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1期
周恩来的“每事问”
作者：陈乐民
最近翻检我的旧笔记本，发现1972年10月5日有这样一则：“10月5日，总理接见最近出国的五个代表团全体成员，从晚上9时至夜里一时半。总理以充沛的精力向被接见的人(医生、自然科学家们)作调查研究，从针灸原理到老年气管炎，从心脏病到林县的食道癌，从‘三废’到大学的教改，给大家上了一堂如何作调查研究、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的课。遂后，总理就国际形势及主席的战略部署作了重要指示。”
“文革”后期，特别是林彪垮台、尼克松访华后，外事活动有所开展，一时相当活跃。1972年我从“干校”回到北京，后来接受任务，参加筹备出席恢复我合法席位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十七次大会的具体工作。大会将于1972年11月份在巴黎举行，高教部会同外交部组织了一个很大的政府代表团，团长由当时我驻法大使黄镇出任，副团长是清华大学的张维教授。我作为翻译组组长参加了代表团。
10月5日下午，我们正在高教部准备各项文件的起草、修订以及翻译等工作，上面传下话来：周总理当晚9时要在人大会堂接见将于近期出国访问的代表团，大家就在附近随便吃些东西不要回家了，因为晚8点要准时动身。大家听了这消息都非常兴奋，特别是再过四天就要登程去巴黎了，我的高兴心情更是难以言表，因为已很久没有近距离地看看周总理了。
我们的大轿车准时从大木仓胡同出发，到达人大会堂某接见厅时，发现已有不少人先到了。只见王海容忙前忙后地在张罗着。当时已是秋天，可是摆的还是一圈一圈的藤椅，围成半月形，正对面是一只茶几，两旁各摆了几把藤椅。渐渐地被接见的人都到了，共约二百人，大部分人我都不认识。
9时整，王海容走在略前侧位，陪总理从后面进入大厅，跟在后面的，我只认出了郭老。全体人员立时起立，热烈鼓掌。还未落座，总理发现了竺可桢老先生，遂连忙趋前问候，并说，竺老高龄，何必要来呢?竺老说，许久未见总理，有这个机会不能不来。总理连说，那坐一会儿就回去吧。竺老说，要听您讲话。总理转身看见了刚出任七机部部长的刘西尧，忽然厉声说：西尧!你来干什么?刘说要听总理讲话。总理说，我的话你还没听够么?你那个地方乱成那个样子，不在那里坐镇，来这里何用?快回去!刘西尧只得提了手提包闷闷离去。这刹那间，大家还都站着，总理笑了笑，打个手势请大家落座。这一幕，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大家坐定，总理发现迎面的第一排藤椅都空着没有人坐，便问：为什么第一排没人坐?后面的坐过来嘛!众笑。见仍没有人带头去，便说：是不是我太官僚主义脱离群众，不愿意离我太近啊?气氛立时活跃起来，林巧稚说：总理这样说，我倒要坐到头排去了。一下打破了僵局，第一排很快便坐满了。总理见林巧稚穿了一件对襟中式小褂，便说：林大姐就穿这件去美国么?林说：怎么，不好吗?总理连说：好，好，服装早该换换样子了；哪里做的，我让邓大姐也做一件去。林说：改天我陪邓大姐去。
总理接过王海容递给他的接见名单。那次被接见的有五个代表团，除我们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的代表团之外，有医学代表团、教育代表团，还有两个名称忘记了。总理一边看着名单，一边开始提问。在这类场合，或会见外宾，总理的习惯和作风是先问问题，作调查研究，然后才讲话；问答之间只作简短插话。今天也是这样。
总理在名单上发现有河南林县来的一位女医生，便叫她站起来认识一下，说：林县患食道癌的人很多，为什么?是饮食问题吗?研究过吗?有没有预防措施?那位女医生说是由于水质问题。总理请她说详细些。女医生打开了话匣子，周详地讲起林县的水质成分，兼及源流所经水系的成分，并与燕山水系作了比较。女医生讲得冗长而琐细，滔滔不绝，总理很认真地听她讲，一点也不打断她，还不时提些小问题。女医生讲完后，总理表扬她工作深入细致，说：食道癌对林县人民的生命健康关系至大，一定要想出克服它的办法；如果有人(指外国人)问有无克服办法时，应怎样回答?她说：还没有治愈的办法，正努力研究。总理赞同地说：对，要实事求是。
