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羊皮纸上的遗嘱



　　阿芒·德·拉法埃特为另外好朋友的一件私事，从巴黎专程赶到美国纽约。他的好朋友是法国炮兵中尉德拉克。上岸后，他首先去了有名的普拉特酒吧，时间是1849年4月12日，傍晚。
　　闹哄哄的酒吧里烟雾缭绕，人头攒动。阿芒坐上吧柜，有礼貌地哟啊了一份雪莉酒。酒吧招待用很不友好的目光把陌生人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然后半猜半问地说阿芒不像是本地人，是不是刚从意大利来。阿芒笑笑点头承认，继而笑笑摇头否认，最后说明自己是法国人，来自巴黎。那位尖刻的酒吧招待仍然缠着阿芒要他说出自己的名字。
　　当阿芒很平静很自然地说出自己的全名时，吧柜周围所有能听到他声音的人一下子停止了自己的活动，都侧身转脸看着阿芒，各自脸上呈现出吃惊，崇敬或一副疑惑的样子：眼下这位相貌平平的年轻人难道真是在法国现代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德。拉法埃特侯爵的什么亲戚？
　　阿芒依然很平静很自然地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一札文书证件扔在吧柜上。几只毛茸茸的头立刻聚集在一起。所有文书证件上印的都是法文——对这些人来说那是看不懂的外国字。聚在一起的头又分散开来。
　　这时，一个角落里居然有人用标准的法语声称，他也许能帮个小忙。只见一个个头瘦小皮肤黝黑蜷缩在一件又旧又脏的军大衣里的半老头手持酒瓶，步履有些摇晃地走过来。他目光浑浊，满口白兰地酒的味道，然而举止很有气派。阿芒本能地向他脱帽致意，而陌生人也很得体庄重地还了礼。他自称是撒迪厄斯·珀里。
　　珀里先生走近阿芒，稍稍翻了翻那些文件，然后举起一封用英语写的信告诉周围的人，那是美国驻巴黎的公使亲笔写给美国总统泰勒的介绍信。
　　顿时，所有的声音，连煤气灯微弱的嘘嘘声也似乎都停止了。接着，全部的敌意和歧视一眨眼工夫变成了强烈刺激的爱：有人拍拍阿芒的背，有人把他的手捏得发疼，满面羞愧的酒吧招待更是竭力阻挡着那些争着为阿芒买酒买点心的人，生怕他们推倒这位受人尊敬的阿芒先生。他告诉阿芒，可以喝个酩酊大醉而不用付帐。
　　可是那个瘦小的珀里先生被拥过来的人推倒了。阿芒伸长脖子踮起脚，试图看到他，但没有结果；阿芒挥挥手想阻止这种场面也无济于事。直到一位留着红胡子的大个子吼了几声，人们才平静下来。
　　阿芒整了整有些凌乱的衣服，将文件放好，然后对大家的友情表示非常感动，但他这次赶到纽约来是有十分要紧的事，所以他想付完账就走，如果有人想帮助他，那他倒想顺便问一下有谁听说过住在托马斯街23号的瑟文奈特夫人，他想和这个老太婆解决一件不公正的事。当然有人知道：瑟文奈特夫人十分有钱，但也十分吝啬，跟这种老太婆谈什么公正。
　　阿芒告诉大家：瑟文奈特夫人的女儿克劳黛小姐在巴黎生活极度贫困。而夫人她本人是被一个叫“那西毕”的女人从巴黎的家中诱骗到此地的。夫人和女儿的关系一直不好，可劳黛小姐最近刚和一位炮兵军官订了婚，极需要钱。他此行的目的就是想劝说瑟文奈特夫人改变她对女儿的苛刻态度。
　　话音未落，酒吧招待急切地抓住阿芒的手，让他赶快去托马斯街23号，因为就在今天早上那里传出消息说，那个吝啬的老法国女人中风了，不知还能活多久。
　　这消息对阿芒来说，不亚于晴天霹雳。那个红胡子大个子吼了起来：“还不赶快闪开，给拉法埃特的侄子让路！”说着，自己冲在前面，拉住阿芒朝门口走去。人们向阿芒欢呼，把他簇拥着推到门口。阿芒感动地回过头和大家道别，突然看见瘦小的珀里先生，他坐在靠角落的小圆桌旁，擦着自己外衣上的烟渍。在飘忽的煤气灯下，他的脸色显得十分苍白。
