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7期
记日籍华人企业家张宗植
作者：涂光群
“辩证法的唯物论，为我开拓一个崭新的世界。”
1913年，张宗植出身于我国江南的“儒林之乡”江苏宜兴。从小丧母，生活在徐舍镇书香门第的外祖父家。在良好的乡间自然环境里，既诵读中国经典，学着做诗填词；后来又进新学制的学校上学，接触传播西方科学新知识、新观念的新课程。
1928年前后，张宗植进入上海私立民立中学读书。这是当年一所英语程度很高的中学，初中一年级起除国语外，全部采用英语课本。但进入初一的张宗植并不感觉吃力。学校里的功课，张宗植应对裕如，因此还如饥似渴地阅读课外书籍，希望从中找到国家和个人的出路。北伐军到达上海时，初中生的他，曾翻读了《三民主义》，却不解渴。民族危机深重，进入高中的他，这时接触了先行者们译介的一大批讲唯物论、辩证法的历史、哲学和文艺理论书，才觉得正中下怀，茅塞顿开。用他自己的话说：“辩证法的唯物论，为我启示了新的人生观，开拓一个崭新的世界。在我们那一段的青年期，这些书的大量出版，是唤醒青年热情和理性的号角。”的确是这样。中学阶段，可以说，在政治思想和文学修养等方面，张宗植已经奠定了他往后行事、做人的坚实基础。
一个“比正式生还出色”的清华大学旁听生
中学毕业，张宗植报考清华大学，只因体格检查“不合格”，他未被正式录取。1932年深秋，他被允许住进表哥何凤元的学生宿舍，成了一名清华旁听生(那时北大、清华都容许旁听生，有的人是住在校外自租的公寓里)。他这个旁听生可不简单，一边听各科名教授讲课，攻读中国文学和西洋文学等学科；一边为了了解那个处心积虑侵略中国的东邻日本，还用心学习日语。他同时还加入了左翼团体“读书会”和“社会科学研究会”(后改称“社联”)，写文章，参加抗日爱国学生运动。那时日寇步步进逼，华北形势危急，平静的清华校园已不宁静。北平市民和学生抗日情绪高涨，张宗植成为校园活跃分子。他结识了张凤阁、牛佩琮、李裕源(一清)、吕明羲(元明)等进步同学，很快又有蒋南翔、高承志、徐高阮、姚克广(依林)、荣千祥(高棠)、杨德基(杨述)等一批新入学的青年，还有一些女同学如魏蓁一(韦君宜)等，加入他们的活动。张宗植本人参加了地下共青团，又被推荐编《清华周刊》。他在《清华周刊》用张瓴、宗植(韦君宜说他曾用晏未庄的笔名，但笔者未在张宗植三十年代的著作中查出)等署名发表不少作品，既有讨论唯物论认识论的长文，还有小说、散文、杂文等。此外还在北平、天津、上海等有影响的报刊如《大公报》文艺副刊
，《文艺月报》、《东方杂志》、《国闻周报》等刊登新作。有的小说如《浅滩上》，当年在清华园人们争相阅读，被称为杰作；《骚动》则被选入鲁迅、茅盾编选的中国现代小说选本《草鞋脚》中。这使他在校园内外名声大噪，也引起北平国民党反动当局注意。1935年春天政治形势紧张，1月，一个寒冷的黎明，国民党军警来清华园搜捕进步学生，张宗植和一批同学被捕。4月底，张和徐高阮两人被作为要犯，押解南京。张被亲戚保释出来后，即赴日本留学去了。
1937年夏天，张宗植正在日本留学，突然爆发了“七·七事变”。日本各报汹涌喧嚣，制造战争空气，连天的大标题都是“膺惩暴支”，“宣扬皇威”。原是日本军部早就安排好的占领华北的计划，偏要说是“偶然事件”，罪在中国；本已驻屯在华北的日军，却假称是临时派遣去惩暴防恶的。张宗植气愤极了，中国学生在日本再也呆不住了。他毅然带领来日本短暂度假的妹妹，于1937年8月中旬，回到中国。
那个时代那些人，不管放在哪儿都是社会中坚
张宗植赶回上海，匆匆去宜兴老家探望了外祖父一家之后，便步行3天，去芜湖乘船，赶往那时的抗日中心武汉。他与在武汉相遇的表兄何凤元一起去郭沫若领导的第三厅登记，在他们老师、清华大学张申府教授的领导下编刊物。然而3个多月，仅出了两期，武汉已在日军威胁之下，空袭频繁，各单位、团体纷纷向四川撤退。张教授先行去重庆，表兄何凤元应聘去西安教书，留下张宗植和一位管总务的高君，两人负责运送“战时文化社”的行李、辎重(其实主要是几箱书籍、纸张)。到达宜昌才了解，经营从宜昌至重庆的川江航运的民生轮船公司，其运输人员和物资的任务非常繁忙、紧张，有一位业务处经理童少山在这儿坐镇指挥。张宗植亲睹童少山肩负重担，昼夜辛劳，而人手短缺，同情之心油然而生。他不是去那儿坐等安排运输，而是帮童少山干起活儿来，帮他在码头黑板上写装运表，加快他运转的速度。他没有想到的是，他良好的教养、素质及敬业精神，被童经理看中。抵达重庆不久，他就被邀去民生轮船公司服务，从此开启了他人生中新的一页。
