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4期
我亲历的中苏关系正常化过程
作者：马叙生
表团驻地访葛，然后葛又来中国代表团驻地回访吴。从此每年都这么做，直到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这无疑是两国关系政治温度升高的表现。每次会见，两位外长总是要全面地讨论双边关系和就国际问题交换看法，有时还达成某种协议，例如，关于恢复中苏边界谈判的协议，就是外长在纽约谈定的。
四、边界谈判。中断了9年之久的中苏边界谈判，于1987年得以重开。与1969年至1987年没有结果的9年谈判不同，这一次终于导致了边界问题的基本解决，使中苏(俄)关系中这一久拖不决的悬案终于从历史上抹掉。4300余公里的现中俄边界(主要是原中苏边界东段)，除了两小段之外，全部达成协议，签订了协定，并于1992年生效。这次谈判还为后来中哈、中吉、中塔边界的确定打下了基础。因此，1987年开始的中苏边界谈判成了导致两国关系通往正常化的又一条重要渠道。
五、各领域的交流。和政治关系步履蹒跚相比，两国间各业务领域交流的进展要快些。60年代两国间除了保留着各自在对方的大使馆外，几乎所有来往均已中断。以贸易为例，1969年仅为5千万卢布。进入80年代后，贸易、科技、文化、学术、友协等方面的交流逐步恢复并有发展。1984年，两国还签订了关于经济合作和科技合作的协定，成立了经济贸易科技合作委员会，1985年重订了中苏领事条约。这一切均为日后关系的全面正常发展准备了条件。
按邓小平的设计实现了正常化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成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后，苏联开始推行有别于以往的对外政策，主要是以逐步收缩的政策来消卸因长期扩张而给苏联积累的繁重负担。在这种情况下，中苏关系的改善随之加快，并得以在三四年的时间内实现了正常化。
从中国方面说，70年代末以来的对苏政策和工作，是在邓小平的直接指挥下制定和进行的。他把苏联问题看作处理世界全局问题的一个重要环节，每到关键时刻都要亲自过问。1979年中苏条约即将期满之际，普遍认为调整中苏关系的时刻已经到来，但想得较多的是以签订新约取代旧约的问题。小平同志及时指出，中苏谈判不可把重点放在制定不解决实际问题的空洞文件上，而应抓紧那些重大原则问题，只有采取高姿态，才能取得主动地位。如不是这样，而是热衷于讨论关系准则，马上就会被对方接过去，这样不仅我们从苏联方面得不到任何实际东西，反而会对已形成的对我有利的世界格局产生破坏作用，从而输得精光。
小平同志站得很高，说得很实际。这里提到的“格局”，是指当时我与美、日业已建立的良好关系，如果苏联不做足够的实质性让步，我们就同意改善关系，这个格局就会遭到破坏。他问道，苏联能给我们什么?它是不会给我们东西的。
小平同志的上述思想不仅是我代表团在国家关系谈判中所遵守的准绳，也是整个80年代我对苏工作的一条基本原则。不是只要原则立场而不要灵活性，1979年8月邓小平为中苏谈判定调时说，现在同苏联谈判就是灵活性，至于今后，谈起来再看。
到了1982年夏天，根据形势的发展，主要是中美关系达到的水平，小平同志指出松动对苏关系的时机到了，他提出要采取一个“大行动”，即向苏联传达信息，争取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这就是派于洪亮去莫斯科的背景。我方这一主动行动导致了两国副外长级的政治磋商，恢复了因苏出兵阿富汗而中断的对话。
紧接着，勃列日涅夫去世，黄华外长赴。苏吊唁之前，去邓家请示过，我当时以苏欧司司长身份成为代表团成员，也在场。记得小平同志这次谈话不多，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小平同志关于黄外长可以向苏方表示，三大障碍中只要能先解决一个，就能使两国关系得到改善的指示。当代表团抵达莫斯科时，黄外长又从使馆获悉，“他自己”在离开北京时向新华社发表了一个讲话，主要内容是三句话：50年代后期两国关系开始恶化，60年代后期以后恶化到严重地步，对勃列日涅夫去世前关于改善中苏关系的讲话表示赞赏。第一句是指赫鲁晓夫，第二句指勃列日涅夫，重点是第三句，意思是寄希望于苏联新领导人。这个巧妙安排也是小平同志提出的，当时黄外长一行已经飞行在赴莫斯科的航线上，所以只能通过驻苏使馆转告；
