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1期
我又“找”到了派克老师
作者：费孝通
1998年6月，我们乘北大百周年的东风，从国外和港台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界邀请一批当前比较活跃的学者，有些是我们的老朋友，大多是较年轻的新交，莅校讲学，形成一系列学术演讲。我们的目的是想为我们的学科打开一些窗户，建立一些流通渠道，放进一些新鲜空气。在这系列演讲结束后，接着就开办第三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想趁热打铁，让这学科的东西两头接上。在研讨班结束时，我做了一次即席发言，发挥了一通我在这一段时间里常在头脑里打转的“补课”两字。
最近这段时间里，我越来越感到自己在学术上需要好好地补补课。特别是在听了北大百周年期间国外学者那系列演讲之后，更觉得自己有此需要。分析一下我这种自觉的迫切心情，看来是由于这几年来，特别是这一年来，我日益觉得所处的时代变动得太大和太快了。这在我参与这次系列演讲时已有所流露，我宣读的那篇《读马老师文化动态论书后》里曾说，一个学者的理论总是反映他所处时代的实际，时代在变动，一个学者的理论也总是跟着在变动。我用这个观点去说明马老师(Malinowski)怎么会提出文化动态论的原因。我一面写这篇“书后”，一面反问自己，我跟上时代没有?这一问使自己惊醒了：我远远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我必须下决心补课。
既有了决心，就得抓紧落实。首先要解决的是先补哪一课?我给自己的答复是先补社会学。老实说，对社会学我一直有点头疼。这话可以从1978年乔木同志要我带头来重建社会学那一刻说起。当时我明确地表示我不敢接受这个任务，但后来我还是勉为其难了，即当时所谓的“知难而进”。经过了二十年，事实证明，一个学科挥之即去是做得到的，要呼之即来却不那么容易。至今这门名叫“社会学”的学科，在中国还是不能说已经站稳。其他原因可不多说，只说我自己，扪心自问，应当承认这件重建社会学的事，我并没有做好，没有有始有终地完成。既然如此，就觉得应当认真地想一下，在我生命结束之前，还能做些什么?自己得到的结论，就是“决心补课”，就是要重新补一补社会学的基础课。
补习社会学又怎样着手呢?我想只有老老实实地把我最初接触社会学时的课本端出来重新复习一遍，于是我回想了我怎样开始学社会学的经历，从中发现了一段缺课，就是没有学社会学的入门课。我是1930年从东吴大学医预科转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转学时我已是大三的学生，到燕京人社会学系可说是半路出家，并没有学过社会学概论(这是大一的课程)，因之社会学的一些基本概念我并没有在课堂上听老师讲过，这使我吃了不是科班出身之苦。我进入燕京后所修第一门社会学的课程，是吴文藻先生讲授的《西方社会思想史》。在这门课程里当然也牵涉了不少关于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但这些都是我自修自学得来的，不系统，不结实。也许这是我在这个学术领域一直成为“一匹野马”的历史根源之一。
既看到了自身有这一段缺课，我觉得要补课就可以从这里补起了。于是我从书架上找到了吴文藻先生遗留给我的那本三十年代曾在美国风行一时的派克(Robert Park)和伯吉斯(E.W.Burgess)合编的《社会学这门科学的引论》(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以下简称《引论》)，我就把这本《引论》看作是补课的入口门径。
关于这本《引论》，我要加一段回忆。我现在手边用作补课入门的这本书，首页角上还有吴文藻先生亲手的签名，下面还注明1927年2月5日的日期。这是件我一生中值得纪念的事，我愿意在这里多说几句。吴文藻先生是1985年去世的。去世前曾向他的家人说，他遗留的藏书都要捐赠给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但是愿意留下一些给我这个学生作为纪念，至于留下哪些可由我本人去挑选。我重视这个遗嘱，因为这正是他一生“开风气、育人才”的生动实例。后来我从他的遗书中挑了派克老师所著的两本书：一本就是这个《引论》，另一本是《城市论》(The City)。我选这两本书，是因为吴文藻和派克这两位老师是我一生从事社会学的学术源头，留此实物作为纪念，永志不忘。没有预料到，今天这两本书竟是吴老师为我留下当前“补课”的入门。把以上这些事情串连在一起，说是巧合似乎还不能尽意；如果说这里还有点天意，又未免太神了些。
派克来华
在我的学术生命里，“派克来华”原来也是一件偶然的巧遇，并不是我早就预料到的。但回想起来，这却是一件对我的一生起着关键作用的事。在这篇补课札记中，应该提前交代一笔。
派克来华是1933年，他当时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从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邀请来的访问教授。这并不是他初次到中国来访问。早在1925年，美国参加太平洋学会这个国际性的学术团体时，派克就是这个团体的一个成员，并出席了该会在该年举行的檀香山会议。会后，他做了一次东亚旅行，到了东京、上海、南京和马尼拉，但没有到北京。1929年3月，他又出席了该会在日本京都举行的会议，接着还去印尼的Bandung参加了第四届太平洋科学会议。会后，除在印尼各地旅游外，又到新加坡和菲律宾转了一圈，9月到达上海，在沪江大学讲了一课，10月到南京转去东京。这次东亚旅行，他又没有到北京。
派克通过太平洋学会和东亚各国学者的接触，对这地区的民族和文化问，题发生了深厚的兴趣，印象最深的是中国。在他没有到北京来之前就说过，“不住上二十年，谈不上写关于中国的书。”1932年8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他从檀香山启程来中国，在日本小住了一下，就直奔北平燕京大学。他心中有一个远大的计划，想联合太平洋各国的学者，共同研究“race problem”，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太平洋各国的民族和文化的接触、冲突和融合问题。他打算接受燕京大学的邀请，在中国讲学一个季度，然后去印度和非洲旅行。
1932年的秋季，我正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上学，是该年毕业班的学生。按我1930年转学燕京的计划，1932年暑季应当可以毕业了，但是因为1931年日本占领我国东北，全国各地发生了学生抗议示威运动，我在该年开学后不久参加了游行，在还没有习惯的北方深秋气候里受寒病倒，转成肺炎，送协和医院医治，住院有一个多月。学期结束时，大学注册科通知我，因请假超过了规定时间，这学期的学分全部作废。虽然我所修各课期终考试都得了优秀成绩，但是既有校章规定，我只能在大学里多读一年了。本应四年毕业的大学教育，我却花了五年，回想这件事，也可以说是因祸得福。因为如果我1932年暑假就毕业，得了学士学位，未必再留在燕京，那就不一定有认得派克教授的机会了，我这一生就会有另外一番经历。
我是1932年秋季开学时见到派克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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