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5期
“文革”初期的北大工作组
作者：张承先
陈伯达、康生在制造“文革”内乱中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在北京大学也进行了丑恶的表演。对这一段历史许多人并不清楚，在一些历史著作中也叙述不详，甚至有的以讹传讹。我作为当事人，有责任将这一段历史记录下来。
在极其紧急的情况下，我奉命进入北大担任工作组组长
1966年5月，我正在北京参加中共中央华北局主持召开的华北地区“文化大革命”工作会议(当时我任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在会上听了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他在讲话中大讲世界上“政变成风”，并称中国有些人阴谋搞政变，要杀人。会上还传达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的所谓“反党错误”。当时感到气氛很紧张。
在这次会上，还传达、学习了中央决定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我对这一通知进行了反复认真的研读。其中对国内政治形势所作的那些极其严重的估计，真使我大吃一惊，心想：情况有这么严重吗?但由于毛主席在我心中的崇高威望，我又不能不相信，也不敢怀疑。当时只是考虑自己要努力学习提高，跟上毛主席的重大战略部署。同时认真对照检查我在河北主管的文教工作，考虑在这方面工作中有无问题。
6月1日下午，我突然接到通知，让我在傍晚到北京饭店向北京新市委第二书记吴德领受任务。吴德对我说：毛主席决定要向全国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5月25日贴出的大字报，广播后北大党委可能陷入瘫痪状态，中央决定任命你为北大工作组组长，并由你代行北大党委书记职务，要赶在广播前进驻北大，领导那里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当晚召开了华北局和北京新市委负责人参加的紧急会议，讨论工作组进驻北大后的工作方针和行动计划。然后，吴德和华北局负责人苏谦益、池必卿、黄志刚带领我急忙赶到北大，召开党委会议，宣布了华北局决定。这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已于晚八点广播了聂元梓等的大字报。6月2日晨零点三十分，紧急召开了全校党团员、干部和学生干部大会，我讲了话，表示要坚决支持北大的革命运动，放手发动群众，把北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北京大学聚集了很多全国闻名的学者，是全国著名的高等学府。而我对这里的情况一无所知，对“文革”怎样搞法也心中没底。只是觉得在“天子脚下”的北大搞运动可非同一般，只能搞好，不能搞坏。搞不好，不只是对中央无法交待，对国内外也将产生不良影响。这使我感到担子很重，压力很大。怎么办?考虑再三，我想务必要谨慎从事，严格遵照毛主席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坚持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的一致性”、“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等一贯教导去做，绝不能下车伊始就胡乱开展“斗争”。在具体工作中，一是依靠领导，坚决按中央的指示办事；二是深入调查研究，摸清学校的情况。
工作组的派出为何如此匆忙?我当时并不知情，后来才知道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是在康生秘密策划下搞出来的。1966年5月14日，康生派人以中央理论小组调查组的名义到北大调查，由他的妻子曹轶欧任组长。曹多次找到聂元梓面谈有关“文革”问题。曹还两次找北大党委常委、法律系主任陈守一谈话，说北大的学术批判有问题，你应该揭发；如果同意揭发，还会有人和你一同出面揭发。两次都遭到了陈守一的拒绝。曹轶欧于是表示说此事“算了”，但又叮嘱他对这件事严格保密，不能与任何人谈。5月23日晚，果然如曹轶欧所说“还会有人出面揭发”，这就是经她面谈的聂元梓。聂元梓在邀集某些人商量之后，决定从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5月14日关于“文革”的讲话开刀，写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向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发难”。大字报于5月25日公开贴在学校大饭厅东墙上，引起了全校的思想混乱和激烈争论。大多数师生员工认为：这是一张用诬蔑不实之辞攻击诬陷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此事也在社会上引起轰动。当晚周恩来总理就派华北局书记李雪峰和国务院外办副主任张彦到北大召开党员干部会议，传达国务院有关文件，批评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不应该贴在外面。周总理指示说：“大字报可以贴，但北京大学是涉外单位，要内外有别。”强调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认真遵守。由于聂元梓的行为受到了周总理的批评，学校内也有些干部师生批评了聂元梓大字报中的一些诬蔑不实之辞，于是曹轶欧派人将大字报底稿取走送给康生。康生背着当时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将大字报直接送给在外地的毛主席，并让曹轶欧告诉聂元梓要“顶住”。据康生自己在8月4日北大全校大会上说：“6月1日下午四点，我接到通知(指广播聂元梓大字报的通知)，我感到聂元梓同志解放了，我……也感到解放了，因为我们当时是支持这张大字报的，我们也受到了压力。”由此可见大字报出笼与康生等人的关系。
康生、陈伯达的这种突然行动，使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陷于被动状态。在这种紧急情况下，他们按照过去党领导运动的通常做法，决定派出工作组，免得使运动陷于无领导的混乱状态。我就是在这种紧急情况下被派往北京大学的。
6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为题，全文发表了这张大字报，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随后，又连续发表了一系列社论，把聂元梓封为、“革命左派”。这就在北大引起了更大的震动。而聂元梓则认为她胜利了，向“围攻”她的人展开了猛烈反击，校园内出现了混战局面。从6月1日到6月6日，校内共贴出大字报五万多张。每天来北大看大字报的近万人，许多学校派人来声援。北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这种强大的舆论下，迅速激发起来。
6月4日陈伯达到北大看大字报，了解情况后，《人民日报》于6月5日发表了题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的社论，其中提到1965年北大社教运动后期召开的国际饭店会议，说那是“一个极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这也使我感到十分突然。我知道，北大社教(四清)运动是经过了多次反复的。开始由中宣部派出的工作队认定北大已经“烂掉”了，中央书记处决定由北京市委书记万里同志主持国际饭店会议进行复查，结果否定了聂元梓等人对北大党委的“揭发”和中宣部工作队所作的结论。现在又要来翻这个案，必然引起更大的混乱。果然这篇社论一发表，北大内部就围绕这一历史旧账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聂元梓对于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