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4期
虽不同生 亦当共死
作者：荣天屿
几乎完全变了一个样，鳞伤遍体，惨不忍睹。我们怕她再生意外，决定几位女同志日夜守护着她。使大家惊讶的是，平时很容易动感情的她，这时却平静得出奇，一滴眼泪也没有掉，只是说：“这些年青人不明白事情究竟，很难怪他们。不过，我这个样子，可不能马上去见周扬!”到了这样的关头，她首先想着的不是自己所受的屈辱，而是不要惊吓了这时尚在天津的周扬。多年以后，有人和她谈起这件事，苏灵扬说：“要说那时不难过，那是假的，但我不能不控制自己的感情，我不忍心在周扬面临巨大考验的时候，再给他加重个人情感方面的负担，他已经够受的了。”我们以为她平时那么羸弱和走路都有点摇晃的身躯，必然从此垮了下去。谁知“文革”初期的这场令人难以想象的遭遇，倒使这个外表文弱、内心坚强的人，更加坚强起来，身板也显得挺拔了，不再弱不禁风。后来，到宁夏贺兰山五七干校，军管组令她参加养猪班劳动。她也和其他同志一样，磨练成一位既能磨饲料又能喂养的能干猪倌了。我常想，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她，支持她度过周扬被抓走近九年杳无音讯的那些凄冷的日日夜夜?可能没有别的，只能是坚信周扬没有做过违背毛主席指示的事的信念，和愿为周扬分忧解难的情感力量，支撑着她等待周扬摆脱厄运，回到她的身旁。
八十年代初，我曾听周扬说起两件事。一是在“文革”时期，“造反派”不断地审问他：你是怎样反对毛主席的?他回答说，我始终想不通这个问题。我有这样错，那样错，就是没有反对毛主席，做违背毛主席指示的事。他说，现在想起来，这也许倒是我做错了有些事的原因之一。当然，我也是文艺方面的一个指挥员，不能把事事都推给毛主席。一些过错也有我自己应负的责任。另一件事，是他在“文革”关押期间，有次看见中宣部一位熟悉的同志陪同其他人向他了解材料，他立即不顾一切，反问一句：“苏灵扬在哪里？”他也知道，这位同志很难明确回答他，不过提出这个郁积在心中的问题，也算他在那些长夜漫漫的岁月中心灵得到的最大慰藉。周扬也是这样用对苏灵扬的思念支撑着他度过那艰难的“草昧时节”的。
相依为命
晚年的苏灵扬，有段心情舒畅、快乐的时光，那就是周扬从秦城关押的地方放出来和老两口刚复出工作的时候。两人开始暂住在万寿路中组部的招待所，除了读书学习以外，出外散散步、逛逛街，尽情享受一下这得来不易的自由。
我记得是1975年夏天的一个下午，苏灵扬陪着周扬来到沙滩中宣部的宿舍楼。一位同志跑来告诉我，说周扬出来了，和苏灵扬一起正在一位同志家里。我带着惊喜的心情赶快跑去，因为这位同志是苏灵扬养猪班的“战友”，所以二人首先来看望这一家。周扬看着我们也来了，带着半是喜悦半是懊恼的口气说，跟你们住得这样近，由我们住的民堂到你们住的红前楼，散步也要不了十分钟，过去就是没有来过。我也不知道文艺处的同志现在何处?苏灵扬赶紧插话说，没办法知道。自从到了宁夏五七干校，军管组明令不许我们与文艺处的人接触。我们看他俩有说有笑，心情轻松，忙把话题岔开，不再谈这些令人伤感的事。周扬忽然自言自语地叹气说：你们看，我今年已67岁了，转眼就老了。苏灵扬接着说了一句过去我听她说过的话：人总是要老的，只要精神不老。看来她想安慰老伴一下，周扬忙点头称是。
我们送他们二人到沙滩的电车站，他们二人还在兴致勃勃地商量，还要到王府井的新华书店去逛逛。也许就是这一天的下午，在王府井的新华书店门前，不期而遇，碰见了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白土吾夫先生。日本友人立即认出他们来了，紧紧握住周扬的手，惊喜地说：“你是周扬先生!”还要和他照相。那时还是“四人帮”在台上的时候，周扬怕连累日本友人，忙摆摆手，谈了几句就话别了。但周扬还活着的消息，立即在日本的传媒上传开了。