张宗植到民生公司，先是在公司的业务处编辑股翻译英文资料，包括编译英国路透社每天早晨发来的新闻电讯，供总经理卢作孚先生参阅；同时帮助公司起草业务报告。那时有一家美国杂志来信约稿，请民生公司写篇文章介绍他们战时的业绩。业务处经理童少山要张宗植发挥他的笔杆特长，起草一篇精炼、生动而又有说服力的，全面介绍战时民生公司业绩的文稿。没想到读了这篇文章的总经理卢作孚甚为欣赏。自此，张宗植这个默默地做事，有潜能的年轻人，被卢作孚调去做了总经理室秘书，后又升到公司襄理。这期间，张宗植结识了卢先生特请的公司新任协理、代理总经理，美国哈佛大学法学博士，鼎鼎大名的原上海市大律师魏文翰先生，两人成为很好的合作共事的朋友。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张宗植仍在民生公司工作。经卢作孚、魏文翰两先生安排，他有机会赴刚刚结束二战的欧美实地考察，并在那儿深造和工作。联合国为处理战后问题召开有关国际海运的会议时，魏文翰作为出席会议的中国首席代表，推荐张宗植为代表团秘书兼顾问，与他一同参加会议。在待人处事以及与西方人交往的礼仪、谈话的方式等方面，凡在中国国内无法学到的事，魏先生都给以指导。以后张宗植在盟军占领下的日本，开通日、美、中之间贸易，与欧美人打交道“游刃有余”，文翰先生对他影响至深。
1947年9月，原重庆广大华行老板卢绪章与卢作孚商量，派张宗植作为在美国纽约的广大华行派驻日本的贸易代表前往东京。那时占领日本的盟军总部，才刚刚允许外国商人来日经商，名额有限制。中国的限额是108人。张宗植作为来自美国的贸易商、“买主”，被“盟总”安排住进条件优越的“买主饭店”。他很快跟主管进出口权的“盟总”经济科学局的美国官员和日本外贸厅的人搞得很熟。他还受美国施贵宝等药厂委托，开展美、日药品、杂货贸易。战后日本物资匮乏，能出口的商品，包括药材原料甚少。张宗植依靠他在美、日两方良好的人际关系，“深挖细找”；靠自己纯熟的语言为两方搭桥，终于做成了日本向美国出口薄荷脑，进口非“盟总”管制范围的美国药品的第一笔生意。之后，张宗植又凭借他来自美国，对美、日两方贸易官员都熟识的条件，帮助一位来自中国的商人，打通关节，得到“盟总”批准，做成一笔从中国进口一千吨菜籽饼的生意(回程的货是日本人造丝)，一时震动了全东京的中国人，纷传“老张神通广大，有办法”。在此后至朝鲜战争爆发之间短短一年半的时间里，张宗植大显身手，以物易物，在中日之间，做成400多万美元的贸易，以致台湾方面的驻日“中国代表团”盛传张宗植是共产党，是北京派到日本的，还通知日本警厅调查他的行动。几年后，张宗植才知道，据日本统计资料，1949年全年，日本出口金额不过5.2亿多美元。而1949年夏天至1950年初秋，张宗植一个人成交的出口业务，广大华行部分加代理部分及去美国的货品，合计近500万美元，接近日本出口总额的百分之一。
张宗植是战后中日贸易的先行者、开拓者。他的成功，早于1954年廖承志—高崎民间贸易协议好几年，而至今鲜为人知。
张宗植1950年10月在香港居住数日，朋友们是很希望他撤回港岛的。然而张宗植是不愿成为做事留下尾巴的人，中日贸易的余额如何追回?被扣货物如何取出另找主顾?这些未了之事不宜撒手不管；再说在日本他也还有些个人的事，不能一走了之。考虑再三，张宗植诚恳回答他的友人们：“任何环境下，不须过分担心。在中国来说，抛一粒散子在棋盘角上，棋局不发展到那一角，牺牲不大。发展到那一角上，说不定就会起一些作用。”这番语重心长的话，正是张宗植的心声。
“此情岂待成追忆，只今犹在燃烧中。”
