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3期
农村第一步改革的曲折历程
作者：吴 象
惹起一场风波。
以省委名义正式把山南公社定为包产到户的试点
肥西县山南公社1978年秋种麦时，因天太早种不下去，有的村悄悄地、自发地搞了包产到户，引起周围不少村竞相仿效。这一下，省直机关的议论就多了。有些同志认为肥西就在省会附近，不是偏僻山区，这样明显违背中央规定，不制止不处理恐怕出岔子。有的甚至质问：“省委想把群众引导到哪里去?!”省委得知后，于2月2日派省农委周曰礼、刘家瑞率领工作组去调查，并于7日召开常委会，听取汇报，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上午没有开完，下午又接着开。万里最后说了他个人的看法：“对包产到户，过去批了十几年，许多干部批怕了，一讲包产到户，就心有余悸，谈‘包’色变，但是，过去批判过的东西，有的可能是正确的，有的也可能是错误的，必须在实践中加以检验。我主张应当让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的试验，在小范围内试验一下，利大于弊。不宣传，不推广，不登报，秋后再总结。如果试验成功，当然最好；如果试验失败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也不可怕，我们有办法把它拉回来。”在万里主持下，省委决定把山南公社正式定为包产到户的试点，但不宣传，不推广，不登报。这虽然是一件小事，但在历史上的分量却不一定小。在当时的情况下，居然以省委的名义把一个公社正式定为包产到户的试点。不论过多少年再回头来看，人们也不能不对这位共产党员领导干部政治上的勇气和胆识肃然起敬。
尽管是省委正式定的试点，肥西县委有些领导人仍然思想不通。他们愤愤地说：“毛主席逝世才三年，尸骨未寒就变了，怎么对得起他老人家，对得起党和国家?老牛要是会讲话，也要到中央去告状。”7月，县委发出46号文件，决定纠正包产到户。许多基层干部和农民理直气壮地质问：“增产粮食犯不犯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农村还兴不兴?”部分区、社领导对县委指示采取强硬办法执行，社员则采取不干活、罢耕罢收的办法相对抗。在群众的坚决抵制下，县委不得不在8月8日又发出一个50号文件，改变了46号文件的“决定”。县委一位负责同志后来说：“试验包产到户的一年，我们害怕了一年，捂了一年，被动了一年；群众却抗了一年，干了一年，增产了一年。”
万里密切注视多种责任制的变化与发展，注视包产到户的试点。他思考得很多很多，不断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提高自己的认识，再去教育干部提高认识。12月1日，他在安徽省军区第六次党代会讲话时指出：“对包产到户到底应该怎么看，至少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用不着听见这四个字就头皮发麻。”“少数地方搞了包产到户，不必大惊小怪，因为包产到户不同于分田单干，仍然是一种责任到户的责任制，是搞社会主义，不是搞资本主义。”12月25日，他在省第五届人代会第二次会议上做工作报告，把包产到户称为“定产到田，责任到户”，并说：“实践证明，责任到户也是在生产队统一领导下实行责任制的一种形式，没有涉及所有制的变动，同分田单干有原则区别。”紧接着，1980年1月2日至11日，又召开了有县委第一把手参加的省委扩大工作会议，集中解决领导干部对包产到户的认识问题。这次会议采取发扬民主、敞开思想、专题讨论、集思广益的方式进行，经过热烈争辩取得一致认识，各级领导干部思想上有一个飞跃，为全省推行以大包干为主的多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创造了条件。在这次会上，万里第一次听到小岗包干到户的事情，会后专程赶去考察，给予了热情的支持。
安徽两年多的变化，只是农村第一步改革的前奏，但已充分显示出这场伟大改革的深远意义。实践证明，农村改革是广大农民自身的迫切要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来自农民在实践中的创造，但是又离不开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否正确、坚强，直接影响农民的创造是得到保护还是遭受摧残，是生长、成功还是夭折、失败。一个县如此，一个省也是如此。领导人到底是无私无畏的改革者，还是四面讨好的“太平官”，在改革实践中受到无情的考验。尊重农民创造，保护农民利益，把农民利益看得比自己“乌纱帽”更重的领导人，必然受到农民衷心的拥护。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老百姓心中有一秆公平的秤。当时全国广泛流传过四句关于吃米吃粮的民谚，年龄稍大的人一定记忆犹新。
包产到户席卷全中国，一号文件开创新局面
1980年包产到户由暗而明，由少而多，引起了全国性的大争论，也得到了全国性的大发展。
这年2月下旬举行的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建立中央书记处，胡耀邦为总书记，赵紫阳为政治局常委，万里等人为书记处书记，这无疑十分有利于农村改革的进展。但是，对于包产到户的争论，却因范围的扩大而更为广泛、更为尖锐了，几乎遍及党政各个部门和全国的各个角落，到处议论纷纷。有说“好得很”的，也有说“糟得很”的，各有理由，谁也说服不了谁。而且似乎越是领导干部，思想阻力越大，中央部门和省的领导人对包产到户大多持怀疑态度。有的甚至说：“我要保持革命晚节，坚决反对包产到户，反对单干!”总起来看，大部分省包产到组都在发展，有的并向包产到户转化；有些省“坚守阵地”，不见动静；前一段进展较快的安徽，则出现了反复。
在这关键时刻，邓小平于5月31日发表了《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重要讲话，热情肯定了安徽肥西和风阳农民的创造，指出对包产到户的担心是不必要的。他还强调，“总的来说，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解放不够。”
6月中旬，赵紫阳写信给万里并转胡耀邦，介绍陕北米脂县孟家坪“包产到劳”的经验，建议国家农委根据小平同志讲话精神，组织干部就农村改革问题下乡调查研究。
8月底，经全国人大批准，国务院领导进行了调整，华国锋、纪登奎、王任重、陈永贵不再担任总理和副总理；赵紫阳出任总理，万里为副总理兼农委主任。
9月14至22日，刚刚调整的中央领导班子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对包产到户问题进行专题座谈，争论仍然很大。农委副主任杜润生受中央委托，作了个专题报告，因为有大量调查材料和比较客观的分析，经过讨论，基本上达成了共识，认为包产到户是必要的，至少应在贫困地区作为解决温饱问题的权宜之计或特殊政策，不存在资产主义复辟的危险。会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几个问题》的通知，即中发1980年75号文件，强调推广责任制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允许有多种经营形式、多种劳动组织、多种计酬办法同时存在。”“不可拘泥于一种模式，搞一刀切。”对贫困落后地区，“包产到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