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3期
斯大林“不许革命”！？
作者：青 石
还是可能的。根据已经披露的档案文献，莫斯科早在1935年，就开始考虑通过中国的西北边境向中国红军提供军事援助的问题，并为此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工作和前期准备。它接通与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络则较晚，已经到了1936年6月中旬。此后到7－8月间，才逐渐详知中共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意图。9月11日，莫斯科即发出同意经过中国西北边界直接援助红军的电报。
电报的中心意思有二：第一是批准红军发动夺取宁夏的战役，以便进一步向北转进绥远接通外蒙和向西控制河西走廊，必要时可接通新疆；第二是强调红军不宜马上经河西走廊去新疆，因为这可能便于国民党利用黄河天险将红军同中国主要区域隔离开来，不便中共今后的发展。
关于莫斯科援助的方式和数量，在9月27日的电报和10月18日的电报中有较具体的说明。9月27日的电报明确告诉中共中央说，苏联只能从外蒙古提供援助，红军必须夺取绥远的定远营，然后前伸至外蒙边境去接取物资。10月2日，当中共中央提出具体的援助要求和物资清单后，莫斯科方面在18日的电报中进一步说明：这一援助将用150辆汽车，来回两次将550－600吨军用物资送到红军指定的边境交接地点，“你们必须派遣足够数量的武装部队到外蒙边境来接收货物和担负沿途保护的责任”。
令人遗憾的是，红军10月间发动的宁夏战役未能取得成功，接取苏联武器援助的计划功败垂成。11月3日，苏联方面进一步发来电报，表示“正在研究经过新疆提供援助的方法”，并且可将提供的物资增加到1000吨左右，由他们派车运送到新疆哈密，再由西去的红军前往接运。只可惜，已经渡过黄河西去的红军西路军由于种种原因，最终也没有能够到达新疆。尽管莫斯科后来一再来电催问西路军的行止，并表示可以将援助物资的数量再增加一倍，红军还是无缘得到这批援助。
如所周知，斯大林批准并关注这一援助计划时，早已了解到红军当时的际遇。我们有些书的作者甚至认为，斯大林这时不仅不想援助红军，而且简直就想要取消红军。
这个时候的确是中国革命遭受挫折最严重的时刻，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这时根据地几乎全都丢光了，红军也损失了90％以上。但第一手的历史文献显示，恰恰在这个时候，斯大林不仅没有“不相信中国革命的力量”，而且还在极力援助着红军。尽管军事上的援助未能成功，我们在毛泽东以后的言谈中和大多数中共党史著作中再未见到过对这一经历的说明，但莫斯科曾经设法援助红军的事实是不能否认的。而且，军事装备上的大规模援助虽然没有实现，莫斯科在财政方面还是进行了积极的援助的。这种援助也是不可不提的。
宁夏战役失利后，五万红军被围困在甘北一隅之地，形势十分严峻。不仅作战回旋余地太小，武器弹药奇缺，最直接、最严重的困难还有粮食和冬装的极端匮乏。当时已进入11月，二、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几乎还都是单衣单裤，再加上甘北人烟稀少，数万大军粮食无处可觅，故当时负责中央工作的张闻天不能不在给莫斯科的电报中大声疾呼尽快寄送援款，“不论五万十万都要快”，“你们多推迟一天，则红军的冻死饿毙即多增加一人，此非革命之福”！
实际上，还在准备军事援助的同时，斯大林就已经明确赞同共产国际向中共中央提供巨额援款。共产国际11月12日电告中共中央说，他们已准备好援助的款项。很快，莫斯科通过美国银行寄出援款15万美元，12月又续寄5万美元。1937年1月，斯大林又进一步批准一次性向中共中央提供80万美元的援款，并表示还可以再提供一笔相当数量的援款。加起来，这个时候莫斯科至少同意提供180万元美元的援款。
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作出这一决定的时候，距离国共合作的形成尚有很长一段时间，距离周恩来与南京代表达成秘密妥协，南京方面同意先期提供部分粮饷，也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因此，这一决定对于生存条件极端恶劣的中共和红军来说，称得上是雪中送炭之举。如果斯大林这时真的像我们一些书中所说，已经是只看重蒋介石国民党而不着重中共，甚至想要取消红军，那么，这些援助计划大概是不会有的。
“武器给了资产阶级，书籍给了无产阶级”的说法太简单化
斯大林援助力量弱小的中国红军，当然不纯粹是从阶级观点出发的。直到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苏联在世界上始终是一个很孤立的国家。斯大林决心大力援助中国红军的时候，苏联正面对来自东西两个方面‘的战争威胁。西线欧洲是气焰嚣张的法西斯德国，东线亚洲则是虎视耽耽的日本。为了牵制德日，他这时还只能借助各国共产党的力量。在欧洲，苏联这时下大力支持西班牙共产党进行反法西斯的内战；在远东，斯大林无疑对中国红军有所指望。
然而，1937年夏天，中国的抗日战争打响了，蒋介石国民党领导的南京政府及其军队轰轰烈烈地投入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争中来了。从苏联的切身利益考虑，斯大林自然而然地开始看重国民党。事情很明显，如果他全力支持蒋介石，国民党就可能抵抗下去，拖住日本；如果他半心半意，或放弃援助，国民党很可能会迅速垮台，日本人紧接着就会扑向苏联。在这方面，要指望装备落后的几万红军是不可能的。
1940年，斯大林对即将来华赴任的苏联军事总顾问崔可夫就这一点讲得再明白不过了。他说：“照理，中国共产党人要比蒋介石对我们来说更亲近些。照理，主要援助应该给予他们”，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要成为反侵略斗争的领导者，还显得太孱弱。要把群众争取过来需要时间。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很难说。此外，帝国主义大国也未必容忍中国共产党取代蒋介石。”“蒋介石有美国和英国的援助。毛泽东是永远得不到这些大国的支持的。”既然如此，对于苏联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由于有我国的援助和英美盟国的援助，蒋介石即使不能打退日本的侵略，也能长期拖住它。”
列宁有云：“要极精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并且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本国资产阶级各集团或各派别之间的一切利害冲突，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如果忘掉了列宁这条早就是斯大林“座右铭”的重要遗训，我们大概永远也无法理解斯大林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两面性，甚至可能在斯大林的上述谈话中，只注意到他关于中共“太孱弱”的评价，而忽略了他说中共“更亲近些”和“主要援助应该给予他们”的那两个“照理”。
其实，在国与国的交往中，外交利益优先往往是不言而喻的。不要说毛泽东时代之后，即使在五六十年代毛泽东热衷于援助亚非拉人民革命时，他对周边资产阶级当政国家的共产党，通常也要视外交关系如何来决定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