中国改革开放刚刚跨入80年代门槛，与故国隔离数十年、思乡之心愈炽的张宗植，便飞抵他最想念的北京城。1980年1月末，气候的寒冷阻挡不了他，他参加几位华侨的经济访问团到达北京。他挤出有限的空余时间，托联络人员为他安排，在第三天上午，会见了他最想见的清华学友蒋南翔(时任中国教育部长)和何凤元(30年代入党的老共产党员，曾在1950年两家中国航空公司起义中起了重要作用，后任中国民航第四局局长，于1977年去世)的未亡人张滢华女士。蒋南翔比约定时间提前一个半小时来到。两个朋友，睽别已四十一年矣。相见是欢悦的，只恨时间太短。张宗植这次也有机会重见了老友，曾长期领导中国外贸工作的卢绪章。可惜另一个卢(作孚)早逝，他见不着了。
自此以后，张宗植与他清华时代的老同学、老战友陆续联系上了，其中还有几位当年文友，而今已是著名作家的徐迟、端木蕻良、叶君健、韦君宜。
1990年5月他又来京，会见了宋劭文(当年是北平“社联”负责人，曾鼓励宗植向左翼报刊投稿，解放后从事经济工作)、高承志、王作民(女同学)、马家驹、张滢华，端木蕻良夫妇、叶君健夫妇等，又专程去韦君宜家看望病中的她。我就是在君宜家，君宜介绍我与张先生相识的，从此开始了我们之间的交往。
1992年5月张宗植再次来京。这次除在京会见老同学、老朋友外，还去天津看望了老同学高承志、唐宝心、吕元平，广大华行的老相识高平叙。同年11月，他有事来京，经王作民介绍，还去会见了中国工业界的元老、机械工程专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九十高龄的沈鸿老人，两人很谈得来。
在张宗植看来，他清华的老同学、老战友这一代人，他们的人生轨道是在30年代民族危机深重，救亡图存的时刻定下来的，不管在什么处境，在国内、国外，那种反帝爱国的情怀，始终是他们前进的强大驱动力，使他们的心紧紧相连，永远互相牵挂。战后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不变的，是他们青年时代形成的友谊。1988年5月3日，蒋南翔不幸病逝。在当年8月写的深切悼念蒋的《永远的青年，恒久的友情》文章中，张宗植说：“我对南翔的感激是我当年想说而没有说清的话，他很响亮地叫了出来。我当年想做而因为受了一点打击就不能继续做的事，他挺身做到了，而且毕生在做。我说当年这种青年的热情，是出发点，也是永远继续的动力。‘此情岂待成追忆，只今犹在燃烧中。’不到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化了的富裕繁荣、筑成世界和平的基础的国家时，这个热情的火种是永远在强烈燃烧着的。”
1987年，正好是蒋南翔在教育部长任上，张宗植将自己海外的积蓄捐出50万美元，30万给母校清华，设立“12·9”奖学金；20万给安徽中国科技大学，设立“张宗植科技奖”和“张宗植青年教师奖”，以奖励成绩优异的青年学子和教师。1988年清华大学举行首届获奖者颁奖仪式，宗植先生于百忙中赶来参加了。1990年去中国“科大”参加授奖仪式时，他亲笔为学校题字：“发扬科学精神，培育建国人才”。
关于这两份奖学金的设立，他在1987年9月30日给儿子的信说：“关于奖学金事——想来校方已经和蒋伯伯、滢华伯母联系上了，你知道有这事就够了，尽可能不要参加——你很聪明，我想你也懂得这事的本质，这是我年轻时的愿望，中国需要更多的知识和科技人才，一个抗日反帝的青年，后半生在海外生活，我缴付给日本政府的税，比日本人一生所缴的平均金额已经高出了二十几倍，这笔回收的资本，我今后用不完，将来成为遗产的话，日本政府要先缴60％以上的相续税，子女能分到的不到40％，要生前分给子女，税更重，我何必如此孝敬那些日本官僚呢?给中国作为公益捐款，不要缴税，中国可以全额受惠，同时也给了你一个无形的精神上的遗产。”
张宗植确实是一介书生，他的谈吐非常文雅，时时充满书卷之气；但他又是个精通世界局势和商业贸易的大专家。他赚钱，但决不为赚钱而生活。他是道地的文人，能用炽热、精细的感情，写出最美的文学作品。但他绝不是中国传统儒生，说他是“儒生”或“儒商”之类，这是亵渎了他，因为他始终是现代反帝反封建的斗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