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3期
点滴忆汉俊
作者：薛文淑
1920年，我从家乡松江到上海念书，由父亲的朋友介绍我寄居在书城、汉俊的家里。那里是一所上海人称作三楼三底的房子，坐落在法租界三益里。当时黄兴的遗孀徐宗汉住在贝勒路的一处房子，请了一位湖南老先生当家庭教师，我便同她的子女一美、一球等一起从老先生补习功课，准备投考学校。不久我上了民生学校，与邵力子的姨妹王秀风同学。邵家住在我们的斜对门。
书城当时是广东军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委员，因为没有什么具体工作而常住上海。汉俊这时已经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大，回国后与书城住在一起。那时，与他们同住的有母亲王氏，书城的长女声韵、次女声韺、次子声茂(后改名声宏)和汉俊的两个孩子声簧、声馥。书城的长子声华在日本念书，曾于1920年夏回国探亲，小住一段即回日本。几年后，直到他毕业回国，我们才又相见。
在三益里居住时，书城与外界往来甚少，不大出门，来访的人也不多，整天在家看书。汉俊则与他相反，每天都很忙。他住旁边楼下，我住中间楼上，常常能见到朋友们找他。经常来的多是与他年龄相仿、穿长袍的先生，也有一两位比他年长，还有两位剪短发、穿裙子的年轻女姓给我印象较深。但除了邵力子之外，其他来客我都不知道姓名。
我是刚从家乡到上海，对外界一无所知，更不知道革命之类的事。但是我觉得汉俊的这些朋友很异常，他们在一起经常发生争论，有时像是在吵架，有时我以为一定是闹翻了，可第二天这些人还是照常来，从表情上看不出有什么不愉快。他们常深更半夜才出门，总是弄得声响很大。我对有这么多人来找他感到很奇怪，书城说：“汉俊他们的事，你不要去管。”可见他对汉俊的事是有所了解的。
书城先生早年投身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活动，但他对以后袁世凯的篡位、国民党的退让以及军阀混战的状况深感失望，将希望寄托在他弟弟身上。早年因家境穷困，汉俊从小就受到书城照料，并随他去日本读书。汉俊以优异成绩从东京帝国大学工科毕业以后，因国内根本没有搞建设的条件，便从事革命活动。对此，书城不仅从不干涉，而且总是予以支持和鼓励。他们两人的性格都很刚直，脾气都不好，但他们之间却很友爱和睦。书城母亲的规矩很多，她特别喜欢清静，对别人行动的要求是“轻手轻脚”，对说话的要求是“轻言细语”。全家一日三餐都是在一张大桌子上，大家都遵照母亲“食不言，寝不语”的规定，能够例外的只有书城兄弟。他们总像在讨论什么似的，一般总是汉俊先说些什么，然后书城点头同意。汉俊对他的哥哥也十分尊敬。
1920年秋天，母亲要送三个灵柩(书城、汉俊的父亲及他们二人的前妻)回湖北潜江老家安葬。回去的有声簧、声茂、声馥、声韺。汉俊也送他们去，不久后返沪。由于家里人口减少，为节约房租(每月需七八十元)，就把家搬到贝勒路树德里106号，即现在的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纪念馆馆址。那是一所两楼两底的石库门房子。我和书城于1921年春结婚(他的前妻甘世瑜于1917年患肺病去世)，住在西边亭子间，前面房间是会客的地方。汉俊住在东边楼上，一间房隔为两间，前面为卧室，后面放箱子等杂物，还设有洗脸架。其后面的亭子间是声韵和娘姨(安徽人，30多岁)住。东边楼下置一长桌为饭厅，饭厅后面是洗澡间，备有日本式的洗澡大木桶。西边楼下前面的房间是警卫梁平(20几岁)和一位姓廖的厨师(40多岁)的住所，后面为厨房。前后房中间是过道。上楼共用一个斜度较大的楼梯，因而必须经过汉俊的房间才能到我们屋。大门从来没有开过，进出都走后门。
我此时已在博文女校就读，每天中午回家吃饭，下午放学后除了看电影，一般都呆在家里复习功课。我发现，搬到新居后，汉俊的朋友比三益里时来得更多了，几乎每天不断。人少时就在他的房间，人多时就在饭厅聚会。还有一位长得挺漂亮的陈小姐经常单独来找他学外语，我们还以为这一定是未来的弟媳。汉俊白天也常出门，不然就是在家里写东西。晚上客人走后他仍要写得很晚才睡觉。我很惊异他哪来的那么多精力。汉俊吃饭总是匆匆忙忙的，好像是完成一件任务。有一次我们因为饭做生了都没有吃，他却已经吃光了，还说：“我怎么没有吃出来呢?”还有一次吃饭时他见我戴了项链，便毫不客气地指着说：“你这不是把自己锁起来了吗?”我就再也不戴了。
汉俊童年就去日本留学，一直到大学毕业才回国，他却没有一般留过洋的人那种“洋派”。平时老是穿着布长袍，在家有时与书城一样换上日本和服，据他们说是因为比较舒服。除了一副金丝眼镜外，看不出他是一位大知识分子。他生活俭朴，除了抽香烟别无嗜好。他平时寡言，好像不善谈吐，但和朋友在一起时则总听到他滔滔不绝。
党的一大是在我们家召开的
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我们家召开时，书城不在上海，到湖南主持讨伐湖北督军王占元的军务去了，随去的有警卫梁平。我与声韵留在上海。此外，家里还有娘姨和厨师，连汉俊一共五人。至于党的一大的召开，当时我并不知道。因我文化程度低，对革命并无了解，而且汉俊和朋友们常在家聚会，都可以称是开会。我只是记得，有一天我回到家，一进门就发现天井里有些烧剩的纸灰。厨师老廖告诉我，有法国巡捕来搜查过二先生(指汉俊)的房间，并说没有抓人。这时汉俊不在家，我上楼到他房间看了一下，除了书架上的书比较凌乱以外，没有别的迹象。其他房间据老廖说巡捕连进都没有进过。因为书城曾要我少管汉俊的事，所以汉俊回来后我什么也没有问，他自己也不提这件事。现在回想起来，那次可能就是刚开过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解放后，看到有些人的回忆文章说一大是在楼上开的，有的说是在楼下开的。虽然开会时我既没有看见又不知道，但我可以肯定，那个据说是开会用过的大长桌一直是放在楼下的。因为楼梯狭窄，长桌不可能搬到楼上来，而且楼上也没有可容纳这张桌子的地方。
不久前，我看到李达夫人王会悟的回忆文章，说一大前是她找到李汉俊，商量借他哥哥的客房作会场的，因为李书城到外地避暑，客房空着。还说，“李汉俊听了，怔了一下。”(在另一篇回忆里她又说，“李汉俊一口答应了。”)这件事我认为她讲得不大合乎情理和实际。首先，根据许多当事人的回忆，李汉俊当时也是筹备一大的负责人，安排在家里开会完全可以由自己作主。其次，开会用的饭厅是全家用餐处，不是书城的客房。书城当时也并非外出避暑，而是赴湘请兵援鄂。王会悟还提到，一大举行时，她在楼下放哨，突然有个“侄少爷的朋友的陌生人”向楼上走去。其实，家中的“侄少爷”声宏或声簧当时均只有五六岁，并且都已随祖母回老家去了。
此后过了一段时间，汉俊要离开上海去武汉。临走前，他交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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