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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年冬:与耀邦同志谈心
作者：朱尚同
我于11月27日上午9时左右赶到省委九所,公安厅余处长正陪同耀邦同志在园中散步,见到我即向耀邦同志作了介绍。耀邦同志握着我的手说,你是海初的同学吧,李昭和素贞有事出去了,一会就回来,我们先谈吧!
对耀邦同志平易近人、以诚待人的民主作风,早有耳闻。能有这样的谈话机会,当然喜出望外,决定向他倾诉自己的意见,放胆讲真话。
初冬季节,天朗气清,从他的神态,感到他当天心情极好。他将我领到六号楼休息室,服务员送上烟茶和一盘南丰蜜橘,轻轻走了。耀邦又说,你当教育厅长,按前清官制,算四品官吧。经济要翻两番,教育家又是先行官。对于教育工作,解放初我们是清醒的,干部文化教育、扫盲,都下了很大功夫。比起当年,现在教育工作应该说是更重要了,但问题也更多了,党外同志意见不少,你在第一线,惟楚有才,现在如何?
我着重阐述了我对农村教育的看法。我说我对农村教育有危机感,这种危机,与其说是速度(当时上面一心要加快推行九年制义务教育),不如说是质量。现在一谈教育,就是急于加快速度,就是急于让90%以上的小学生进入初中,甚至以虚假的验收手段向下层层施压。而实际上各地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一些边远地区许多人读了小学还是半文盲,湘西、湘南有的农村中学,说图书室只有一份湖南日报,说体育没有一个篮球。湘西一个县,给小学教过算术的教员考小学五六年级算术题目,居然近68%不及格。教育质量上不去,数量也就毫无意义了。现在我们的高等教育、成人教育已经吃了二十来年基础教育特别是小学教育质量不高的大亏。因为小学教育失败,语文、算术这些知识性课程以后还可以弥补,而对学生的素质,特别是品德、行为、素养和志向等方面带来的损失,是以后任何教育都难以完全弥补的。如果广大农村,现在就将有限的人力和物力,盲目转到普及初中教育上去,只能是得不偿失。我主张宁可放慢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的速度,也要保证小学教育的质量。
耀邦说,教育需要大量投资,而放慢经济建设的投资来办教育,难以行通。你对农村教育的看法有道理,但还只是工作中的实际感受,恐怕说服不了大家,可以继续研究。既要说服一些对教育不够重视的人,又要说服那些不切实际追求速度的人。另外,增加教育经费用在哪里,也要研究。
我将话题转到党风上,我说现在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在急剧下降中。耀邦同志说,怎么讲呢!可以说,老百姓对党有些意见,也可以说是党在群众中的印象不如过去,或者用你的说法。但据我了解,群众对我们的党风,确实是不满意的。
我批评说,上面热衷于加快九年制义务教育进度,下面就报假数字对付检查。可见讲真话也真不容易,还是小舟同志说过的“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对此,耀邦同志深有感慨地说,我也讲过违心的话。我这个人做过些工作,也犯过错误,就不说了。但回顾一生,有两件事是难以原谅自己的,提高来看,也是做人道德的问题。一件是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老总,我明知彭老总是对的,心里很矛盾,但因为相信中央,也举了手。第二件是1968年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大多数中央委员都被打倒了,为了凑足到会人数,我被匆忙解放出来,出席会议,一看到说少奇同志是“内奸”的材料,根据我的政治经验,就知道是不可靠的,这时我已经并不以为上边说的一定正确了,而是抱着夫复何言和不得已的态度,勉强举了手。会议公报虽然说是“一致通过”,但是就有那么一个老大姐,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没有举手,这就是陈少敏同志。在表决前,她说自己心脏病又犯了,伏在桌上,拒绝举手,真是难能可贵。耀邦又说,为什么那么多人不得不举手,这当然是由于长期缺乏民主,容不得不同意见,加上“四人帮”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高压手段,使党内普遍形成一种奴化思想意识的结果。我们党由于没有摆脱封建主义的影响,有相当一段时期,不能充分尊重不同意见,不能保护持不同意见的同志,甚至有的自然科学专家,因为对修建黄河三门峡水库,持不同意见,而被划了右派,政治上的右派呵!我过去讲过,也是从马列著作看来的,在奴隶社会中,大多数人是“奴隶”,极少数是“奴隶主”,也有少数“奴才”。过去到现在,这种奴化思想都是有的,程度不同而已。
耀邦同志谈到这里,我心中有感,不得不言。我说,省教育厅有一位在延安起就从事教育工作的老厅长,他在一次谈话中说,全党服从中央和全党监督中央,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全党服从中央,我们大体上有了规矩,而全党监督中央,至今没有走出一条路。这位老厅长还说:回顾建党以来的历史,凡是全国、全局性大错误的形成,例如王明的路线,例如反右扩大化,例如“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饿死几千万人,例如“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内战,有哪一次是全党不服从中央或者不服从领袖造成的?我们不实行多党制,但不能因此而否定权力的制约。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有效监督机制和权力制约的办法,是全党的艰巨历史任务。有同志认为三权分立,效率不高,不适合于中国。而我们效率高则高矣!当年张平化同志一声令下,反右倾大炼钢铁运动三天内“席卷全湖南(平化原话)”,结果又如何?我以为作为第一步,政治局常委、总书记等无任何例外地都应该有任期制,有年龄限制。江山代有才人出,世界上决没有不可代替的伟人。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并没有指名小平做接班人,小平是被以后的中央和全国民心推选出来的,而且比毛主席晚年要强,周总理也以为小平比自己强。其次中纪委应当真正独立向党代表大会负责,而不应当像现在这样,实际是向政治局常委负责。如果这样,谁监督常委?我们一直强调认为党可以“自我完善”,以为仅靠批评和自我批评即足以保证党不犯错误,这违背了毛泽东自己当年在延安与黄炎培等人的承诺。而实际则是连政治局委员彭老总都批评不得毛泽东,这又用什么来保证“自我完善”?党在“文革”浩劫之后改正了自己的错误固然是伟大,但从1966年《五一六通知》发布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用了十二年;如果从1957年反右或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左”倾错误开始滋长算起,整整用了二十来年。我有一个同学,早在《五一六通知》发表第二天,就认为这个文件完全错了,广大党员的大部分也早在林彪事件前后,就作出了自己的结论,比党中央集体纠正错误要早得多。如果有一种真的,而不是口头说说的,无人敢于否定的监督机制,及时纠正刚露头的错误,不是更伟大么!没有能保证永远不犯错误的伟人,也没有能保证永远不会犯错误的政治局,没有不需要监督的人,也没有不需要监督的机构。我是骨鲠在喉,不得不言了。
我讲得很激动。耀邦同志却十分安详,没有打断我的话,问我多大年纪了,我说我已经60了。他说,你锐气不减少年时,你讲这是一位老厅长的意见,只怕也是你的意见吧。我笑着说是。他说,你说的属于党的深一层次的改革意见,也是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问题,这种大事不能急,因为许多问题的解决,要有一个过程,十年、二十年后(插说一句:已经十年了!),这些问题总会提上会议桌的。他又说,从政治体制改革来说,党本身的改革是关键,也是难于起步的难点,不能操之过急。问题是当前怎么做,现在有中纪委,有人大,又成立了监察部,目前如何做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