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8期
风雨难摧“中国心”
作者：●武际良
1962年夏,从国外传来一个好消息。马海德82岁的老父亲从美国回到黎巴嫩的老家。老人家读到英国《泰晤士报》上的一篇报道介绍,说在新中国卫生部担任高级顾问的马海德(实际此时他早已调到皮研所),就是美国人乔治?海德姆,他早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中国红军,成了中共的老干部,与毛泽乐、周恩来是好朋友。当时贝鲁特没有中国使馆,老人家立刻通过大马士革的中国驻叙利亚大使馆打听。果然,马海德正是他阔别多年的儿子乔治?海德姆。老人家提出看望儿子的要求,中国大使请老人家到中国去探亲,老人家表示他年高体弱再作长途旅行去中国有困难。经大使馆报告外交部,同意马海德携带妻儿到大马士革和老父亲团聚,并为他们买好了飞机票,探亲旅行的一切费用由中国政府开支。当时,有些人风言风语,说马海德带着全家出国探亲,不会回国来了。临行前,陈毅副总理在四川饭店为马海德一家饯行。马海德故意调皮地问陈毅:“陈老总,你怎么放心敢让我出去?你难道不怕我不回来吗?”陈毅爽朗地笑道:“你离弃家园十几年,跟我们一起茹苦含辛,好不容易才打下这个江山,我知道你不会不回来的。老人家想看儿子是人之常情的,当然放你赶快去啊!”饭后,陈毅又说:“老马,你回来时,我还要在这里给你接风洗尘啊!”马海德握住陈毅的手说“好!一言为定。”
马海德在国外与老父亲团聚了一个月后,返回北京。陈毅说话算数,又在四川饭店设宴,给马海德一家洗尘。席间,陈毅兴高采烈地说:“老马,怎么样?我说你一定会回来的么!”马海德笑着说:“我是中国人,当然要回中国呀!”
跌落低谷毫不动摇
“文化大革命”时期,马海德跌落到了最低谷。用他自己的话说:“整个儿地倒霉透了。”“文革”初期,马海德的家被抄,人被下放农村劳动,回到单位后,造反派让他干打扫卫生扫厕所的活儿。他亲自筹建的麻风病研究中心,被指责为“修正主义的窝子”,麻风病防治队被解散了,他的才能无法发挥,内心十分苦闷。他被调到北京阜外医院当一名看皮肤病门诊的普通医生,他没有灰心失望,而是热忱地为病人服务。
在“造反有理”甚嚣尘上的时候,马海德不随波逐流。当皮研所所长戴正启被戴上高帽子,胸前挂上写着“三反分子”、名字上打×的牌子,坐喷气式,挨批斗的大会上,造反派说“戴正启执行了一系列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马海德听不下去,站起来说:“如果老戴执行的是修正主义路线,也有我一份,皮研所的工作是我们两个一块干的。”造反派知道马海德的“后台”硬,有毛主席、周总理保驾,不敢和他计较。
当时,一些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也起来“造反”,成立了“白求恩红卫兵”,“白求恩造反战斗队”。马海德听说后,不屑一顾地说:“要是白求恩活着,才不会这么胡来呢。”
有一天,造反派头头通知马海德到全国政协礼堂参加批判陈毅副总理的大会。马海德问:“为什么要批判陈毅?”造反派头头说:“周总理都说了可以批判,不准许斗争,你还问什么呀!”马海德考虑自己是入了中国国籍的中共党员,勉强地来到批判大会会场。他看到陈老总从容镇定地坐在台上的一把椅子上。有几个造反派跳到台上,念“揭发批”稿,完全是不顾事实,乱扣大帽子的胡说八道。马海德越听越生气,他和另一位外国医生汉斯?米勒一起,不顾造反派的阻拦,站起来退出了会场。当造反派吼叫“打倒陈毅”的口号声从他们背后传来时,马海德对米勒笑笑说:“陈毅是牢固地塑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谁也打不倒!”
