的协议的具体答复,带来电台呼号波长密码等,以便联络。中共中央之后不断电询中原局,急切地了解刘的行踪,要求中原局立即向驻马店前线部队说明情况,迅速派人接引刘仲容进来,并送至郑州,乘火车赶往济南,再转送石家庄。毛泽东并亲自批示:“勿误至要。”
由于种种原因,刘仲容直到3月16日才从南京飞往武汉,后由白崇禧用装甲车送至信阳,再由张轸派兵于20日送到驻马店。后经中共中原局社会部高洵东、卢声涛二人接引至郑州,再坐火车于27日送至济南。因中共中央这时已经由西柏坡搬入北平,周恩来28日专门致电社会部负责人康生“派要人在济南接待,并乘汽车附警卫人员护送至德州转乘火车经天津赶来北平。”29日,济南市公安局副局长凌云受命带警卫人员专程送刘仲容转赴北平。30日下午,也就是毛泽东决定暂停向花园以南推进的当天,刘已到达北平,并立即被齐燕铭接送至中南海中央统战部李维汉处住下。
刘刚刚被安排住下还不到一小时,毛泽东就派人用车把他接到西山双清别墅自己的住处去谈话。可见毛泽东希望了解白崇禧情况的心情是如何急迫。两人一直谈到晚上,毛泽东对他所介绍的情况看来还比较满意。4月初,白崇禧接连致电刘仲容,说明解放军在安徽攻击安庆已十余日,在平汉线已越过驻马店,节节逼近花园口,请求暂停进攻。毛泽东都很痛快地给予了回应。他很快电示前线指挥员:“安庆既属国防部管辖,白崇禧自不便令撤,请令前线停止对安庆的攻击,以待和谈解决。”不仅如此,鉴于刘仲容5日飞返南京,他还亲自以解放军参谋部部长李涛的名义直接与白崇禧通电,协商军事合作的有关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