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1期
“纪实作品能否虚构”座谈纪要
作者：邢小群
纪实作品不能虚构
纪实作品不能虚构，这是到会专家的基本共识。《光明日报》文艺部主任秦晋说：纪实作品越来越多，这可以说是世界潮流。在美国，读者对非虚构作品的阅读需求，50年代占三分之一，60年代就占到三分之二了。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读者，也有着同样的文化心理。社会生活以复杂的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使人们越来越感到现实生活要比编出来的故事更加丰富生动，于是就对纪实作品特别感兴趣。纪实作品不能虚构，这是它的本质。因为它标明“纪实”，也就是与读者有了契约，告诉读者这是真的。如果作了假，人家对整个作品的信任就破灭了。
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研究员陈晋在发言中，对各种纪实作品做了一个区分：第一类是记录作品，如回忆录、新闻报道，是可以当作文献来引用的。作者只有对材料进行选择的权利。对材料占有的程度，显示出史家的研究素质与考证能力。第二类是写实作品，如传记、纪实性影视片等。这类作品虽说不能虚构，却有着作者的主观性。它受“实”的限制，属于“带着镣铐跳舞”。“实”是指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必须真实；“写”是指作者的修辞与表达，分析与提炼，推理与想象。《史记》是写实作品的典范，《项羽本记》绘声绘色的描述，就有对主人公心理的挖掘。《红旗飘飘》对长征的回忆是记录，而索尔兹伯里的《长证——前所未闻的故事》就是写实。第三类是演义作品。它与前两类相同的是，所表现的对象是实际存在过的，但在写法上有作家的虚构和发挥，典型的就是《三国演义》。
陈晋所说的第二类作品，是到会学者主要讨论的对象。在对纪实作品进行合理的艺术加工问题上，大家的意见有同有异。写过鲁迅、许广平、宋庆龄等人传记的陈漱渝说，我在写作中的指导思想是：一，追求文学与史学的统一。二，当两者不能兼顾的时候，把史实的可靠性摆在第一位。鲁迅说：“幻灭之来，多不在假中见真，而在真中见假。”我不能让读者产生幻灭感。三，可以进行合理的艺术加工，但不能去想象(想象就有虚构之嫌)，只能去挖掘客观存在的生动情节和感人细节。比如写到鲁迅与许广平的恋爱，我就从许广平的有关著述中合理移植了一些细节；写到罗曼·罗兰对《阿Q正传》的评价。我从有关著述把他在不同场合的评论进行了相对集中。
中央党校教授郭德宏说：纪实作品有的是搞历史和新闻的人写的，虚构的情况不多；有的是文学家写的，他们认为既然可以称之为纪实文学，虚构一些情节和细节也可以。我以为，即使不违反基本事实，虚构情节和细节也是不允许的，特别是写重大事件时更不能虚构。现在有些作品把一些并无史料依据的领袖人物的话都打上引号，这就事关重大了。
作家和史家自有区别
北京出版社编审张守仁编发过《大雁情》、《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等作品，他说：我认为报告文学、纪实作品不能虚构，但是作家和史家毕竟有区别，这就在于对细节的处理。有些在史家那里通常要被抛弃的细节，很可能在作家手中会支撑起一部好作品。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写得比小说还精彩，描写陈景润攀登数学高峰，堆起来的演算草稿纸像雪片一样飘下来，打在他的肩头，把他的膝头都盖住了，这里就发挥了诗意的想象，但大的方面没有违反事实。我最近在编一位中国留日学生写的书。作者的故乡和亲人曾深受日寇蹂躏，他到日本后，想方设法访问了一些对老婆孩子都不愿说自己侵略过中国的老兵，六年后才写出了这本书。为了那些当事人的安全，我在书中虚拟了一些人名、地名。这并不意味着虚构。我以为，纪实作品可以允许适当地选择、提炼、集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耿云志认为，传记文学、报告文学都不能虚构情节，但在事实情节真实的基础上加一些动作、语言的描写，是可以的。历史小说，则可以有相当大程度的虚构，因为古人没有留下多少细致的文字记载。但是，对于大家熟悉的领袖人物，用历史小说的写法就不行。我们看一些表现领袖人物的历史题材影视作品常不满意，就因为它超过历史真实许可的范围去虚构了。
