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陌生的城市：巴尔的摩与坡的敬酒者



　　劳拉·李普曼
　　李旭大译

　　劳拉·李普曼着有十三部长篇小说和一本短篇小说集。作为一名畅销小说家，她曾五次被提名埃德加奖，并在一九九八年以小说《魅力城市》获奖。该小说的主人公组织了一个名叫“白色垃圾·坡”的乐队。

　　看，死亡已经为自己立起一个宝座在这奇怪的城市，孤独矗立。
　　——埃德加·爱伦·坡《海边城市》
　　我承认，“爱伦·坡祝酒人（烤面包机）”这个名字是令人遗憾的。任何人提到它恐怕都会马上想到那个老屏保程序，就是那个带翅膀的烤面包机在宇宙中穿梭的屏保。只是这次多了小胡子和那双著名的忧郁的眼睛做装饰。但首先你要知道，爱伦·坡祝酒人（烤面包机）不是一个小家电，而是一个人，他的神圣职责就是每年要去爱伦·坡在威斯敏斯特的墓园。
　　必须承认，巴尔的摩对坡的各种纪念似乎有失水准：他最初的下葬地点多年来一直未被明显地标示出来；然后是我的家乡从克里弗兰“偷”来了NFL① 的乌鸦队。那里有一家名叫“泄密的心”的长期关闭的高档匹萨店，和一家开在巴尔的摩天街上的台球厅——埃德加俱乐部。时时刻刻都有巡逻车停在爱伦·坡的故居门前，以免游客迷路。那里还有以“爱伦·坡故居”命名的度假屋，供游客居住。而事实上，坡辞世时住的医院已经拆毁了，甚至连一件值得纪念的东西都没能抢救出来。一八七五年特别为坡建造的纪念碑，也几乎是在坡过世后三十年才被建立起来，纪念碑上的生日甚至还被错刻了一天。
　　祝酒人并不是去那个地方，这是第二件你需要知道的事。祝酒人去的是爱伦·坡最初的墓地，在巴尔的摩市中心的旧公墓后面。他通常会在一月十九日午夜到清晨六点之间来到这里——因为他不会搞错坡的生日——然后留下三枝红玫瑰和半瓶白兰地。有白兰地——因此有了祝酒——“爱伦·坡祝酒人”也因此得名。但是，除了祝酒人之外，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他要这么做，留下的这些东西的确切含义是什么，人们甚至不知道从一九四九年开始形成这个传统以来，有多少人曾经承接过“爱伦·坡祝酒人”这个头衔--确切地说，是从爱伦·坡在巴尔的摩神秘死亡的一百年之后……
　　二○○七年夏天，一个在疗养院工作的男人声称自己是“爱伦·坡祝酒人”这件事的始作俑者，但是他的描述漏洞百出，以至于我们应该礼貌地忽略他的存在。
　　我们知道的是：这个行为开始于一九四九年。一九九九年有一个线索，暗示这项任务至少曾被传递过一次，要不就是两次。二○○一年又有一个线索出现，但这次的线索有些愚蠢，激励纽约巨人队在超级杯中战胜乌鸦队。嗯，所以我始终觉得那条线索值得怀疑。
　　但是在二○○○年，我可以非常精确地描述发生了什么事，因为当时我在场。只是——我不能说，因为我对爱伦·坡故居的馆长杰夫·杰罗姆发过誓，这样他才准许我参加了一年一度的聚会。聚会邀请的人员都由他决定，因为那个教堂现在已经变成了马里兰大学的音乐厅。噢，任何人都可以在寒冷的夜里，躲在费耶特和格林大街的角落里，等待一窥来者。那就去吧，半夜两点待在巴尔的摩的街角，不知你敢不敢。如果你去了，就会发现街道被挡住了，从大街上你什么也看不到，尤其是自从墓园后面开始建起了新的大楼。你可以轻而易举地从门外看到坡的第二个墓葬，但不是最初那个。
　　二○○○年，我是第一个看见爱伦·坡祝酒人的人。我记得事情是这样的，但是我敢打赌当晚的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第一个看见的。不过我处在正确的位置，二楼的窗户提供了一个开阔的视角可以让我看到整个墓园。那是一个梦幻的时刻，我看着他走近，但是他看上去似乎真的是从空气中突然冒出来的。他的穿着、他的神态、他的动作、他离开的路线——也许我可以在不违背对杰罗姆的诺言的前提下透露这些细节。但是我不会，那是属于我和其他当时在场的人的秘密。
　　我想一定有人认为揭穿祝酒人的身份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就好像有的人认为告诉一个小孩“世上根本没有圣诞老人”，再顺便告诉他/她“你长大了也不会成为一名消防队员或芭蕾舞演员”是件很好玩的事。我只能说，我从不认识一个真正的巴尔的摩人--除了在疗养院里的老人——想要揭开来者的身份。神秘感让这件事变得非常特别。每年一月二十日，我醒来的时候都会有种不安的情绪：他来过了吗？事情结束了吗？至今为止，一切都好。巴尔的摩与坡之间有种奇怪的联系。这座城市给了他很大的帮助，一八三八年这位正在奋斗中的年轻作家凭借短篇小说《瓶中手稿》获得评审委员会奖。但是，他在阿米蒂街短暂的居住期间并没有写出他那些闻名于世的作品中的任何一部。然而，巴尔的摩与坡最主要的关系是——他在这里神秘死亡。我最后一次查询的结果显示，关于爱伦·坡的死因至少有二十个版本。当然有些是需要坚决否定的，例如狂犬病。其他的似乎有些道理，但却无从考证——拘留：坡因在巴尔的摩选举中反复投票而被赐酒，最后被打死；有些说法则很荒诞--性无能？除非一个人可以因为丢脸而死。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包含了所有的推测——坡的尸体并不在他的墓中，早在他的纪念碑还没有立起来之前，他的尸体就被需要做解剖的医学院学生弄走了。当然这种说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不足为信的，但是它却被以讹传讹，最后变成了杀不死的魔鬼。
　　一九九九年，在坡死去一个半世纪之后的某个周末，我因参加一个专题报告讨论会来到列治文市，一个能够很好地保有爱伦·坡所有权的城市。“每个人都想留住坡的一角。”我在我的演讲笔记中写道。爱伦·坡的研究者是一群争论不休并且相当骄傲的家伙，他们反对一切。大约十年之后，我在那个周末大部分的所学都从我贫乏的、疏松的记忆中消失了。唯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关于如何把诗歌《乌鸦》翻译成意大利语的讲座——“决不再”这个词的字面直译听起来十分不雅，需要一个替代词——而我在文学评论方面词汇的贫乏，让我在讲座中仅能通过以下这些笔记来证明我的出席：“一些关于X 档案”以及“维特根斯坦，什么？”
　　但是我的疏忽并不能否定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也有我心中的坡。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透过旧教堂的窗户看到的那个墓园里，一个身影渐渐靠近。你会怎么想象他？年轻人还是老人？穿着一件斗篷，以免在一个现代城市的街头太过引人注意？高、矮、胖、瘦？是男是女？他怎样行动？偷偷摸摸还是光明正大？他是像年轻人一样行动敏捷，还是像老年人一样动作迟缓？他是闲庭漫步地踱出正门，还是小心翼翼地迂回而出？
　　是的——我能告诉你的就这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