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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温济泽的最后留言
作者：李锐
温济泽比我大三岁，但革命经历却早得多。他1930年入团，三次被捕，受尽酷刑，坐过五年多牢，抗战爆发后才出狱。他在狱中勤奋学习，攻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1938年初到延安后，即在陕北公学当教员，编写过《自然课本》和不少科学小品文章。1942年他参加了《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的编辑工作，这本书后来列为十二本《干部必读》之一。1982年，根据党的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的精神，他又约请二十几位同志参加，根据原本新编出《马恩列斯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他是1943年初从中央研究院调到《解放日报》副刊部的。“抢救运动”之初我被关入保安处，1944年6月提前释放回到报社，同温老才接近起来。感到时局的大变化即将到来，我们几个人一起还复习过英语。我是1945年10月初离开延安赴热河的，从此就天各一方，隔行隔山。直到1979年1月回到北京复职后，我们住到同一幢高楼，成为仅隔一层楼的紧邻，于是经常往来。由于都历经沧桑，都已进入晚年，共同的话题多，无论是议论形势，回顾历史，研究问题，臧否人物，都能毫无顾忌，深入交谈，有时还互相通报非常重要的信息。
温济泽的为人，人所共知，确实人如其姓，既温和又宽厚，很少见到他有过疾言厉色。因此，1958年反右派斗争“补课”中，他在中央广播事业局任副职时被打成右派，当时是很令所有的熟人大吃一惊的：这样的老好人，也被打成了右派!他说，“从此坠入万丈深渊，呼天不应，入地无门，简直像在地狱里、苦海中，自强不息地煎熬了整20年。”1979年之后，他“像火山爆发似地一心扑在工作上，要找回20年失去的时光。”(引文见《告别20世纪》)
还在社科院主持研究生院工作时，温老即利用业余时间组织一些老同志，编辑10卷本的《革命烈士传》，从全国几十万、上百万烈士中，选择一千人立传，工作是何等浩繁。他对所有的革命烈士倾注了自己全部感情，尤其关注瞿秋白的恢复名誉，因为他少年时是读瞿的著作而投奔革命队伍的。早在五十年代，他就写过二十来篇纪念和研究瞿秋白的文章。“文革”初期，瞿秋白被诬蔑为“叛徒”，八宝山的墓碑被红卫兵砸毁。1980年，温济泽组织二十几位“志愿兵”，成立一个虚设的编辑部，没有办公地点，靠电话联系，边研究中共党史和国际共运史，边收集文稿，1985年先出版《瞿秋白选集》，以后《瞿秋白文集》14卷陆续出版。每逢革命纪念活动，他总要写文章做报告，讲李大钊、方志敏等革命先烈的事迹，受到北京广大青年的热烈欢迎；要退团的青年，因听到他的报告而不退了。据陈景润说，他五十年代就受过温的文章的影响。
1985年离休后，他以全力来编《革命烈士传》。为指导编撰工作，编委会曾不定期出版内部《通讯》，以确定传记预选名单的范围等。为更好“缅怀先烈，激励后人，发扬传统，继往开来”，于是酝酿将《通讯》改为正式出版物，一个新的期刊《中华英烈》于1986年诞生。温老邀我参加了筹备工作，他自任主编，我列名编委，18个编委中如黎澍、廖盖隆、方实等多为延安老人。刊物的重点放在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更注重五四运动以来的现代。我常参加编辑部的有关活动，都是在温老家中开会。创刊号刊载了我写的《总理在我心中》，从而推动我写作同类性质的文章。《中华英烈》创办一年后，忽然要换主管单位，为此，温老多次召开编委会，商讨刊物的归宿，最后达成协议，由文联主管，得以生存。但是好景不长，刚刚稳定了一年，又遇到“全国刊物整顿”。于是，《中华英烈》成了一个断线的风筝，不知飘向何方。为了使刊物继续生存，75岁高龄的温老，到处奔走，八方求援。一个宏扬革命精神爱国精神的刊物，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创刊四年后，竟两易其主，还难以求生。不管有多难，温老硬是挺着，请求新闻出版署宽延注册时间，在无主管单位的情况下，保证刊物正常出版。1990年，以萧克将军为首的炎黄研究会，接手《中华英烈》刊号，创办了《炎黄春秋》。温老以这个研究会副会长的身份，任特邀编委，继续关注这个刊物，在这个刊物上继续发表许多有影响的文章。我也是这个刊物的热心作者，参加一些有关活动。
