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6期
龚育之访谈录
作者：李真真
不要把“白”（那时讲“白”就是政治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和“专”联系起来。也不要搞“红专”、“白专”的两分法，不够“红”的不等于就是“白”，其间还有中间的，这里有大量的人，要争取，要团结。
李真真(以下简称李)：您在到中宣部之前，已经参与了一些科学处的工作，如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批评《科学通报》的文章。您到科学处之后主要管哪方面的工作?
龚育之(以下简称龚)：没有到中宣部之前，还在家里养病的时候，我就同《科学通报》和中宣部科学处的工作有了一些接触。我卧床自学俄文，找一些俄文报纸或杂志来看，也注意读《科学通报》上介绍苏联的东西。偶然在《科学通报》上看到一篇苏联语言学家的文章，觉得文气戛然中止，像没有完，这是怎么回事?此文是从《真理报》上译过来的，我就把《真理报》找来，一看，原来是译者太马虎。原文登在报纸二、三两版的下栏，两个下栏联通，没有注明转版。译者只译了第二版下栏这半篇文章，没有注意到第三版下栏还有一半，就这么把半篇文章当作一篇文章给译出来了。我那时年轻，很认真，认为怎么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另外还看到《科学通报》上一篇译文，讲蛋白质分子结构，翻译得很糟，比如，把“显微镜”译成“万花筒”。发现了这些情况，我当时就同已调到中宣部的何祚庥讲了。记不准是因为我反映的情况引起他们对《科学通报》问题的注意，还是他们本来已经在考虑对这个刊物进行检查，反正是很重视我的反映。不久何祚庥来找我，让我写一篇文章批评《科学通报》，我就答应了。文章中写的情况，一些是我自己看到的，像我前面讲到的那些；一些则是同何祚庥讨论之后提出来的，如说刊物脱离政治，《实践论》发表和《毛选》出版都没有做充分反映，等等。还有一则关于地震的报道，说在印度的阿萨密发生了大地震，其实那地方是中国西康的察隅，这件事已经有读者致信刊物提出批评。至于说刊物对球墨铸铁和安全棉油乳剂等成果以及对哪些重要会议报道不够，大概是何告诉我的了。文章写出来后，何看过，大概也做了一些修改。由他们寄到《人民日报》的。文章发表后反响挺大。郭老觉得党报批评了他管的一个单位的刊物，很重视，亲自过问这件事。竺可桢副院长也很重视，还到我家里来找过我，同来的记得还有科学院编译局局长杨钟健，因为刊物是由编译局管的。我原来以为写篇文章事情就完了，没想到科学院领导看得如此重，那么老的院长也跑来看我，确实有些吃惊。几年前看到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竺可桢日记》中还记了这个事情。
这件事促使科学院的领导重视，把《科学通报》作为院的机关刊来办好，一方面调人充实编辑部，另一方面加紧介绍苏联，因为当时号召学习苏联先进科学嘛!《科学通报》的班子和面貌在这之后有了很大的变化。我和何祚庥还帮助他们组织了介绍苏联的一些专辑。
李：这些都是在这以前翻译的吗?
