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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文辉，字德充，婺源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的进士。授任工部主事。隆庆四年(1570)，改任御史。
高拱以内阁大臣身份掌管吏部，权势显赫。他的门生韩楫、宋之韩、程文、涂梦桂等人同任言官，日夜奔走于高拱的门庭，专门从事攻击政敌的活动。汪文辉也是高拱的门生，心思唯独不如此。第二年二月上疏陈述四件事，专门责难言官。大意是：
“先帝末年所委任的大臣，本是协佐皇上共济事务，很少有嫌隙。从一两个言官看见庙堂的议论稍稍不同开始，于是暗中察看高低，权衡自己的投向而攻击自己所忌讳的人事。致使是非颠倒，圣德迷惑，伤害国家大体。假使沿袭前面的弊端，交替煽动诬构，使正派的人不安于自己的职位，恐怕宋元礻右的党祸，又在现在重演，此为倾覆陷害。
“祖宗的立法非常精密，却最终有无法推行的地方，不是法制不好，是任用非人。现在言官的奏章，都急切地要有所进取。部臣又很担心违背言官，轻率地变更祖制，做一时的迁就，苟且答应。等到立法的弊端产生，又议论恢复旧制。政治没有变通的必要，百姓没有统一遵守的规则，这是盲目多变。
“古时大臣犯罪退职的，必定婉转述说其事，以培养廉耻心，保存国体。现在或者拾掇他们以往的事，揣测他们未形之事，逐影循声，争相责骂，如同市井的喧哗。至于各方面重臣，如果不是非常奸诈邪恶，也应该弃短录长，珍惜人才。现在或者搜小小的过失，指责为大祸，极尽丑化诋毁，使他们决然离去。用此办法求人才，国家怎么能保全人才、使用人才？这是苛刻。
“言官能规劝皇上，纠察弹劾大臣。至于言官的缺点，谁替他指出？现在言事论人或有不当，部臣不为其上奏回复就愤然不平；虽然同僚明知这不对，也不与他们辩驳，认为体貌应当如此。臣子不愿因一句话受责难，凭什么责难皇上呢？这是求胜。
“这四种弊端，现在应该深做戒备。然而它们要求大臣们借鉴以前的过错，不要任用会迎合上级却好生事的人。拍马生事的人晋职，则忠诚、正直、坚贞、冷静的人远避，使颂扬成功、赞誉圣德的人一天天接近皇帝。大臣固执专断，即使有过失，谁能向上报告。所以宰相的职责，不应当以救时弊而自满，应当以纠正心性为本。希望陛下明确告诫全国，消除朋党私怨，返还淳正厚道的风气，是天下的大幸事。”
奏疏呈上，穆宗下交所司。高拱憎恨他讽刺自己，才过三天，就将他调出京城，任命为宁夏佥事。他在那里整治屯田，除去虚浮的粮饷，修建水闸，流亡的人渐渐归来。御史富平、孙丕扬与高拱抵触，被迎合上级旨意的人弹劾。刚进行调查，汪文辉就抗旨进谏：“用非常微不足道的事例，毁伤正直的人，以悦当权者的私心，我决不会做，诸君也不能做。”因此延缓了这件事。不久，弹劾的人先被治罪离去，孙丕扬竟然获得赦免。
神宗继位，高拱罢官，召见并任令汪文辉为尚宝卿。不久告辞回乡。很久之后，有诏令招他任职，还没赴任就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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