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2期
周扬谈鲁迅和三十年代文艺问题
作者：陈漱渝
我初见周扬是在1977年10月下旬。当时北京许多高校因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和研究的需要，急於澄清被“四人帮”搞得混乱不堪的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评价问题(其中关于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争，左联的功过，1936年的“两个口号”论争，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当时正值中国当代政治生活的重大转折时期，一系列的理论问题都处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之中。比如，周扬率先提出的“国防文学”口号跟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虽然都已被看作是抗日救亡的文学口号，而不再把“国防文学”口号说成是投降主义的口号，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来看，“国防文学”倡导者对这一口号的解释究竟有没有错误?是“左”的错误，还是右的错误，亦或“左”和右的错误兼而有之?再则，这种错误带不带有路线错误性质？如果带有，那究竟是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影响，还是受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影响?
带着这些困惑，我来到位于万寿路的中共中央组织部招待所，拜访了刚获解放而尚未安排领导职务的周扬同志，受到了他的亲切接待。这位前辈理论家神采奕奕，身材特别魁梧，完全不像经历过肺癌手术和“文革”迫害。他的普通话带有浓厚的湘音尾子，谈话时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不时逼视对方，似乎有穿透力。陪伴他的记得只有苏灵扬同志。我当时的任务是代表成立不到一年的鲁迅研究室联系采访他，请他接待并确定一个时间。这个任务几秒钟就圆满完成了。我当时还是一个莽撞的青年，没有拜谒大人物的礼仪知识。回想起来觉得非常失礼，也非常可笑。我当时掏出了几张“文革”当中批判周扬的小报，上边刊登的是所谓“周扬罪恶史”，其中有他在延安时期的反省材料。我请周扬同志鉴定这些材料的真实性。他接过报纸，随手翻了一翻，便扔到茶几上，皱起眉头说：“这种东西怎么会流到社会上来呢?”我看周扬不愿正面回答上述问题，便又拿出一张复印件——这是一篇署名“企”的文章，题为《“国防文学”》，刊登于1934年10月27日的上海《大晚报》。我问“企”是不是他的笔名。他高兴地点头称是，说这是最早提出“国防文学”口号的文章，几十年来他一直忘记了。他问我是怎样找到的，我说这是我从周立波同志一篇文章中发现的线索，委托一位叫鲁力的女孩子到北京图书馆查到的。她当时是北京汽车制造厂工人理论组的成员，到我室协助工作，很是聪明肯干，不久就考进医科大学了。周扬同志接着说，新文学史料的收集、整理、出版工作非常重要，这是从事研究的坚实基础，要广泛组织人力进行。鲁迅研究室的同志可以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同志很好地合作。
同年11月2日下午，鲁迅研究室的老主任李何林教授带着负责编辑《鲁迅研究资料》的荣太之和我如约来采访周扬。周扬侃侃而谈，整整讲了两个小时；荣太之跟我埋头做记录，力争把他讲的每个字都准确记录下来。我们那一次一共提了十四个问题，周扬逐一作了详略不一的解答。现将当时访谈的部分内容披露如下：
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
问：请你谈谈“国防文学”口号提出的经过。
答：要了解“国防文学”口号提出的经过，首先要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历史条件，以及提出这个口号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当时正处于九一八之后，华北事变发生；全国人民抗日激情高涨的年代，中国革命处于一个大的转折关头，我党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那时候王明是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首席代表，他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我们当时对于共产国际的路线是十分相信的，所以也相信王明。我们只知道毛主席是党和红军的领袖，根本不知道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更不懂什么叫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的路线觉悟是很低的。拿我来说，认识党内有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在1942年延安整风以后。那时我才初步认识毛泽东思想。以前我们只讲组织上的党性，而不讲思想上政治上的党性。党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从不怀疑。在延安整风过程中，毛主席把提高政治思想上的党性放在第一位，这是十分重要的。
左联时期，我们是很“左”的，这与党内的三次“左”倾路线有关，也与日本的福本路线和苏联的“拉普”有关。我们都是些青年人，热情很高，但很“左”。我们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文化和“无产阶级文学”口号的同时，也沾染了不少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思想。当然，这同我们的出身和所受教育有关。“创造社”是最早介绍和提倡马克思主义文化和无产阶级文学的，对革命是有贡献的。我在学生时期就接受了“创造社”的革命影响。但他们在对待鲁迅的问题上却有错误，不尊重鲁迅，不真正了解鲁迅的伟大。
鲁迅接受马列主义的时间虽然比较晚，又不是党员，但他学了马列主义就能用。鲁迅对中国的历史、中国的现实了解很深，能够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鲁迅在左联成立会上的讲话和其他文章，强调的一条就是要深入了解实际；不了解实际，就很容易忽左忽右。我们当时对鲁迅的这些话不能领会。后来到延安，毛主席也多次讲要注重调查研究，要了解实际，并举很简单的例子说：“人是要吃饭的，路是要两条腿走的，子弹是能打死人的。”这些道理看来简单，但实际上我们并不懂。我们在回顾30年代这段历史时，一定要把问题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
“国防文学”口号的提出，并没有经过党内充分的酝酿讨论，也没有向鲁迅请教，这是不妥当的。1934、1935年，我和周立波先后写了两篇谈“国防文学”的短文(我的那一篇还是你们发现的，否则我已记不起来了)，主要是介绍苏联有“国防文学”，认为中国也应有这种文学，但还没有把“国防文学”当作我国当时文学运动的主要口号提出来。当时思想上只有一条，就是要抗日救国；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制造了九一八、一二八事变，民族危机严重，觉得苏联的“国防文学”好，就介绍到中国来了。当时并没有料到，这种小文章在报刊上引起了相当强烈的反应。
到1936年初，我们就把“国防文学”当作一个正式口号提了出来。这件事，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有很大关系。1935年春，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党的中央机关已到了江西苏区，江苏省委也遭到了破坏，文委的阳翰笙、田汉等被捕了，只剩下我和夏衍，不久夏衍也一度离开上海。那时文艺界党员虽然不少，但上面失掉了和党中央的联系，处境十分困难。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负责文委工作的。那时上海有一家出售进步书籍的书店，名叫“时代精神”，是一个德国人开的，有共产国际的背景。大概在1935年10月间，我在这里买到了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国际通讯》。在跟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我买到这份刊物，真是兴奋得不得了。刊物上登有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