　　阿芒的马车直奔托马斯街23号，一路上他不停地想：万一瑟文奈特夫人一个子儿也没留给她的女儿就一命呜呼了，他怎么回巴黎向好朋友交待呢？
　　马车总算停在了托马斯街23号门口。阿芒跳下马车，使劲地敲打门环，几分钟后才听到插销抽动的声音。先是露出一只眼睛，盯着阿芒看了好一会儿，两扇门才完全打开。门里站着的正是“那西毕”小姐：她不老，甚至还没到中年，还有一股难以形容的魅力。只是脸色阴沉，两只绿眼珠不住地打转。她认识阿芒，但不让他进门，理由是阿芒不是瑟文奈特夫人的亲戚。
　　阿芒问瑟文奈特夫人是否还活着，回答是活着，但完全瘫痪了。阿芒提到了夫人的女儿克劳黛，那西毕知道阿芒喜欢克劳黛，这次来无非是想以克劳黛的名义，分得瑟文奈特夫人的一点遗产，便说只可惜他来晚了一步，并小声提醒阿芒：如果他不再喜欢克劳黛小姐而喜欢她的话，也许倒能分得几百万法郎或者更多……。
　　阿芒正告那西毕：克劳黛小姐已经答应嫁给自己的好朋友德拉克中尉了，而他本人也无意为了钱财和一个自己并不喜欢的女人结婚。正僵持不下，有人拿着一支蜡烛从黑暗中走了出来，这人颤颤巍巍地也说着法语，他听到了外面的争执。
　　借着烛光，阿芒认出那个男人是自己哥哥的朋友杜洛克律师。是他写信给阿芒的哥哥，说他已经劝说瑟文奈特夫人改变了对女儿的不公正态度，让阿芒赶来办理具体事宜的。现在阿芒到了，这位律师又后悔起来：就在昨天晚上，一份对在场的每个人都至关重要的文件不翼而飞了。
　　阿芒提出想见一见瘫痪在床的瑟文奈特夫人。情绪低落的杜洛克把阿芒引进了一个正方形大房间。房间里有一张有四根柱子和一个顶的大床，绿色床帏把大床的三面紧密地遮掩起来，透过床帏，可以看到骨瘦如柴的瑟文奈特夫人，头和肩靠着枕头，僵硬地躺在那里。她睡帽的带子紧扣在下巴上，只有两只可怕的眼珠朝来人转溜着，干枯的嘴唇偶尔微微蠕动，但无法说话。
　　杜洛克用英语轻声问正弯腰向着床的美国医生哈丁，医生的回答依然令人失望：只能活几个小时，也许更短。如果有谁想从她这里知道更多的事，得抓紧。
　　阿芒这才注意到壁炉的炉格上堆着没烧过的煤块，边上一张扶手椅上坐着一个当地的警官。警官正用折叠刀剔牙，他听不懂他们交谈的法语，对来人似乎也并不关心。那西毕小姐一言不发，只是在阿芒身边走来走去，半睁半闭的绿眼珠熠熠发光，看不出她的表情是幸灾乐祸还是忐忑不安。
　　阿芒简直是以冲刺的速度跑出瑟文奈特夫人的房间，然后直奔普拉特酒吧。他要把满脑子的疑惑告诉那些朋友们，特别要找到那个珀里先生。
　　毕竟夜深了，街上空荡荡的，闹哄哄的普拉特酒吧此刻也变得冷清起来，那些拍阿芒背捏阿芒手的人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只有那个红胡子大个醉倒在桌旁，珀里先生仍然坐在那个角落里，正看着酒杯出神发呆。阿芒走到他身边，他这才仿佛从沉思中醒来。
　　阿芒在他的对面坐下，珀里受宠若惊般的饿站起身来，表示为有阿芒这样的人陪伴感到荣幸。他招呼酒吧招待，但当他将手伸向口袋后，却停住了。
　　阿芒当然不肯让珀里付帐，白兰地和杯子送来了，珀里先给阿芒倒酒，然后给自己倒，倒得比阿芒杯中的多许多，并一口气咽下三分之一，然后看着阿芒，好像在等他开口。疲惫不堪的阿芒把前两个小时的经历说了一遍。
　　瑟文奈特夫人虽然病了很久，但直到今天凌晨，她还像往常一样能够起床。当时她情绪很好，因为就在昨天晚上，经杜洛克律师反复劝说，她终于不顾那西毕的阻止签署了一份把钱全部留给女儿的遗嘱。他们避开那西毕，闩上卧室的门，由杜洛克把遗嘱写在三张羊皮纸上。这就取消了以前签过的一份把一切都留给那西毕的遗嘱。然后杜洛克先生奔到托马斯街，找来了两个神智清醒的男人，当着这两个男人的面，瑟文奈特夫人用颤巍巍的手在遗嘱上签了字，再由这两个人签名作证送走他们以后，杜洛克将三张羊皮纸折起，准备放入他的公文包。正在这时，瑟文奈特夫人突然惊叫起来，她抢过那几张纸虔诚地压在胸前，说要将这份遗嘱保留一个晚上，她想再读一遍，两遍，甚至一千遍一万遍，她要把遗嘱里的每一个字都牢记在心里。“假如我睡觉，我会把它藏起来的。”
