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2期
记傅大庆
作者：郑超麟
1923年春，我们一行十二人，从西欧来到莫斯科进东方大学。东方大学早已有中国班，都是直接从中国来的学生，他们派了十几个人来火车站热烈迎接我们。我们十二个人，连同以前从西欧分别来莫斯科的两人(萧子嶂、张伯简)共十四人。从中国来的学生此时尚在莫斯科的比我们的人数更多些。这两部分中国学生，无形中有些隔阂，很久没有消除。我们从西欧来到的人，相互间不仅是同志，而且是朋友，或深或浅总有点私人的交情；可是，我们和他们无法结交为朋友，他们自己相互间也没有朋友的感情。
从中国直接来到莫斯科的学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领导人”，另一类是“被领导人”；“领导人”就是旅莫支部的党、团负责人。选举来选举去总是那几个人轮流(青年团)或永久(党)当选。“被领导人”则是始终未曾当选为领导的人，他们只能听从前一部分人的安排，他们不敢同我们从西欧来的人亲近。那几个“领导人”则常常找我们说话，但不是找我们交朋友，只是来“了解”的。
傅大庆就是“被领导人”当中的一个；除他之外，尚有许之桢、周兆秋、胡士廉、萧劲光、任钧等人。当时我们同他们无法交朋友，甚至无法说话。
我最初就是这样看傅大庆的。如果他给我什么特殊印象，那倒不是他的为人，而是他的俄文名字读音很奇怪，所以俄国人喊他时我还以为是喊另外的人。
还有两个特别的人，不能不提出来说说，这就是蒋光赤和抱朴。他们也是“被领导人”，从未当选为旅莫支部党或团的领导。但他们“不听话”，不只是暗地反对，而且是公然反对那几个“领导人”，发牢骚，甚至鼓动别人起来反对。
这二人不是同我们一起住在大学里，而是住在附近女修道院的一个房间，据说没有人去看望他们。
我到莫斯科后即同这二人交了朋友。抱朴那天也去火车站欢迎我们了，经人介绍，我就用世界语同他攀谈起来。从此之后，我常常去女修道院看他，因此也认识了蒋光赤。我同他们谈文学，谈哲学，谈新文化运动，谈世界语等等，谈得很投机。
有位从西欧来的同学悄悄警告我：抱朴和蒋光赤是反对派，反对旅莫支部领导的，你不要同他们来往，但这警告太迟了，我已经不能断绝同他们的关系了。
一天，我去看他们，意外地看见傅大庆正在同他们谈话，我很惊讶。后来听他们说，傅大庆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去看他们一次——原来并非无人敢去看他们。其实，旅莫支部并无明令禁止同他们往来，不过暗示而已。人们为了避免麻烦，就不敢去看了。
从此我就同傅大庆交了朋友，常常在大学本部同他一起谈话，互相询问家庭情况和经历。以下便是我对他的了解。
他是江西人，似乎父亲早死。他的母亲是一位教师，靠教学收入辛辛苦苦养活几个小孩于。孩子们不仅长大了，而且都受了教育，长子大庆还掌握了英文，不仅能读能听，而且能说能写。东方大学的中国学生，无论是直接来自中国，或从西欧转来的，没有人比他的英文更好。
1920年，为了继续求学，他从江西来到上海，接触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他看了《新青年》后，为陈独秀的文章所折服，便写了一信给陈独秀。陈给他回了信，并约他见面。见面之后，陈独秀要他住到杨明斋新办的“外国语学校”。那里有十几个青年表面上是学俄文，实际上是在进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工作。恰逢莫斯科要办东方大学，杨明斋便把这一批青年送到莫斯科来了。
这都是1923年傅大庆告诉我的，至今已有七十多年了，我还记得(不过也许有些事情，年老记错了)。我不能说傅大庆是我的最亲密的朋友，但我欣赏他不怕打击，敢于同领导所厌恶的人往来。
