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7年第5期
《解放军报》变相停刊始末
作者：园 丁
冬去春来，到了1973年，经过“批林整风”，一大批被关押的干部基本上都恢复了工作，有些冤假错案开始得到平反，报社的形势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比较稳定的局面。在这种形势下，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李德生将军，派出工作组来到军报，广泛听取群众对领导班子的意见。在此基础上，总政党委于1973年底，提出了一个报社正副社长等领导班子的名单，经军委讨论批准后，周恩来和政治局的多数同志也都画圈同意。
但是，这个领导班子不合“四人帮”的意。原来窃据军报领导小组成员的造反派，在这个班子里消失了，只保留了两人任党委委员，“四人帮”不能随心所欲地控制这块舆论阵地了。1974年1月27日，江青在一次会上突然袭击：先是出了若干题目，比如巴黎公社是发生在哪一年，鸦片战争又是发生在哪一年，《共产党宣言》是哪一年写出来的，等等，让军报的华楠社长当场回答，说是“我要考一考你这个总编辑”；继而又当着周恩来的面，指着华楠说，“你这个军报的总编辑，中央没有批，是军委批的。”随后，“四人帮”派出亲信到报社，对编辑部和军报印刷厂的一些人“交底”，说报社的领导班子是一个“复辟的班子”，是“修正主义回潮”的产物，煽动他们起来贴大字报造反。与此同时，江青又派人到她抓的所谓“两个点”——北京卫戍区某部六连和38军某部八连，传达她的指示，要他们“把眼睛睁得大大的”，“仔细看军报”，“就是要找他们的毛病”，“找出问题，通过记者告诉我，或者直接给我写信”。“四人帮”就是这样，一方面派人来报社煽风点火，一方面操纵连队来“轰”军报，内外夹攻，双管齐下，妄图把刚刚上任的报社领导班子搞垮。在他们的导演下，发生了一系列光怪陆离的事件。
江青怒气冲冲地说：“军报，你们要去几个人，我气得很!”
1974年1月28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开过一个会议之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等把当时的《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等人留下，说是要谈谈“宣传问题”。江青怒气冲冲地说：“军报，你们要去几个人，我气得很!”
鲁瑛等一时还摸不着头脑，张春桥接着就点题了。他说：“最近，军报有篇谈批评与谅解的文章，1月17日发的，是很怪的。《人民日报》可以写文章批它。”
王洪文也凑上来帮腔：“《解放军报》突然发了这个，写得很坏。”
张春桥还说：“很多事是上海的同志告诉我们，才知道什么报上有什么文章，有什么人讲了话。”
军报究竟发’了篇什么样的文章，惹得“四人帮”要大动干戈?
这是一篇不到1500字的部队来稿，介绍空军某部航修厂党委学习毛泽东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搞好党委“一班人”团结的体会，标题是：《既要讲批评又要讲谅解》，发表在《党团生活》版。文章介绍这个厂的党委：“以前他们开展党内批评，有时‘鸡毛蒜皮’的小事也争论个你是我非，结果不但是非‘断’不清，还使党委成员之间产生隔阂。”后来，他们联系实际学习《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批评与谅解是相辅相成的，讲批评能做到思想上的统一，讲谅解又能避免无原则纠纷。要搞好‘一班人’的团结，就要把两者结合起来。”
这篇文章的观点并无错误。“四人帮”所以要拿它开刀，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因为这篇短文是根据周恩来在空军党委一次会议上讲话的精神写的。周恩来在讲到党委内部、同志之间的团结问题时，强调要“大事不含糊，小事不纠缠”。前面提到张春桥讲的“有什么人讲了话”，就是含沙射影指的这件事。
《这样介绍“体会”对吗?》是怎么出笼的
鲁瑛从江青、张春桥那里领受了任务后，就布置在北京卫戍区某部六连蹲点的记者“找几个战士来写”，实际是由记者捉刀代笔。这样，一篇由四个战士署名、题为《这样介绍“体会”对吗?》的文章，就炮制出来了，很快摆到了江青的案头。
1974年2月9日，江青很高兴地看了这篇文章，立刻批示张春桥、姚文元：“我看这几个战士是勇敢的、对的。请你们二位把这篇文章仔细推敲一下，使它变成一把更加锋利的匕首。我看可以发表。”
姚文元比江青考虑得周到一些。他批道：“同意江青同志意见。考虑由《人民日报》点名批评军报可能引起国际上某些反映，是否可先登《人民日报》内部的《情况汇编》上，再由《人民日报》告军报加一有自我批评的按语在《解放军报》发表，请江青同志酌!(文字推敲由两报共同负责)”
江青于2月10日对姚批写了“同意”二字。
根据江、姚的批示，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的《情况汇编》特刊140期上刊登了。
2月12日，王洪文在这期《情况汇编》上，作了如下批语：“请解放军报社组织群众认真讨论一下这封战士的来信，要发动群众揭开报社的阶级斗争盖子。”
这一系列“批示”完成后，鲁瑛出面了。他给军报打电话说：“你们1月17日的那篇文章《既要讲批评 又要讲谅解》，几个战士看了后，写了个意见给我们，中央领导同志看后，认为几个战士是勇敢的，是对的，请军报加一个有自我批评的按语，在《解放军报》发表。”并说，这是江青、春桥、文元的指示。
军报的老总们当然只能奉命照办。“四人帮”以四个战士的名义炮制的《这样介绍“体会”对吗?》连同军报公开作自我批评的编者按语，刊登在军报1974年2月15日一版头条位置，占了近半个版的篇幅。透过这篇“来者不善”的文章，军报编辑部从上到下已预感到一场新的暴风雨即将来临。
这篇文章的炮制者根据张春桥的旨意，抓住“怪”字大做文章，一连指出了《既要讲批评 又要讲谅解》的好几个“奇怪”，但中心在于指责这篇“体会”，离开了“批林批孔”斗争的大方向，不讲党委如何在事关大局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坚持原则，敢于斗争，而是宣扬以讲谅解来达到所谓团结，实质上是在宣扬中庸之道。文章质问说：“在全国开展批林批孔斗争的时候，这样来介绍‘体会’是为了什么?是要批判中庸之道，还是要保护中庸之道?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推动批林批孔运动的前进，还是磨灭工农兵斗争的锋芒，阻挡运动的发展?是要把批判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进行到底，还是要搞折衷、调合，取消这场严重的政治斗争?”经过这么一问再问，“上纲上线”，一顶特大号的政治帽子就戴到了军报的头上。
在那个蛮不讲理的年代，当然不能同“四人帮”去讲理。军报的老总们只能违心地通过按语的形式进行“自我批评”。在这篇经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修改审定的按语中，他们“承认”：“我们发表这篇文章，在讲团结的时候，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