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3期
三十年代上海的一次飞行集会
作者：濮清泉
对于我们这一批回国的人，莫斯科不大放心，联共方面通知中共中央，说这批人虽然不能确定是托派，但有托派思想，要中国共产党加以注意。当时李立三是党中央负责人，周恩来任中央组织部长。李立三要中央组织部办一个训练班，把我们集中起来学习，了解一下在苏联学习的情况，实际就是进行审查。
训练班还没有开始，周恩来对我说：“小濮你不要进训练班了，你到团中央去工作。”那时团中央书记是温玉成，宣传部长是华岗(华少峰)，组织部长是吴振鹏。吴振鹏得了肺病，住院治疗，组织部的工作没人料理，周恩来就让我担任组织部的秘书，代理吴振鹏的工作。由于团中央组织部是在党中央组织部领导下工作，我和周恩来同志常常见面。一般都是他约定时间和地点叫我去，记得上海四马路的振华旅馆就是见面的地点之一。
那时正值李立三“左”倾路线统治全党。在中国革命已到高潮的错误估计下，到处组织各种示威、游行、飞行集会，白白把党员、团员和积极分子送进敌人的监狱。我们初回国，对国内情况不很了解，只能执行命令。
当时斯大林认为“第三时期”已经到来，世界各国共产党人都要走上街头，迎接革命。李立三“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口号，就是响应斯大林的号召而提出的。大约在1929年冬或1930年春，李立三决定在上海搞一次游行示威，因形势已不允许列队上街，就采取了“飞行集会”的形式。所谓“飞行集会”，就是示威者三人一群、五人一伙，沿途喊口号散传单，巡捕一来就迅速散开。
李立三让周恩来担任这次活动的前线总指挥。周虽不赞成搞这种盲目举动，但他不能刁；服从第三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决定，也就是斯大林和李立三的命令。集会前几天，先在振华旅馆召集团员开会，布置有关事项。决定那天周恩来在法租界八仙桥一个茶馆里坐镇，由我来回联络，把英法两租界飞行集会的情况随时向他报告，他根据情况进行指挥。
举行飞行集会，还要有人打红旗，以表示这是共产党组织的。而红旗一展开，打旗的人一定被捕无疑。在英租界，是一位去过苏联的姓周的同志打红旗，后来被抓去判了九年徒刑。
飞行集会还要有个信号，大家同时举行才有声势。什么信号?不能用枪，就规定用双响鞭炮(天地响)。这样，放信号的人被捕的可能性也很大。我向周恩来同志要求去放信号，他说：“不行，你给我当联络，通消息，你不能去。”我说：“我放完了信号就来当联络。”他问：“你怎么去法？信号怎么放法?讲给我听听。”我说：“我准备扮成一个流氓的样子，到杜月笙家后院里去放信号。”他说：“噢，这倒很稀奇，你跑到虎口里去放。”我说：“没问题。我趁他们那些流氓特务出去的时候去放，放完了就溜出来。”他说：“这个主意倒是不错，你可懂得他们内部的黑话?”我说懂得几句，他就用上海话考问我：“啥人?”我也用上海话回答：“自家人。”他又问了几句，还教了几句，最后还叮嘱我要有他们的派头，告诉我应该化装成什么样子，怎么样进去。
那天早上八点钟，我外穿黑绸衫，把里面白衬衣的袖口卷上来，歪戴着帽子，打扮成一副流氓样，大摇大摆来到杜月笙家。一进门就有人问我：“啥人?”我说：“自家人。”就进去了。那些流氓们正在吃饭，我也坐下来动了动筷子，其实一点也吃不进去。只听杜月笙下命令说：“今天共产党要举行示威游行，大家出去见到可疑分子，不管他是谁，都抓起来。”随后，他一声“出动!”流氓们就都出发了。趁乱中我跑到后院，就把天地响燃放了。然后赶紧溜出杜月笙家，到八仙桥约定的茶馆里去见周恩来。这天他戴着一顶“啄啄帽”，身穿白汗衫，袖子卷起来，完全是一个上海“白相人”的派头。
听到信号后，示威者马上行动起来，在大世界门口喊口号散传单。法租界的巡捕和杜月笙的流氓赶到时，大家就散开。有的进入大世界，有的散在马路两侧。
法租界的示威者，有一部分人在小谭带领下，走着走着又回到大世界，未经请示，竟自作主张跑到大世界旁边的齐天舞台，要开“上海苏维埃成立大会”，结果引来大批流氓特务，把齐天舞台包围了起来。我看到这一情况急得不得了，赶紧跑到茶馆里向周恩来报告。他一听也急得不得了，说：“简直是发疯!这不是叫人家瓮中捉鳖吗?你赶快去叫他们马上散开，前门走不了就从后门走。”于是我即刻跑到齐天舞台，因为是一身流氓打扮，很容易就进去了。我跑到台上，假装着对小谭打了两个嘴巴，嚷道：“操那个娘!你们怎么这样子胡搞?”又小声对他说：“老周叫你们马上撤退，前门走不得就从后门走，赶快，赶快!不然也不知道有多少人被捕。”小谭他们赶快从后门走了。有一部分人还是从前门走，就都被捕了，后来被判了三年到五年徒刑。那一天被捕的总共有六十多人。
飞行集会过后，开总结会议，周恩来同志说：“小濮工作，胆大心细，比较出色。”我说：“为党工作，应该尽一切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