龚：有以前的，也有以后的。第一个专辑，就是苏联批判共振论的文章，大都是我翻译的。第二个专辑，是苏联讨论太阳系起源的天体演化学会议的文件。天体演化学，过去译为宇宙起源论，考虑到辞典和教科书的界定，说这门科学研究天体的发生、发展和演化，我决定把它译为天体演化学，后来这个译法得到普遍认可。苏联这次会，自然也大批西方的观点，如剑桥学派秦斯、爱丁顿的观点等等，但会上两位苏联学者，施米特和费森柯夫，观点也是针锋相对的。这一辑，陈彪(1980年当选为学部委员，不久前惊闻他已失踪!)翻译一部分，我译了一部分。我并不认识陈彪，是编辑部组织的。后来还有一个专辑，是关于量子力学的哲学解释的几篇文章，有我译的，还有别人译的。
我与《科学通报》关系的另一件事情是，我为他们写过一篇评论文章。苏联有一本量子力学教程，布洛欣采夫写的，叶蕴理给翻译出来了。叶是一位老科学家。我拿他的译本来读，发现错误很多，因此就写了一篇批评文章，说现在学习苏联，翻译苏联教科书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可是这一本翻译得不好。我举了许多我认为是误译的例子。现在想来，误译大概是不少，突击学俄文嘛，俄文水平不高，又马虎了一些。但是，我的批评也有过分“上纲上线”的，说有一句话意思翻错了，其结果是把唯物论变成唯心论了。那是一句什么话呢?书里原来讲量子力学是“通过微观客体和宏观仪器的相互作用来研究微观客体”，我认为这个句子是唯物论的，因为承认微观物体客观存在。而翻译的句子却是量子力学“研究微观物体和宏观仪器的相互关系”，我认为这是只承认关系，不承认微观客体的存在。如果我当时只说翻译得不准确，这也说得过去，可我却认为这就是唯心论，这种上纲就不应该了。记不清是《科学通报》还是《翻译通报》，把我这篇文章给发表了。不久听说，因为我的这篇文章，这本书被禁止发行了。我写这篇文章的原意是说这本书译得不好，提醒以后应注意，并无主张禁止之意。出现这种结局，是我没有想到的。因此，我又为《科学通报》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要学会挖烂苹果》。这是鲁迅先生的一句名言，说阔人们当然吃很好的、没有一点烂疤的苹果，而我们没有那么阔，买的苹果多少带点疤或有些烂，用刀子把烂的地方挖掉，还能吃。鲁迅用这个比喻，批评那种因为有一点缺点就把人家一棍子打死的作法。我觉得这个意思很好，因此就用这个题目写了这篇文章，说明不让此书发行，这很不好。后来听说有人帮他修改了很多，又出版了，帮他校对的是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
这是我与《科学通报》的一些关系。以后与《科学通报》的接触就不太多了。
苏联的批判对中国科学界的影响
李：您当时翻译的那些文章，比如说苏联批判共振论、天体演化论、量子力学等，当时对我们国内学术界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龚：这几方面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在苏联也是如此。在我国、在世界影响最大最坏的还是生物学方面的批判。对共振论的批判，影响不像那么大，也不算太小。《科学通报》用了几乎整个一期的篇幅刊载批判共振论的文章，这本身就很引人注目。中国化学会曾经为此开过一次会。还有就是当时学校课堂里也不讲共振论了，还有几位化学家在《科学通报》、《化学通报》等刊物上写过批评共振论的文章。《人民日报》还发表了我的一篇文章，介绍苏联化学结构理论讨论会的情况，题目是《反对化学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此外，我还把苏联科学院化学部开的这次会的主题报告翻译出来，由中国科学院出版了。
李：当时编译局是否专门指定了一批苏联的书要介绍?
龚：那时科学院编译局搞了个《科学译丛》，我不敢说全是译介苏联的，但绝大部分是苏联的东西。我的那一本编为《科学译丛》化学第一种。
国内在共振论问题上没有谁专门为这事挨过批判。但有一件事给我印象很深。1956年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一次我作为科学处工作人员到下面去听意见，去的是北大化学系。黄子卿教授，他是我在大学时的老师，在一个小型座谈会上讲到对共振论的批判时说：“学术问题的确应该百家争鸣，否则会妨碍学术发展。”他对我说：“老弟呀，咱们应该总结教训。”他谈到在回国前他是研究金属键的，这个研究跟共振论有联系，他当时研究的这个方向正处于科学的前沿。回国后碰上批判共振论，他觉得不好再继续这个研究了，就搞别的去了。现在看来，这个研究还是很有价值的，人家继续往前走，他却搁下来了，作为教训，我们应该好好记取。黄先生跟我当面谈到这些，给了我很深的印象，我回到科学处后反映了这个情况。
李：看来它的影响就在于导向性。
龚：共振论的创始人是美国的波林，波林在政治上是搞和平运动的，那时搞和平运动与社会主义关系比较密切，所以从国际和平运动上讲，他是联合的对象。在学术上，共振论不能说是大家公认的，作为一种解释，它同用量子力学计算分子的几种方法中的一种(价键法)有关。量子力学计算分子，还有其他几种近似方法，你可以用这种方法或模型去近似，也可以用另外的方法或模型去近似，同另外的模型联系，就可以有另外的物理解释。当时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有不赞成共振论的，但它们与苏联的批评无关，也不扯到哲学上去。作为科学理论或假说，赞成或不赞成是正常现象。上纲上线，搞哲学的和政治的批判，就不正常了，就妨碍科学发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