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3期
中国留学生莫斯科红场流血记
作者：杨赞贤
岁月匆匆，沧海桑田。今天，中国已从“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迈开了现代化建设的大步；苏联亦解体、分化。抚今忆昔，回首自己亲身参加的这件往事，豪迈和愧疚一起涌上心头……
“革命小将”激怒“苏修”
1967年初，中共中央指示派往世界各国的中国留学生向所在国的有关方面请假半年，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我们65名留法学，生和4名留芬兰学生于1月24日晚先后抵达莫斯科，准备乘26日的中国火车回国。25日全天没有安排。大家商量，1965年我们赴法国路过莫斯科时曾去红场瞻仰列宁遗容，这次是不是再去一下?多数同学认为，我们是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而“文革”的目的是“反修防修”，此时再去瞻仰革命导师遗容更具有特殊的意义，所以决定25日再去红场，向列宁和斯大林敬献花圈。
既然是一次“反修斗争”，就得有所准备，以免临事慌乱。大家心里清楚，当时中苏关系已严重恶化：1966年1月苏大量派兵进驻蒙古，并在蒙古积极经营军事基地；2月，中共拒绝参加苏共“二十三大”，中苏两党关系中断；10月，苏联单方面决定中国全体留苏学生休学，并限令在当月内离苏；12月，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指名道姓攻击毛泽东，并通过反华决议。当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在国外，“红卫兵”的名声不大好，被视为洪水猛兽。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留学生手举“小红书”(外国人对《毛主席语录》的称呼)走进红场，抬的花圈中还有一个是献给被他们否定了的斯大林的，出事的可能性就不是“万一”，而是“一万”了。但既然要“革命”，就不怕出事，不回避斗争，因此也采取了一些应急措施。比如在列宁墓前排方队时，让女同学和体弱的男同学站在队伍中间，身体高大强壮的男同学站在外圈。
25日午饭后，约12点半我们从使馆出发。同时，使馆用电话通知了苏外交部。车行20分钟，即到达红场。天气阴沉沉的，冷得很，大概在零下30度。红场上参观者已经排着一字长蛇阵，直达列宁墓门。我们在一名苏军少校的带领下，抬着两个花圈，列队进入红场。等了一阵子，警官把我们插进参观者的行列，在我们身后又排上了几百名“参观者”(后来得知都是便衣特务)。这时，苏警官不许我们把献给斯大林的花圈抬上列宁墓，强迫我们把它放在陵墓一侧的小道上。
我们在列宁陵墓门前的大理石平台上排成方阵，献上花圈，开始脱帽默哀。还不到一分钟，苏警官就气势汹汹地喊：“够了，够了!”默哀后，按计划我们要朗诵事先准备好的两段毛主席语录，唱《国际歌》。一个同学走出队伍领读，高声喊道：“请打开《毛主席语录》第X页。”哗，每人都捧起了“小红书”。“最高指示：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教导——”突然，两个军警冲上来，左右架住他嚷道：“红场是个严肃的地方，不许大声喧哗!”使馆领队同志和翻译即上前与苏军少校交涉。同时，队伍中立刻又站出一位同学接着领读起来：
“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
“斯大林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忠实朋友。中国人民对于斯大林的敬爱，对于苏联的友谊，是完全出于诚意的，任何人的挑拨离间，造谣诬蔑，到底都没有用处。”
这两段语录，都是针对当时所称的“苏修领导集团”的。响亮的声音在红场上空回荡。苏军少校老羞成怒，气得关上了列宁墓的大门，同时向大批武装警察和我们身后的便衣特务招手。这些人蜂拥而上，推推拉拉，企图冲散我们的队伍。我们69人手挽着手，放开喉咙高唱《国际歌》。军警们气急败坏，把我们一个小个子同学架到红场中间，劈头盖脸地打，然后推倒在地，用大皮靴连踢带踩他的胸部。其他同学冲上去营救，队伍散了。在几名苏军中校、少校的指挥下，二三百名军警将我们和使馆陪同人员、新华社记者及翻译分割包围起来，三四个人围着我们一个拳打脚踢，乱打乱撞。几个士兵把我们的花圈撕得粉碎，一位女同学上前阻拦，被一个军官拦腰抱住，摔倒在地。有几个士兵学着样子，抓住女同学的小腿或腰部，把她们扔进红场边上的雪堆里。最可憎的是他们在棉手套里藏有铁块，把我们很多人打得鼻青脸肿，鲜血直流，甚至伤筋断骨。地上到处是我们的眼镜、围巾、鞋和帽子。同学们互相搀扶着，义愤填膺地高呼：“打倒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列宁主义万岁!”并高声朗读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我们69人，不论男女全遭毒打，30多人受伤，9人重伤。随行的女翻译高呼口号，苏方警察竟拉住她脖子上的围巾使劲勒。他们还阻止新华社记者照相，妄图夺走相机和胶卷。我们冲上去极力保护相机，才使记者摄下的苏方军警暴行得以保留下来。
约半小时后，驻莫斯科的各国记者和不少市民闻讯赶来。红场周围人山人海。苏军警的凶恶行径完全暴露在世人面前。几个苏联老人喊道：“不要打他们!他们是学生!”有些苏联工人还帮助我们撤出包围圈。
下午1点45分，我们撤离红场。当大轿车行经闹市时，我们打开车窗，将拳头伸出窗外，拼命高呼“打倒苏修!”“打倒勃列日涅夫!打倒米高扬!打倒柯西金!”等口号，高唱《国际歌》。晚上，在使馆电影厅召开了“控诉苏修血腥镇压我留欧学生罪行大会”。驻莫斯科的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使馆都分别派医生来中国使馆帮助救治伤员，表示同情和支持。
回国途中绝食抗议
斗争在火车上继续进行。
1月26日下午3点50分，我们60名受轻伤或无伤的同学乘火车回国(9名重伤者另乘飞机)。伤了筋骨的、脸上有伤的，该拄拐杖的就拄拐杖，该包扎的则包扎。一些无伤的，也都拄根棍子，故意瘸着走路。使馆给我们每人胸前戴上大红花，敲锣打鼓送行。苏方则在我们前边用摩托车“开道”，两旁警车“保驾”，后面是装有对讲机的小轿车压阵。几十公里，一路绿灯。几十名天不怕地不怕的中国学生，弄得他们无可奈何。
许多外国记者在火车站等着我们。有的请我们讲昨天红场斗争的真相，进行录音；有的用照相机拍摄我们的伤情。我们仍是手捧《毛主席语录》，高声朗读昨天在红场上读的那两段，放声高唱《国际歌》，喊口号。苏警察不断地大喊：“不许你们扰乱社会秩序!”我们根本不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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