见名单上有一位“针灸”医生，总理说，针灸治病是有疗效的，但怎样把原理说清楚呢?那个医生讲了许多穴位上的效应问题。总理说，朝鲜有一种经络学说，你觉得怎样?他回答说有些道理，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接着又讲了许多技术上的问题。总理说：科学的事，不要轻易下结论，宁可多作些调查研究；针灸是我们的医学遗产，应该由我们给以理论上的、能说服人的解释，可是一直还没有，建国已经这么多年了，中西医应该努一把力取得突破。
接着一个问题是：针麻的效果到底怎样?那位医生说：有一定效果。总理问：谢部长(卫生部部长)，你说呢?谢说，有一定疗效，要看患者是否“得气”。总理大笑：什么“得气”?我要的是科学的解释；到了美国，人家问你，你说“得气”，这像话吗?我过去说过，你们做针麻为什么不敢在首长身上做，而只在小战士身上做试验?你还没有把握嘛!回答问题一定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
显然，总理翻到了教育代表团的名单，便问，听说“复课闹革命”以来学生的学习成绩仍是不好，有人问起，你们怎样解释?小谢(谢静宜)你说呢?谢说，学生的成绩还是逐年上升的。她举出一些数字，说明学习成绩并没有因为“闹革命”而下降，反而由于“经了风雨，见了世面”而在总水平上有提高。总理听了，没有作任何评论，只说了一句：要实事求是。
在谈到大学教改问题时，总理问朱光亚，怎样理解应用学科与基础理论的关系问题。朱光亚大概说他个人意见是，应用学科是重要，但是缺少基础理论的支持是不行的。总理提这个问题是有的放矢的，当时，周培源等一些知名教授发表意见指出，现在有一种只重应用而轻视理论的倾向，这对于科学和教育的长期发展是十分不利的。对于这种意见，“四人帮”和他们的御用工具，立即以很大的气势批判为反对“教改”、轻视实践的错误意见，上纲很高。总理说，这实际上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理论产生于实践，又反过来指导实践，两者相辅相成，不要把它们对立起来。据我的印象，从此这场“批判”就止住了。
总理问的事情不止这些。以上是我印象比较清晰的一些问题。我记忆中最深的，是他在插话中几次重复“实事求是”这几个字。
总理好问，这是我们很熟知的，常戏称之为“考”。有谁被派去作接见外宾时的翻译，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告诉大家总理又“考”了什么，被“考”的人是否“烤糊”了。记得有一次某同志作翻译回来就大叫“烤糊”了。那次是总理会见尼日利亚的外宾，在外宾到前总理问他，你能否说出与尼日利亚接壤的邻国?他随口回答了几个，总理说不行，要从北至南一个接一个地说。然后就和他一起一个挨一个地数下来。
有一次我亲自在场。那是1972年8月15日，总理会见喀麦隆外交部长率领的喀麦隆代表团。在我的旧笔记本里也查到一条：“总理今天下午5时半至7时半会见了喀团。总理精神那样好，真令人欣慰。总理在两个小时当中作了许多调查研究，特别是对非洲和喀麦隆的历史、地理、山川、河流、人口、交通、语言，涉及到国际关系中的许多问题，给我们作出了善于学习的榜样。听说总理还在会见喀团之前批评了外交部、外经部的负责同志在签订经济、技术合作协定时坚持要写上保护人身不受‘侵犯’等语是大国主义。”
会见时有过一段插曲。在谈到尼罗河的时候，总理突然问陪见的主管非洲事务的外交部副部长：尼罗河的发源地在哪里?这位副部长一时答不出，忙回过头问后排的亚非司司长，他也一时语塞。这时翻译没有翻，总理大笑，对译员说翻给外长听：我们主管非洲事务的副部长不晓得尼罗河的发源地，可见业务不熟。说着又笑起来，刹那间的尴尬局面就化解了。
被总理问住的时候是常有的，这几乎成了我们时常谈论的话题。一次在巴黎我驻法使馆，曾涛大使谈到他一次被问住的情况。大使回国述职，最怕的是总理发问，所以事前总要把驻在国的情况准备充足。一次曾大使回国述职，行前照例准备了各方面情况的材料，自以为足够了。不料总理提的第一个问题偏偏是曾大使没有充分准备的农业问题，“考试结果”当然未得满分。曾大使笑说，好像他专挑你没有准备的问题问。
“每事问”，是总理作调查研究养成的习惯。我这里只追记下零星的一些。我想，如果我们各级担任领导工作的同志，都能学学周总理的“每事问”，那就太好了。
1997年6月京中芳古园陋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