正因为我还记得傅大庆同我说的家人情况，所以当1929年秋天从党内渠道收到一个青年人来信，说他是傅大庆的弟弟，知道我是他哥哥的朋友，要我到他住的打浦桥新新里去看他，我就毫无顾忌地去了。我们在附近的“跑狗场”周围兜了几个圈子，知道他是要我介绍工作的，而我当时无此能力，只好向他道歉了。
1924年暑假前，旅莫支部开始派遣一批同志回国工作，暑假中又出发了一批，人数可能比第一批更多。带队的是陈延年，我被指定为庶务兼会计，傅大庆也在此批中。但是此行我没有留下什么有关傅大庆的印象，大概是因为事务太忙的原故。
到了海参崴，因没有船去上海，只好住在海员俱乐部候船。等了好几天，有一条英国船来了，但这是货船，不是客船。水手是中国人，说能够用“载黄鱼”的办法载我们到上海去，不过只能载五六个人去。我们商量。先去几个人也是好的，于是一部分人，傅大庆在内，先回国了。陈延年和我们其余的人，则等到9月下旬，才乘俄国船回到上海。
先头一批回来的人已经都分配工作了，傅大庆自然也分配了工作。按照地下工作的规则，我不能问他分配到什么地方去了，从此失去了同傅大庆的联系。大革命时代，我没有再听到傅大庆的消息，大革命失败后也是如此。
可是，在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我又看见了傅大庆。
那是在1931年夏秋之交，我已经被共产党开除了，并因托派活动罪被国民党逮捕，关在龙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等待判决。我住在“人字间”，这里政治犯最多。一天，看守又送进来一个犯人，是从广州押来的，就要解到南京去。我看见后吓了一跳，原来是傅大庆；他看着走来走去的犯人，忽然看到了我，马上走近我，悄悄地说，他有事情要报告中央。他自然不知道我已经不是共产党员，在当时那种情形下，我也无法向他说清楚自己是托派。我只好答应他设法转达，他就把事情说给我听了。
原来，是他在印度加尔各答办的英文报纸被封，他随即被捕，引渡回国，要押去南京受审。他在广州看守所中遇见越共领袖胡志明，胡请他设法通知中共中央去营救。傅大庆要我将胡的要求通知中共中央。
我义不容辞，尤其因为胡志明也是我的熟人，我更不能不办此事。但怎么去通知中共中央呢?
我想到，在龙华看守所一定有中共秘密支部，能够传递消息。但谁是支部负责人呢?在“人字间”的中共政治犯中，我只认识两个人：陈为人，关向应。我考虑结果，认为狱里的中共总负责人可能是陈为人。于是我就直接找他，告诉他说：刚才解来的犯人叫傅大庆，是在印度被捕的，要解到南京去，他有重要的话要报告中央，我现在想告诉你。陈为人立即严肃起来，不说一句话，听我说下去。我把傅大庆的话一字不漏地说给了他。他咬紧牙关听我说完，仍旧不说一句话。但我心里明白，我的目的达到了。
两三日后，傅大庆就被解走了。
我记不清楚，究竟是1937年我出狱后，还是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则新书广告：克劳塞维奇的《战争论》中译本出版了，译者署名傅大庆。于是，我知道傅大庆已经自由了。我想，他一定是在延安担任着什么重要工作。
在龙华看守所这件事，我对当时的托派同案犯也未说过，也未曾做过什么记录。
几十年后，我已经淡忘了这件龙华看守所里的事情。一天，忽然有一位穿着朴素的职业女性来我家看我。我请她坐，她拿出介绍信来，说“我是你的同学的女儿”。
我很诧异地说：“我有什么同学能够生出你这样的女儿?”
她于是从带来的包内抽出一本《郑超麟回忆录》，翻开某一页，指着上面写的“傅大庆”三个字给我看：“我就是他的女儿。”
于是我仔细看了看她，说：“你，你的脸型，确有几分像傅大庆。”
接着，我便问傅大庆的消息。原来，他是在北方做抗日的地下工作，但抗战初期就被日本人杀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