反对凭空捏造、主观杜撰
为什么目前纪实作品中掺水、造假的现象比较严重?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对此进行了分析。他说：无意识地出现历史差误是难免的。受人的记忆和所处的历史环境、条件制约，同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有时几个人的回忆会是几种样子；即使是专业历史研究人员的作品，也不能保证没有史实方面的差误。现在的问题是，有些标明“纪实”的作品任意虚构，故意作伪。如利用读者对重大历史决策、内幕、轶闻的兴趣，在这些方面胡编乱造。其目的不是弄清史实，揭示真相，而只是为了寻找卖点，以此捞钱。
陈漱渝说，严谨的纪实文学作品往往参考的是回忆录、日记、历史传记。这些应该说是可资征信的，但也应该甄别。为贤者讳、为尊者讳、为亲者讳及种种政治上的讳，有时就使历史传记与传主的生平实迹产生了距离。即使是自传，也有记不清或有所讳的地方。回忆录更靠不住，日久天长还会变形，被打上时代的烙印。日记也如此。正宗日记无心著述，是心灵的独语；现在很多日记却是存心著述，要给人看的；还有挖补、修改日记的。当然像《拉贝日记》，是可以当信史来看的。可恨的是那些真伪杂揉、史无对证的所谓纪实作品。
郭德宏说，有一种所谓纪实作品，对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凭空捏造。比如红军长征中所谓张国焘的“密电”，至今没有找到，可是有的读物竟然编造出了这份电报的全部内容，说“要以武力解决之”等等，并用楷体印刷，表明是原文。这是一、四方面军领导人争论多年的问题，可能会引出很多矛盾。
《读书》杂志的吴彬目前正在编辑《吴宓日记》一书，她谈到引起争议的张紫葛的《心香泪酒祭吴宓》，说这本书的出版虽然是一种获了大利的市场行为，但书中除了一些来自《吴宓与陈寅恪》等书的材料外，其他大部分是虚假的。这不是一般的虚构问题，基本上是一种欺骗行
历史不能任意割舍
一些专家在发言中还涉及到出现上述现象的更深刻的社会原因。曾写过传记小说《李大钊》、话剧《决战淮海》、电视剧《周恩来在上海》等的总政话剧团编剧王朝柱说，我们写史传作品的人总受到很多约束，比如不准写党内领袖之间的矛盾等等。这恐怕就是我们写不出《巴顿将军》那样的作品的重要原因。他批评一部重要题材的电视专题片，在记述历史时故意回避了重要的历史人物，使许多人看了很失望。还有不少回忆录，只谈自己“过五关”，不谈“走麦城”，也不是真实的历史。
新华社高级记者戴煌也谈到了同一部专题片，他说纪实作品在主要事实方面不能虚构，但也不能任意割舍。某电视专题片对于众所周知的重要历史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一个镜头也没有，大家反应非常强烈。我干记者出身，一向以真实为新闻的第一生命，不存在什么要不要讲真话的问题。但直到今天，我们一些重大题材的纪实作品似乎还未能解决这个问题。
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策划朱正琳说：对于纪实作品不能虚构大家有共识，但是目前的伪造又是堵不住的，这也是现实。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王毅对此有独到的见解，他说，无论中国史学还是西方史学，开始都有一种神秘性。因为史学依附神权和皇权。皇帝一登基，第一件事就是禁止民间修史，也就是不让你用史来解构神权和皇权的神秘性。从这个角度看，最大限度违反历史真实的，首先并不是作者个人有意无意的杜撰史实，而是那种从整体上维护史学神秘性和禁忌性的政治文化制度。为什么中国人那么爱听宫廷的奇闻轶事?就是因为还没有充分享有本应享有的了解历史真相的权利。整个社会正迅速走向开放，解除禁忌的要求可以说是整个社会萌发出来的。由于诸多禁忌还没有完全解除，那些打着“揭密”、“实录”等幌子，实际上以迎合社会心理为手段来捞钱的伪史、秽史就必然会源源不断地冒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