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7年第6期
从“西北大联合”到“双十二事变”
作者：奎 松
1936年6月15日和7月2日，中共中央接连两封电报详细说明了西北发动的准备情况之后，一直焦急地等待着莫斯科的反应。7月中旬，收到了共产国际第一封回电。电报只简单地提出了两个问题，要求中共中央进一步回答。一个问题是，你们说可以联合华北的宋哲元与韩复榘共同反蒋，问题是宋、韩是否反日?如果宋、韩只反蒋不反日，我们与他们站在一起，结果会不会适得其反?再一个问题是，西北发动必须达到停止一切内战和与中国各种军队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目的，你们是否能够部分地吸收蒋介石军队，特别是吸收西北地区的蒋系军队参加这一发动呢?
共产国际的这封电报，已经显示出莫斯科对西北发动的态度与中共中央有所不同。电报甚至已经含蓄地否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准备吸收张学良人党的提议。电报称：“对张学良必须格外小心，因为在环境改变的情况下，张学良很可能会背叛我们。”但中共中央仍然相信，莫斯科并没有否定西北发动的必要。因为电报肯定地表示：“应设法实现与东北军共同进行抗日的发动”。
共产国际电报来时，恰逢中共中央得知两广事变失败的消息。原计划乘两广事变蒋介石首尾难顾之际发动西北大联合的中共中央，这时也意识到西北发动尚欠火候，而共产国际提示之两点，确实值得考虑。故中共中央很快复电共产国际，表示：西北发动拟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主要口号，对宋、韩我们亦决不赞助其不抗日的反蒋，而蒋系部队目前则尚无参加西北发动之可能，但“在两广失败条件下，张学良的发动恐须略为推迟，时间当容许我们进行工作”。
由于苏联同样受到日本侵略的威胁，莫斯科从一开始就对两广事变持否定态度，因为它早就听说在两广有日本人暗中活动，担心事变被日本利用来挑起中国的内战，破坏中国可能的抵抗。碍于中共、红军与反蒋派的关系，共产国际在内部一度对此态度含混。中共代表团团长、身为共产国际执委之一的王明，直到7月上旬还在公开发表文章，为两广事变鸣不平，称“两广抗日反蒋事变，绝非受日寇指使”，中国“新内战之主要发动者为蒋介石，并非西南”。但时至8月中旬，共产国际态度已经转趋明确，不同意公开组织反蒋的西北联合政府了。
8月15日，共产国际发来“政治指示”，除了表示不同意继续实行“抗日反蒋”方针，必须争取直接与蒋介石国民党谈判妥协以外，更进一步地明确表示了不信任张学良的态度。指示电特别说明：“你们关于一切愿意入党的人，不论其社会出身如何，均可接受入党和党不怕某些野心家钻进党内的决定(按指瓦窑堡会议决议——引者注)，以及你们甚至打算接收张学良入党的通知“广使我们特别感到不安”。电报主张：“必须保持同张学良的接触，利用这种接触来开展我们对张学良军队的工作，……但是，不能把张学良本人看成是可靠的盟友，特别是在西南失败之后，张学良很有可能再次动摇，甚至直接出卖我们。”
共产国际的这种态度，不可避免地使中共与张学良之间的统战关系，特别是西北大联合的设想，陷于极端复杂的局面。
张学良欲进又止，潘汉年随机应变
在收到共产国际8月15日“政治指示”几天前，中共中央刚刚开过一次重要的政治局会议，具体讨论了实施西北大联合计划的行动部署和时间表。当时，将近一年前派往莫斯科的潘汉年来到陕北，一方面转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应当把南京政府作为主要统战对象的指示，一方面说明，共产国际支持红军在西北地区发展的战略意图，并准备通过外蒙古和新疆为红军提供必要的军事物资方面的援助。潘汉年路经西安时曾将有关情况向张学良做了说明，张学良也进一步表达了他在西北发动问题上的具体考虑。据此，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在两广事变失败之后，西北发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打通苏联和外蒙，而“打通苏联的意义是伟大的，应放在第一位上”，不仅以此来配合西北大联合计划，而且要以此来促进与南京之谈判，推动全国范围抗日统一战线之实现。
会议据此确定的“今后战略方针”规定：红一方面军以及正在北上的红二、四方面军，有配合东北军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之任务，而“打通苏联为实现全国抗日战争，首先为实现西北新局面，进行部分抗日战争之重要一环”。为实现这一任务，第一步须以一个半月时间威胁兰州及青海，便利张学良东北军控制兰州并西出河西走廊；第二步以一至两个月时间实现三个方面军在甘北的胜利会师，扩大甘北苏区，做好进攻宁夏的准备；第三步从12月起，以两个方面军乘黄河结冰渡河，夺取宁夏，接通外蒙，完成打通苏联的任务。
还在会议召开前夕，毛泽东就已经通知张学良：行动问题原则同意，具体步骤尚须商酌，故令潘汉年10日动身来西安，请张兄暂勿他往。后因会议延至10日才召开，潘汉年动身时间推迟至12日。
8月12日，潘汉年从安塞动身，经延安转往西安。他随身带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联名写给张学良的一封重要信件。从这封信中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共产国际7月中旬电报对张学良的评价丝毫没有影响中共中央对张学良的信任。最引人注目的是，这封信破天荒地对张学良使用了“同志”的称谓。信中并特别强调：“八个月来的政治关系，证明了你我之间的完全一致，兄所采取的各种步骤与提出的意见，我们都是基本上同意的。”“我们正在讨论西北发动后，共同采取一致的政治纲领与组织形式，如人民政权形式，人民军队形式，最低限度的土地等，而不采取目前有差别的形式与政策，如此更能保持团结与号召全国。”
不难看出，中共中央这时不仅对张学良毫无戒心，而且在政治上已经多少开始把张学良视为“同志”，相信张学良能够按照共产党人所理解的革命的方式，接受中共中央在政权形式、军队形式以及土地经济政策等方面的主张。
当然，毛泽东等写信的中心目的，还是与张学良相商西北发动的具体行动部署问题。他们在信中表示，西北发动依目前条件，多半要延至10月，但又不宜太晚，以免蒋介石从西南事件抽出身来，转而进攻西北。故希望张学良立即准备配合红军选定9、10月间的有利时机，决定发动抗日局面，以占领兰州，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为基本战略方针。这里，打通苏联是保证西北胜利、更是保证全国胜利的最基本点。西北发动的关键，又“全在乘蒋注意西南时，我们以突然的姿势占领兰州，打通苏联”。至于整个计划的中心枢纽，则是占领兰州。如果东北军能以三个师的兵力控制好兰州，那么夺取河西走廊和宁夏，出兵绥远揭旗抗日，以及打通苏联，应该说都有把握。对于苏联方面的态度，毛泽东等在信中告诉张学良说：新疆的协助与苏联的接济已不成问题，其详情可问潘汉年同志。
但是，当潘汉年带着毛泽东等人的信急匆匆赶回西安之后，却发现他没有办法见到张学良。据刘鼎解释说，这是因为张学良病了。然而，一连等了几天，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