面对这场是非颠倒的大动乱,许多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和一些从海外归来的报效祖国的华侨纷纷离开中国。有一天,马海德的妻子苏菲问他:“事情这么乱,你是不是动摇了?”他反问:“在什么方面动摇?”苏菲说“对党的信仰。”他坚定地说:“绝对没有。”还说,“我们党早晚能够公开承认它自己犯的错误并改正错误,你等着瞧吧,党会改变这种局面的。”
当有一位朋友建议马海德带着妻儿离开中国回美国去时,他说,“为什么?我爱这个国家,我爱她的人民。”那位朋友说,“你爱中国,但中国并不爱你。”马海德生气地吼道:“谁说中国不喜欢我,中国共产党喜欢我,中国人民喜欢我,这就足够了,我还要谁喜欢?我还要那一小撮坏蛋(指康生、“四人帮”)喜欢?他们不会长久的!”
“文革”中,马海德不仅对自己投身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无怨无悔,对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毫不动摇,而且积极帮助和开导其他在中国定居、工作的外国朋友。汉斯米勒是来自马克思的故乡德国的一位医生。1939年,他奔赴延安,支援中国人民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斗争。马海德接待了他,从此他们成为抗日医疗战线上的亲密战友。米勒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新中国成立后,他加入了中国国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的健康服务。“文革”中,米勒遭受了不公正的对待,处境艰难,他想不通,并深为中国的前途担忧。他向组织写了报告,要求全家返回德国。报告送上去之前,他拿给马海德看。马海德竭力劝导米勒留下,但他去意已决。马海德回家和妻子苏菲商量,以他俩的名义连夜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反映米勒的情况,希望周总理设法挽留米勒。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和关怀下,米勒的处境得到了改变。1971年,在“三八”妇女节宴会上,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向参加宴会的遭受不公平对待的外国和华籍专家及其家属表示道歉,希望大家给予谅解。周总理特意走到米勒面前敬酒说:“我们希望你留在中国,希望你对我们有信心。”还恳切地劝慰他:“把这些年的不愉快,统统忘掉吧!”米勒终于留在了中国。1972年,米勒担任了北京医学院副院长。马海德对此十分高兴。他每逢遇到外国朋友就充满信心地说:“怎么样?共产党就是共产党,不正常的局面终会有一天过去的。”
“文革”结束后,1978年,党中央否定了康生之流强加在马海德头上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对所谓“外国间谍”嫌疑予以彻底平反,党组织派人向马海德说明:1946年春,马海德作为中国解放区善后救济总署的顾问,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第一次从延安乘军观察组的飞机到北平,在飞机场上,当时已接管机场的美国人对穿着八路军军服的马海德感到奇怪,询问了他几分钟。这件事被人汇报到康生那里,他的被询问“几分钟”,变成了与美国人交谈了“几个小时”,从此,在马海德的档案里写进了应把他当作“外国间谍”嫌疑来对待的文字。马海德就在这顶大帽子下面,遭受不公正的对待达30多年之久。党组织为马海德做出历史清白的结论。马海德并不感到意外的惊喜,他说“我早就相信,我们的党会把一切问题都搞清楚的。”
党中央恢复了马海德的国家卫生部顾问的职务,他重新担负起医疗卫生战线的重要工作。马海德此时已经患了前列腺癌,病情十分严重。从1976年到1984年,他先后接受了8次手术,有几次十分危险,组织上和家属都要给他安排后事了,他又奇迹般地活了过来。每次一出院,马海德就忘我地投入紧张的医疗卫生工作。为了2000年前在我国实现基本上消灭麻风病的战略目标,他呕心沥血,日夜操劳,奔走海外为我国争取到大量的医疗援助,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许多国家授予了马海德各种医学奖励,他总是说:“这些奖励是给中国的,我只是一个代表。”1983年,在马海德来华工作50周年的庆祝会上,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到会祝贺,高度评价了他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所作的卓越贡献。邓小平紧紧握住马海德的手,感慨万端地说:五十年,不容易啊!这短短的话语里,辉映出马海德是一个多么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1988年秋天,马海德病情恶化,住进了协和医院。躺在病床上,他发着高烧,仍然念念不忘同麻风病作战。他对前来探视的同事和友人说:“再有两年时间,我们就能打败麻风病了。”在生命垂危之际,他还嘱咐妻子苏菲:一定要把他侄儿从美国寄来的一笔捐款,“交给麻风病基金会使用”。10月3日,马海德不幸逝世。临终前,他满怀深情地对亲友们说:“如果让我重新开始生活,我还是要选择这条道路,这是毫无疑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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