戈尔巴乔夫上台一个月之后，邓小平即抓住这一历史时机，对他在中苏关系上表示的积极倾向亲自出面作出反应。1985年4月17日他在答比利时记者问时说，如果同时消除三个障碍对苏联有困难，可以逐步来消除，可以先从解决其中一个问题做起，对苏比较容易做到的是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10月小平同志通过来华访问的齐奥塞斯库向戈尔巴乔夫传话：如果能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他愿打破不再出国访问的决定，去苏联同戈尔巴乔夫会见。
1986年7月28日，戈在海参崴发表讲话说，苏联愿意同中国讨论降低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水平问题，正式宣布苏将开始从阿富汗撤军，并表示正在讨论苏军撤出蒙古的问题。他还说苏联同意以主航道(中心线)为准划定沿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中苏边界。这个讲话与以往苏领导人谈中苏关系的言论形成鲜明对照，不是空头宣传，而是对三大障碍中的两个以及边界问题有了前所未有的积极态度。这是戈氏的一篇表现诚意的对华政策声明。
我方对戈的讲话作出了反应。先由吴学谦外长代表中国政府表示欢迎，同时对讲话回避越南从柬撤军问题表示不满意。
不久，小平同志于9月2日发表讲话，肯定海参崴讲话有点新的积极的东西，重申了如果苏能消除在越柬问题上的障碍他愿意与戈会晤的思想。邓小平的这些非同寻常的外交举动，对苏联下决心加速解决中苏关系问题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后来戈尔巴乔夫也承认了这一点。
此后，两国伺交往和合作的步伐明显加快，其中包括中苏分别在列宁格勒和上海设总领馆，恢复边界谈判并开始卓有成效地解决边界问题。
1988年底，钱其琛外长访苏，这是1957年以来，中国外长首次正式访苏，所以小平同志说，这次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已开始“半正常化”。双方深入讨论了柬埔寨问题，就最高级会晤交换了意见。我方宣布，中苏国家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已经开始，中苏高级会晤可能在明年上半年举行。
为完成戈访华的准备工作，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于1989年2月来到北京，同钱其琛外长会谈，中心议题仍旧是柬埔寨问题，经过艰苦谈判，终于取得一致意见。至此，我方最关注的这一大障碍也已基本消除。接着，苏联宣布从5月15日开始从蒙古撤军。
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邓小平、戈尔巴乔夫会晤，终于在1989年5月16日举行。30年的风风雨雨如何理清楚？今后中苏两国关系应如何定位?对这些小平同志都已成竹在胸，即有些历史问题只作为回忆讲一讲，不作为问题提出来，着重探讨建立新关系。在与戈会晤中，他实际上高度概括地总结了几十年错综复杂的中苏关系史，指出，主要是苏联把中国摆错了位置，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关于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小平同志说，回过头来看，双方讲的都是空话。我们也不相信自己是全对的。历史账讲过了，就一风吹了。戈尔巴乔夫对此欣表赞同，双方同意就这样“结束过去”。
关于如何“开辟未来”，小平同志根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指出，结盟、对抗都是不成功的，中苏关系还是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中苏关系实现了正常化，将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睦邻友好的正常国家关系。
姗姗来迟的中苏关系正常化，最终按照邓小平的设计实现了。从此，两国间建立起新型的睦邻友好关系。这种新型关系成了冷战后国与国关系的范例。苏联解体后，中俄两国继承了这种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