七十年代末周扬复出工作，先在社科院，后又回到中宣部。回首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往事，思量建国十七年来自己领导文艺工作的功过，他勇敢地作了自我批评，坦诚地承担自己的责任，并坚决走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思想启蒙运动的前列，写出了《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样的宏文，对邓小平同志提出新时期的新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首先作出了具有理论性的深刻的历史的评价。“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作为思想理论家的周扬，他的思想光彩，再次受到文艺界、理论界的赞扬。苏灵扬当然为老伴重新闪耀出思想的火花与活力，感到无比的喜悦。多年没有提笔为文的她，也进发出写作的热忱，响应陈云同志的号召：对三十年代上海的左翼文艺运动，写出一些回忆录来，以便对其做出合乎历史的、公允的评价，她很快就写出了《一个不是作家的“左联”盟员的回忆》一文，细腻动人地道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重大史实。她还雄心勃勃地和周扬商议，趁他们还能动笔的时候，共同来写一部三十年代上海的往事漫忆。
这时的苏灵扬，虽然已回到教育部工作，重新研究起高校的政治思想工作，但她始终认为，协助周扬做一些事，是她分内之责。如帮助一些同志编辑周扬的文集，为有关同志搜集材料写一本周扬的评传等等。
他们二人都还有许多设想，想做而还未做起来。可惜，到了1983年，发生了一场周扬和苏灵扬两人都意料不及的风波，这些设想从此就中断和搁置起来了。那是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周扬在纪念会上作了一次讲话：《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没想到弓I起了争论和非议。曾彦修同志近年在一篇《应该实事求是地研究周扬》的文章中说：“1983年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的时候，他(周扬)又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即马克思指出的‘异化’现象，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是一个值得重视、值得警惕并必须予以避免和克服的问题。……这是一个老共产党人为了保卫党、保卫社会主义的肺腑之言。探讨它们，完全是为了缩小弊端，为了真正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为了加强和改善共产党对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的领导，而绝不可作相反的解释。……但不幸的是，周扬这种善良用意，不仅不被人理解，反而受到指摘。”我听周扬谈过撰写此文的缘起与意义，我认为这个分析是合乎周扬为文的心态和初衷的。也就是这个“不幸”，给周扬以沉重的精神打击，使他极度惘然，以致抑郁得一病不起。与周扬患难与共的苏灵扬，同样感受到这是对他们共同的致命一击。她不同于周扬，没有继续在那里苦苦思索理论上的是非，而是直言不讳地点出发起指摘的人的不是。
三十年代，在左翼文艺运动中，苏灵扬与周扬分担了各种非议与找不到组织之苦；六十年代，在“文革”的劫难中，她与周扬共同蒙受了精神与肉体的非人折磨。他们都走过来了，经历过来了。这一次，却不行了。苏灵扬和周扬一样，精神和身体再也支撑不下来了，也不断发病，脑血栓的症状出现了，一次、两次，左手有些不好使唤了。
1986年6月，周扬已经病得躺在床上不能动弹。苏灵扬趁她自己右手还能写的时候，代周扬一起写下一张共同的遗嘱，说我们老夫妇的身后事，一切从简：周扬的骨灰葬于湖南益阳会龙山畔，与其好友周立波为邻；她自己的骨灰带回常熟市虞山上，不立标记，只栽一棵小树即可。二人的积蓄，过去如行云流水，没有多的，稿费与存款设立“文学评论奖”，不署头衔；周扬全部藏书捐赠文学馆。她当即将此遗嘱封好交与周扬身边工作人员保存，嘱在她身后，交与党组织拆封处理。
从遗嘱看来，苏灵扬似乎在1986年已自立誓约，和周扬虽不同生，亦当共同话别人间。苏灵扬十多岁就离开鱼米之乡的常熟，参加了革命文化运动，天南海北地一生陪伴着周扬。1989年，她可要魂归故里，仔细看看当年走也匆匆、未曾很好观赏的绿郁青翠、风光秀丽的虞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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