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7年第5期
关于“大民主”和“小民主”一段公案
作者：李慎之
“革命胜利以后就是要搞点改良主义”的主张。现在看来，我当时的思想，与毛主席要搞“不断革命”的思想真是南辕北辙。但是，当时我这个有选择性的脑袋却居然懵懂到自以为是想毛主席之所想、好毛主席之所好的地步。当然，促使我这样想的原因也还有别的刺激源，例如，那时我每星期都要到外交部去参加一次张闻天同志主持的汇报会。我是很崇敬闻天同志的。还记得他有一次讲过：“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大家都可以发展一点，不要只靠他毛泽东一个人发展嘛。”就是这些话，当时竟使我狂妄到了以为自己在毛主席面前没有什么不可以讲的地步。
向毛主席提意见的是王飞同志和我两个人，王飞为人远远比我谨慎。在林克来电话说要找我们以后，他还特意先同我一起向冷西作了一次汇报(这在我本来是认为并无必要的)。谈话开始以后，虽然我们对彼此的意见都是互相支持的，但是话还是我讲得最多。“大民主和小民主”的话就是我讲得忘乎所以时的临时发明。(我这样说不是要维护我的版权，而是不敢逃避我的责任。)但是，我确实没有说过“小民主不过瘾，要搞大民主”的话。我的原话是说“我们的大民主太少，小民主太多”，而且我还对这两个词儿根据当时的时代背景作了解释。一方面，我感到虽然当时的政治大体上可称清明，社会也可算安定，却又痛感人民群众没有多少议政参政的权利，认为这都是跟苏联模式学习的结果，现在苏联既然出了问题，中国也必须改弦更张，实行大民主，即人民对国家大政方针有讨论的权利与自由，以免重蹈苏联的覆辙；另一方面，当时正是建国七年后第一次大规模的调资定级工作刚过，那次调资的过程中，我一面坚决反对领导上对我个人提级，一面又对几乎天天都有人到我的办公室，甚至到我家里来诉苦的现象十分反感。来的人无例外地都是说自己什么什么时候参加工作，现在的级别是多少多少，别的什么什么人跟他同时或者比他还晚参加工作，而现在的级别又是多少多少。我以为一个人自己到上级面前伸手要求提级是岂有此理的事情，而且这样一闹的结果，几乎人人都觉得自己受了委屈。一次调整，半年不得太平。此外，如分房子，调工作……一概都是如此，更不用说上班迟到早退，办公拖拖拉拉了。我虽然几乎没有在旧社会工作的经验，却硬是断定这是古来未有的荒唐事。我认为这都是共产党太讲人情，不讲法治的结果，这就是我所厌恶的小民主。我自以为所见甚是，却不料过不了几天毛主席就在二中全会上对我不点名地提出了批评。而且据冷西同志会后向我讲，毛主席的原话是说：“大民主就是要上大街，是对敌人的。我们不能搞大民主，只能搞小民主，搞小小民主。”这样，我觉得毛主席完全误解了我的意思。我虽然想不通，心里倒并不害怕，甚至没有委屈感。另外，冷西还专门找王飞和我传达：“主席说这两个人是好同志，回去不要批评他们。”又说：“这不仅是几个人的思想问题，而是一个思潮。”我猜想毛主席虽然误解了我的意思，但是他既然提出这是一个思潮，想必有解决的办法，我只需静待就是了。不过林克大概是听到了毛主席讲话的全部内容的，心里很有点紧张，又来找我，问我是不是他把我的话传错了，颇有歉意。我倒是觉得没有什么，只是向他再次声明，我根本没有上大街的想法。我的大民主是对小民主而说的，而且正是因为敌人已经被打倒了，我们才可以搞大民主。他听了我的话又去向毛主席解释了一遍。主席说“他们主张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实际上与上大街没有什么不同”。这样，家就住在新华社大院里的林克又回来向我传达了一遍。我虽然百思不得其解，但也还是没有在意。过不了几天，我就随周总理出访亚欧十一国去了(原定是访问亚洲八国，但是新年前后因为波匈局势愈演愈烈，总理在访问印度的中途，临时奉召回京，受命访问苏波匈三国，然后再从莫斯科启程，完成对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锡兰的访问，我作为代表团的秘书，是全程参加的)。回国后没几天，就听到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号召“志士仁人学习哥白尼、布鲁诺”进行鸣放了。
我的右派罪状中却没有“大民主”这一条
因为我发明了“大民主”这个词，又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所以在我被划为右派以后，有些人就传言我是“钦犯”，是毛主席亲自定的右派。这是极大的误解。毛主席是以大手笔写大文章的人，不会把区区一个李慎之放在心上。我是真诚相信他说的“他们是好同志”的话的。要解决他心目中的“思潮”问题，他的一贯做法是群众运动与群众路线。如果我在反右派运动所涉及的时段里出国去了或者生病住院，没有鸣放，我就不可能成为右派，无奈我“秉性难移”，也就只有“在劫难逃”了。事实上，我随总理出访中途回京的时候，王飞还跟我讲：“你走了以后，林克又来传达主席的指示，要我们同他一起读苏联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被我婉拒了。”我当时还不理解，以为能同毛主席这样的天才理论家一起读书是莫大的荣幸，一定可以得益匪浅，结果未能如愿，颇有惋惜之意。但是王飞对我说：“已经犯了错误，挨了批评了，不要再惹事了。”我是末代延安人，没有经历过整风、审干、抢救这样一些运动，政治上是极其幼稚的，听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以后，心头越来越热。尤其是毛主席公开号召“共产党员头上要长犄角”，“要敢唱对台戏”，更是使我心潮澎湃，以为毛主席要带领我们走一条全新的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了，因此还是不改故态，放言无忌，终于被划为右派分子。王飞则从此谨言慎行，只是最后还是不免受我之累，受到降级处分，丢掉了新华社编委(即党组成员)兼国际部主任的乌纱帽。他虽然从不怨我，我却是感到永远愧对老友的。
我终于被定为极右分子，开除党籍，受到四类处理，但是最后定案的罪状中却并没有“大民主”这一条。这大概是因为按照政策，向中央领导同志直接进言不能算是错误的缘故。出我意料的是，我的第一条罪状居然是“企图利用内参影响中央”，而我本来还自以为这是我的功劳。事实上，不但当时的《参考资料》反映情况详尽及时，而且还由我主持在“一日三参”之外出了二十几期的专辑，和若干期的内参专辑，如各国共产党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关于“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生产孰先孰后”等问题的议论，中央一再表示满意而且嘉奖过的。1956年7月，毛主席还通过中宜部布置我和当时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处长姚臻同志一起编了两册《批判斯大林问题文集》，搜罗了全世界各国共产主义政党的中央委员会和领导人所发表的批判斯大林问题的决议、声明、论文、报告以及党的机关报的若干社论。就我现在所知，在全世界的同类文集中，我们这一本可能是最完备，因此也是最权威的。
我有义务向历史作个交代
经过毛主席的批判，大民主已臭名远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