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1期
如果季米特洛夫不支持毛泽东……
作者：青 石
毛泽东对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有过一个总体的评价，叫做“两头好，中间差”。所谓“两头好”，照毛的说法就是：“列宁在世的时候好，后来季米特洛夫负责的时候也较好。”列宁在世的时候是1924年以前，季米特洛夫负责的时候是1935－1943年。那么，所谓“中间差”，就是说从1925年直到1934年这十年时间少好作用。
毛泽东的这个评价，似乎不是一个很严格的历史结论。周恩来为此还专门做过一个解释，叫做两头好，也不是没有问题；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但不论如何看待毛的这个说法，显而易见的是，他对于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后直到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这段时间里，在季米特洛夫主持下的共产国际的工作，还是比较满意的。
据不完全统计，仅在50年代，毛泽东公开称赞季米特洛夫就有五六次之多。说他比较谨慎，是个好同志，帮了我们很大的忙，如此等等。对同一时期的斯大林的评价则截然两样。毛泽东甚至把第二次王明路线，即从1937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到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这段时间发生的右倾错误，也归罪于斯大林。明明是共产国际派王明回国，但毛坚持说，是“斯大林派他回来”的，还说：“‘左’也是斯大林，右也是斯大林”。
由此可见，毛泽东对于他经常批评的那些在莫斯科管中国问题的外国人，也并非一概而论。谁对他和中国党好，谁为他和中国党办了好事，毛心里是有杆秤的。
季米特洛夫全力组织对中国红军的援助
季米特洛夫，原本是保加利亚人，早年当过印刷工人，后来成为保加利亚共产党乃至巴尔干共产党联盟的领导人。1933年1月，德国希特勒法西斯势力上台，制造所谓“国会纵火案”，季米特洛夫遭到逮捕并受审。这位身材高大，有着一双炯炯有神的深棕色眼睛的共产党人，通过无懈可击的答辩和极具鼓动力的讲演，迫使法庭宣布其无罪。在苏联政府的营救下，季米特洛夫于1934年2月得以出狱转往莫斯科。两个月之后，他成了共产国际的主要领导人。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以后，他正式成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从这时起，他开始与中国党打交道。直到共产国际解散之后，他还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负责协调莫斯科与毛泽东、中共中央的关系。
对于季米特洛夫这一阶段的工作，目前的中共党史著作评价不一。有些著作对季米特洛夫领导下的共产国际持怀疑态度，认为他们当时即使不是想要中共把自己的军队和政权“让”给国民党，也是要它“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但很明显的是，毛泽东多半没有得出这种印象。实际上，季米特洛夫一上任，就为中国革命办了两件好事：一件是推动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一件是大力组织了对中国红军的援助。
改变以往过“左”方针，实行相对广泛的统一战线政策，是共产国际七大的决定。但具体到中国问题上，统一战线的实现形式仍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国际七大批准的中共代表团的《八一宣言》，号召的是建立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但它所提议的实现形式却是排斥蒋介石南京政府的，从而在客观上将国民党最主要的部分排除到了抗日统一战线之外。当然，这种策略较之以往那种打倒一切、唯我独“革”的作法还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而且适合于当时国内的战争形势，因此，当1935年11月中共代表团成员林育英带回共产国际的有关指示，中共中央很快就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最大限度孤立蒋介石等“卖国贼”的“抗日反蒋”方针。
瓦窑堡会议的决议，清楚地说明了“抗日反蒋”策略方针的实质，这就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但是，在红军处于绝对劣势，短期内根本没有推翻蒋介石政权的可能，而民族危亡又迫在眉睫之际，把蒋介石国民党与日本帝国主义相提并论，是否有利呢?季米特洛夫很快就对此产生疑问了。
共产国际七大之后，特别是季米特洛夫开始负责中国问题之后，他就几次从侧面提出这样的疑问。1936年4月，他终于正式表明了他的看法，主张废止公开反蒋的口号，以南京政府而不要以各地的反蒋派作为党的主要统战对象。7月，莫斯科与陕北中共中央恢复电讯联系，共产国际得到了中共瓦窑堡会议决议后，季米特洛夫立即召集执委会书记处会议，研究了决议中突出强调的“抗日反蒋”方针，随后更进一步会同中共代表团起草了给中共中央的政治指示，明确表示了不同意见。这一意见迅速为中共中央所接受，中国共产党争取南京国民党的统战工作由此全面展开，使得党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和口号有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
在民族危机深重，“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已经成为整个民族生存的必然要求的情况下，变反蒋为联蒋，无疑是明智的选择。实际上，中共中央对此也早有认识和准备。但一方面共产国际七大有指示在前，另一方面蒋介石国民党又始终不放弃消灭共产党的企图与行动，以致这一策略的变换颇多制肘。
两党关系的关键，其实主要是一个实力对比的问题。当时红军的力量处于绝对劣势，所处陕北甘北的自然条件又极端恶劣，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即使改变对蒋态度，蒋介石也未必真愿意坐到谈判桌前来。因此，巩固并壮大红军的力量就成了当务之急。对此，无论中共中央，还是季米特洛夫，都十分清楚。
1936年8月下旬，毛泽东正式向莫斯科求援。季米特洛夫当即会同苏联有关方面，研究确定了通过中国西北边境援助红军的具体办法。尽管此举意味着红军与国民党军队的战争一时将无法停止，甚至可能给苏联外交带来困扰，但季米特洛夫相信这是不得已之举。随后，他一面尽心竭力为中国红军组织援助物资和筹集援款，另一方面则多次电示中共中央：与国民党的谈判要保持高度警惕，对方不停止进攻如何显示有诚意?他强调，有关红军问题的谈判，“关键在于保证我们的绝对领导、组织系统和军官成份，并且绝对不允许国民党干涉红军内部的任何事情。只是在对日武装斗争的条件下，可以同意成立统一的、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指挥部。红军服从其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