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2期
人民日报与１９７６年天安门事件
作者：余焕春
事隔二十多年，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来龙去脉，人们知道得并不具体、详细；“四人帮”及其控制下的人民日报，在这一事件中做尽的坏事，人们知道得也有限。但历史是不能也不应该忘记的。每当人们回忆这件往事时，常为不知其细节而流露出几分遗感。基于此，作为一名记者，又曾经是人民日报社清查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负责人之一，感到有责任把我所知道的事实和史料记录下来，作些弥补的工作。这就是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人民对周总理的深切怀念之情谁也压制不住
1973年，周恩来总理病重的消息，开始不时地传到编辑部，人们的心情因此变得万分沉重，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无限忧虑。虽然同时也传来了邓小平复出的喜讯，2月邓小平从江西南昌回到北京，3月10日中央决定恢复他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开始协助周总理整顿和恢复面临崩溃的国民经济，中国的命运似乎出现了转机，可是当时形势总是朝着与大多数人愿望相反的方向发展，事情很快又变得更糟了。报上批林批孔批“周公”，批所谓当代“大儒”的调门愈来愈高，矛头直接指向周总理，同时也指向了邓小平。同志们莫不感到失望，心情更加沉重。
1976年1月8日，正是光明与黑暗决斗的前夕，周总理不幸逝世，全中国沉浸在极大悲痛之中。但是，“四人帮”一次又一次地下禁令，限制人民日报进行报道。人们泪流满面，围在报社门口阅报栏前，阅读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讣告的情景；不尽的人流，从长安街慢慢地走向北京医院那间小房子，与周总理告别时失声痛哭的情景；北京二百万市民扶老携幼，冒着刺骨寒风，肃立十里长街，默默向周总理致最后敬礼的情景……所有这些历史性场面，都不准我们报道，残酷地蹂躏人民对周总理深切怀念的感情。
9日，姚文元对当时人民日报的总编辑鲁瑛说，总理逝世“没有报道任务”，各国的唁电“不能占版面太多”，“唁电的标题要缩小”，“不要提倡戴黑纱，送花圈”，“报上不要出现‘敬爱的周总理’字样”。
11日，姚文元蛮横地改变人民日报原来以整版篇幅发唁电的安排，硬压缩成半个版，另半个版用来刊登《文化大革命端正了北大科研方向》的报道。为此，姚文元打电话给鲁瑛，再次强调“不要突出总理”，“不要登广场群众悼念的场面”，“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要登些抓革命方面的东西”。
14日，周总理追悼会前一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用通栏标题发表了《大辩论带来了大变化》一文。文章开头说：“近来，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着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真是弥天大谎。这一天，群众的悼念活动达到了高潮，上百万人去天安门广场献花圈、挂白花，寄托哀思。《人民日报》一、二、三版竟然没有出现一点悼念总理的文字，多么冷酷无情哟!姚文元还得意地说，“只有这篇文章才能压得住”，“这是关键时刻发表的典型文章”。清华大学的迟群说得更霹骨：“这篇文章发表的时机，比文章本身更重要。”
“四人帮”和他们的心腹，总以为几篇文章就可以改变民心、夺得民心，扭转当时的局面，但他们忘了，自古以来“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当时局面是他们改变不了的。广大读者看了14日的《人民日报》，纷纷提出抗议，电话铃声从早到晚不绝于耳。中国科学院一位女同志在电话中说：“人民日报没有反映人民群众的心情，今天发清华的大变化，不代表群众。你们应该到天安门前去采访、拍照片，把这些报道出来，反映群众的心情。”很多人将报纸撕碎，寄还人民日报社。鲁瑛等人将电话记录整理成内部情况，送姚文元。姚文元删去其中对报纸提意见的内容，专门保留对报纸进行声讨的词句，并冠以《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的标题印发，为镇压群众制造舆论。
在报社内部，鲁瑛等人规定：不准举行悼念仪式，不准戴黑纱，不准戴白花，不准设灵堂，不准去天安门广场，去了的要追查。还扬言凡是去天安门的，“不管干部、家属、小孩，该撤的撤，该批的批”，甚至恐吓说：“也可以圈起几个来嘛!”但报社许多同志对这些禁令漠然置之，去天安门悼念周总理的人有增无减。报社新闻研究所还针锋相对地编了一个悼念周总理专辑，登在他们编的内部刊物《报纸动态》上。姚文元一看，凶相毕露，咒骂说：“谁叫你们干的?是要翻案吗?夏反革命吗?”
大家强忍悲愤，警惕的目光更加注视着“四人帮”及其一伙，看他们在周总理逝世后如何动作。
从雨花台到天安门广场燃烧起革命的怒火
当“四人帮”控制的《文汇报》删去3月5日一篇文章中周总理给雷锋的题词，接着又在3月25日一篇文章中抛出“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等反对周总理的言辞后，长期压抑在人们心中的怒火，终于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3月29日，英勇的南京人民纷纷举着花圈，走向雨花台，悼念敬爱的周总理，并在街头贴出“文汇报的反党文章是反党夺权的信号弹，打倒文汇报的黑后台!”“不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誓不罢休!”等标语。很快，声讨“四人帮”的烈火在许多地区相继燃烧起来。首都天安门广场的革命活动，就是这一斗争的继续和发展，并形成了中心，又影响和作用于全国各地。
“四人帮”凭着他们的反革命嗅觉，预感到大火必将烧到自己身上，再也掩饰不住内心的慌乱与惊恐，露出了穷凶极恶的狰狞面目。从3月30日至4月26日，王、江、张、姚给鲁瑛打了24次电话，其内容：一是给广大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定性为反革命性质；二是诬陷邓小平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欲将他们置于死地；三是打击敢于起来与他们作斗争的群众；四是出谋划策，为他们篡党夺权加紧制造反革命舆论。现摘录几条示众。
3月30日王洪文电话：
你们在南京有记者吗?(鲁瑛答：有记者)叫他们反映重要情况。南京大街贴出打倒张春桥的大字报，那些贴大字报的是为反革命复辟造舆论。南京事件是因为省委有走资派，它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
4月2日15时40分姚文元电话：
要分析一下这股反革命逆流，看来有个司令部。报纸要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掌握斗争大方向。这股反革命逆流这样猖狂，是没落阶级的表现，是不得人心的。因为有个资产阶级，他们是要跳的。
4月3日姚文元电话：
是否可以写这样一篇社论，题目是《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首先讲，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形势太好，取得了很大胜利，党内那个不肯悔改的走资派已很孤立，工农业生产有很大发展。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
第二段，要讲阶级斗争是很激烈的，要提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