温济泽同胡乔木有几十年的密切关系。在怀念乔木的文章《良师·益友·同志》中，他深情地回忆了他同乔木结识的过程，从延安一直到社科院。文中写到乔木如何惊讶他被打成右派，并与廖承志一起设法挽救过。粉碎“四人帮”后，还没有平反，乔木就让他到社科院任职，负责科研局的工作，后来参加院党组，任研究生院院长。文中说了一句：“像对许多人一样，我也看到乔木同志有些弱点和缺点，但是更多看到的是他的优点和长处。”1998年11期《炎黄春秋》刊载的《真理标准讨论中的一段曲折》中，他终于写到胡乔木的弱点和缺点：“乔木谈话变来变去，有时做事令人难以捉摸。在理论务虚会上，开始讨论真理标准问题时，他同大多数人意见一致，而当讨论热烈展开后，他的态度就有些变化了。”文章中还谈到，他听见乔木说过，“现在有人对共产主义失去信心，要批判‘共产主义渺茫论’。共产主义曙光已经冒出地平线，怎么还能说渺茫呢?”他还听别的同志说，“乔木说过，共产主义就在脚下。”他向研究生院传达过乔木的这些说法，“引起一些人的诘问，我自己也开始怀疑：我们把社会主义建设成这个样子，怎么倒要批判‘共产主义渺茫论’呢。我不好直接去问乔木，但暗自下了决心，还是应该独立思考，再不随便盲从他人了”。于光远说的“不但要斤斤计较，还要两两计较”受到批评后，他为之辨明：光远是反对吃“大锅饭”时说这话的。“按劳分配就应当看一个人的劳动成果，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不得食。我们不但应当斤斤计较，还应当两两计较。我把这次会上讨论的情况告诉了于光远，以后他自己到会作了说明，还写了一个报告送给邓小平同志。”温老也为黎澍鸣不平。黎澍写了著名的文章《论历史的创造者及其他》，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似乎从无异议的命题，作了正本清源的工作，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新的成功的探索，却被批评为“反对了毛主席”。关于周扬在纪念马克思逝世百周年大会上所作的报告，受到胡乔木批评这一大公案，温老在文中为受到处分的王若水和受到批评的周扬鸣不平，他谈了此事的经过，谈了周扬拍桌子同乔木的争论。“我知道周扬对‘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早有研究。”“我认为他的观点是前后一致的，他是我国研究‘人道主义’特别是异化问题的少数几个马克思主义学者之一。为什么要如此大张旗鼓、大加鞭挞批判呢?周扬病已加重，气愤难平。”
为国内外有名的王实味冤案平反，是李维汉于1981年正式向中央组织部提出来的，认为王实味的问题主要是思想问题。李维汉是当年延安中央研究院的负责人，温济泽和王实味都是该院的研究员。1942年整风时，5月27日到6月11日，温济泽写的斗争王实味大会的日记，曾在6月28、29两日的《解放日报》上发表。后来康生插手，1943年4月将王实味逮捕，用逼、供、信的办法，将王打成托派分子、国民党特务和“五人反党集团”的头头。1982年李维汉去世前，嘱托温济泽找有关部门为王实味彻底平反。经过多年努力，除“特务问题”于1986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集》的注释中平反外；所谓“托派问题”，到1991年2月7日，公安部经过多方查证作出平反决定。1992年1月，温老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长文《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在另一篇《为什么这样“左”》的长文中，他总结王实味冤案的六大教训为：一、要解决历史上对托派的错误看法。二、对敌情的过火估计(当年国民党特务根本不可能混入党内)。三、一个人说了算的主观武断的恶劣作风。四、群众运动的斗争方式(斗争王实味搞了千人大会，“左”风压倒一切)。五、宁“左”勿右的不正常心态。六、不愿意听不同意见的专横态度。我认为这六大教训现在并未过时。
1995年，温济泽的自选集近60万字的《征鸿片羽集》出版后，送了我一本。全书共分四编：哲学·科学、新闻·广播、历史·人物、青年·其他。书中百多篇文章，80％以上是1978年以后写的。作者在“自序”中说：“回顾我这一生，党叫我干什么，就干什么；干什么，就钻研什么，就写点什么。因此，能业余写出这么多东西。由于工作多次调动，我写文章所涉及的领域也就比较宽广。”这段话我有同感，好像代我而言。我的一生也是这样过来的，我也有过20年的“万丈深渊”；1979年之后，我也“要找回20年失去的时光”；我的绝大部分文章和出的十多本书，也是这20年“新时期”中写的。我与温济泽有共同的命运、共同的感受、共同的为人处事原则，只是我没有他那样温和、宽厚；我们都能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文如其人，我们在文章中讲的都是实话、真话，有的放矢，没有空话、套话。这是我尊敬他、我们成为好朋友的根本原因。去世之前，他写了《告别20世纪》(刊《炎黄春秋》1999年第1期)，文章的末尾说：“我一生经过大小81难，得到了一部真经，这个真经就是：迎接未来世界的机遇和挑战，最重要的就是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坚持创新，勇于创新。创新是我们民族的灵魂，创新是我们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的动力。人的思想解放是无止境的!科学发展是无止境的!世界发展也是无止境的!”
这些话也是我想说的，我愿意遵从的。希望我们大家尤其是温济泽的朋友们，都不要忘记他最后的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