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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家伦与五四运动
作者：罗久芳
大学时代是从少年到成年的分水岭。父亲入校时年龄尚不足二十岁，在同学中算是比较小的。他生长在一个江南书香家庭，受过扎实的家塾教育。以后到上海复旦中学读高中，吸收到许多新的知识。来到全国政治中心的北京之后，在校园里接触到的事物和讯息，使他的思想、胆识和自信与日俱增，渐渐形成了积极活跃的个性。
1917年胡适和陈独秀揭起了“文学革命”的旗帜，北大的学生们踊跃参加了这一行列，并进一步对切身有关的家庭制度、社会陋习和传统文化等题目，展开了探讨和批评。父亲对文学久已钟情，在中学时曾为学生季刊写稿，进入北大后主修的又是外国文学，第一学期便向最具前卫性的《新青年》投稿。该刊于1918年元月号刊出了他用文言写的《青年学生》，讨论的是青年普遍早婚、求学缺乏目标、风气颓废的弊病；同年6月又刊出了他与胡适合译的易卜生名剧《娜拉》，这是他首次使用“白”而“雅”的语体文。
“社会主义并不是要以雷厉风行的手腕，来摧残一切的个性；乃是以社会力量，来扶助那班稚弱无能的人发展个性。”
这一时期，校园中学生社团和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父亲和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发起成立了新潮社，为学生开辟了一个发表意见的场所。1919年元月《新潮》杂志创刊，目的是以“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革新的文词”来促进新文学和新文化的诞生。英文名字采用的是“The Renaissance”。父亲在创刊号上的解释是：“Renaissance一个字的语根，是叫‘新产’New Birth。我把本志的名称译作新潮，也是从这个字的语根上着想；也是从这个时代的真精神上着想。”
《新潮》月刊第一卷共五期，第一期便广受读者的欢迎，印了将近一万份。担任总编辑的是毕业班的傅斯年。父亲在协助编辑工作的同时，还发表了十三篇文章，内容大致可分三类：一类是响应“文学革命”的号召，用外国学说中的定义和实例，向中国的旧传统和它的卫道者挑战；第二类是一系列对当时小说界、新闻界和杂志界的批评，结论固然贬多于褒，但也提出了很多善意的建言；另一类的目的是揭露旧社会制度对人性的摧残，其中一篇《是爱情还是痛苦》，是用对话方式叙述一个知识青年的悲剧。
创刊号上父亲写的社论《今日世界的新潮》，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俄国、奥匈帝国和德国的革命对中国广大青年的震撼。当时虽然欧洲的变局尘埃未定，但一些西方政治学家已看到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相辅而行是世界的新潮流、新希望。父亲在社论中介绍了这些学说，并特别指出：“民主主义同社会主义固然日益接近，就是社会主义同个人主义也是相关而不是反对的。此后的社会主义并不是要以雷厉风行的手腕，来摧残一切的个性；乃是以社会力量，来扶助那班稚弱无能的人发展个性。”另外，他在一篇《复易君左函——释今日之世界潮流》文中坦诚地说：“我现在所研究的(说不到主张)是社会民主主义——Social Democracy，是想根据现状，以民主主义的精神，先行解决社会各问题。”可见此时他的政治理念尚未成熟。但是，这个研究的方向与他终生的信仰是很具连贯性的。
为了避免外界的误解，父亲在《新潮》第一期便说明：“因为我们‘入世未深’，所以还有几分没有与社会同化，而且不知世路艰险，所以还敢放大胆子，以第三者的眼光，说几句‘局外话’，‘世网’如何也都不管……说得不错，就望社会加以采择，说错了就望社会赐以匡正。”有人抨击青年作者破坏传统伦理，大逆不道，父亲的答复是：“我们……对于现状极力攻击，无非想打破‘非人主义’而极力唤醒‘人’的生活”。同时也声明说：“此后我们新潮的社员，自当极力从建设方面，将各问题切实筹画一番，但是也很望全国的人，一同起来研究，才能收良好的结果；若能如此，真是同社傅君所谓‘夜猫子叫醒雄鸡’了。”这种雄心大志，的确也收到了相当大的效果，例如商务印书馆主持人从1920年起作出一系列改革，使该馆出版的《东方杂志》、《学生杂志》、《妇女杂志》等逐一呈现了新的面目，便是接受了父亲在《今日中国之杂志界》一文中提出的意见。
蔡元培支持校中“百花齐放”，并批准由北大经费中每月拨三千元作为《新潮》的印刷等费用，这引起了保守派的激烈攻击。他们曾通过教育总长傅增湘，示意校长辞退两个教员，开除两个学生，指的就是《新青年》的编辑陈独秀和胡适，《新潮》的编辑傅斯年和罗家伦。然而蔡氏维护言论自由的初衷，从未动摇，并愿担当一切的责任。1919年3月傅增湘致蔡校长的专函说：“自《新潮》出版，辇下耆宿，对于在事员生，不无微词……”要求加以约束。蔡氏的回信是由傅斯年代撰的，并不承认学生有过，仅答应要他们多加留意。学生们身受校长人格和气节的感召，更增强了为正义反抗强权而不计安危的勇气。
父亲首次参加学生救国运动是在1918年5月。当时留日学生代表到北大演说，痛陈冯国璋、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缔结《中日防敌军事协定》的阴谋。父亲在《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一文中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大家莫不义愤填膺，但终觉束手无策。最后我跑上讲台对着大家说，这个事体，徒然气愤也没有用处，我们如果是有胆量的，明天便结队到新华门围总统府去，逼迫冯国璋取消成约，若是他们用军警来干涉，我们要抱有流血之决心。”随后便发生了5月21日北京各校二千多学生的游行和新华门请愿事件。这次学生很快自动返校，是因为大总统接见了学生代表，对条约加以解释。北大蔡校长与各科学长(即院长)却因此前劝阻学生无效，全体向教育部辞职，经学生代表陈情后才获得解决。这个为时三天的风波，曾一度使北大陷入危机，也为一年后大规模的五四运动开了先河。此后北大国民社、《国民》杂志、平民教育演讲团应运而生，都受到蔡校长的支持。新潮社和国民社的宗旨、志趣虽然有异，但是父亲与国民社的许多社员都是朋友，也同是演讲团初期的成员。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停火，三天后蔡元培主持了北京学生庆祝大会。在天安门集会游行的有三万余人，并有中外人士演说。以后两天在天安门又举行了对民众演讲的大会，蔡校长和教授们(包括陈独秀和胡适)都分别发言。蔡氏深信世界前途有了新希望，特别又在11月28日宣布北大放假三天，举办“庆祝协约战胜提灯会”，目的要使学生“获得较深之印象，得以放开世界眼光，促进国家观念”。身受校长言行启发、对国事格外警觉的北大学生，自然而然地成了第二年游行、示威和罢课的主导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