　　杜洛克用手指指外面，夫人立刻知道他是指那西毕，连忙说没关系，她不可能从锁着的百叶窗和守卫着的门中进来，虽然这女人会守候在近旁。瑟文奈特夫人请求杜洛克当晚留在她家里。这时已是凌晨一点，他很自然地有些犹豫。夫人告诉他在这房间唯一的一扇门外，有一间小化妆间，她让杜洛克先生把写字台放在那门边，这样所有想进房间的人都得通过他。为了克劳黛小姐，也为了夫人和杜洛克先生之间的老交情，他在门外靠门柱处放好了写字台，看着夫人扶着床框慢慢地上床。杜洛克关门前最后看到了夫人的侧面。在她右边的桌上点着一支蜡烛。直到凌晨5点，杜洛克忽然听到一声像是聋哑人发出的叫声，这使他浑身一阵抽搐，感到阴冷。他急忙打开门冲进房间。
　　瑟文奈特夫人右边的桌上，蜡烛最后的一点淡蓝的火焰在跳动，夫人僵硬地躺着。杜洛克试着问她问题，她只能转动眼珠。杜洛克突然想到了那份遗嘱，那份夫人抓在手里就像一个临死的修女抓住十字架般的重要遗嘱呢？它已不在夫人手里，也不在床上，桌上，地上。
　　杜洛克像对耳背者一样大声叫了起来，瑟文奈特夫人只是用眼睛死死地盯住他，然后朝下看，盯着一只床上的玩具兔子。它约4英寸高，由粉红色的绒布做成。夫人又一次看杜洛克，似乎哟啊强调这一点。接着她的眼球开始转动，杜洛克的目光便随着这种费劲地转动，移到了门边墙上的一只很大的晴雨表。在烛光熄灭之前，夫人做了三次这样的动作。
　　杜洛克坚信这份遗嘱不可能被偷掉，因为百叶窗上了锁，唯一的门有人守卫着。遗嘱也没有藏起来，因为房间里每一寸地方每一个角落都被搜寻遍了，连墙和天花板都没有漏掉。
　　天亮以后，他们叫来了家具师傅，拆开了能够拆开的所有家具，连镜子背面也打开了。扫烟囱的爬上了烟囱，也是无功而返。在阿芒赶到托马斯街23号之前，共有14个人在这房里寻找瑟文奈特夫人的医嘱。连玩具兔子也被割开了。
　　当时，茫然而不知所措的阿芒走到晴雨表跟前，拍拍它，看看那份遗嘱是否藏在了里面。晴雨表的指针指向“雨，冷”的刻度标记。阿芒对此端详了半晌，无法把它与眼前的事情联系起来。只好到处看看，是否有可以藏进三张羊皮纸的空隙。在一只橱架上，有几本积满灰尘的书，一份团在一起很脏的隔日的《太阳报》。阿芒扯开纸团，什么也没有。
　　突然，昏暗的房间里传出一个低沉的声音：“那女人知道！”这是律师杜洛克的声音，他说的女人是指那西毕。“你说，你知道遗嘱在哪里？”听杜洛克一问，那西毕一脸莫名其妙，万分惊讶的神情。
　　杜洛克有些愤怒了，他索性单刀直入：假如找不到这份新遗嘱，你那西毕就可以继承全部遗产了？！
　　那西毕先是点头承认了这个事实，然后像蒙受了冤枉，把手放在胸前起誓不知道新遗嘱的去向。她声称自己曾经照顾过瑟文奈特夫人，也许这可怜的女人后悔对她忘恩负义，趁别人不在时用烛火把新遗嘱烧了，再把灰烬碾成粉末，吹掉了。
　　这时听不懂法语的警官丢下手里的小刀，嘟嘟囔囔地抱怨别人都在唠叨些什么，脑子里又在想些什么。
　　“脑子”两个字给了阿芒以某种启示，他突然想到了“睡帽”，瑟文奈特夫人头上戴的很宽大的那顶睡帽，有个高高的帽尖，它可以隐藏压平的文件。阿芒用英语喊了“睡帽”两个字，那个当地警官一下子就领会了阿芒的意思，几步冲到床前，一手举着蜡烛，另一只手扯起瑟文奈特夫人的睡帽。想必是手脚太重，结果没有找到遗嘱，夫人却永远闭上了那刚才还在转动的眼睛。
　　那西毕在一旁大笑起来。阿芒像疯子般地冲出了房间，来到了这家酒吧……。
　　坐在桌子那边的珀里先生开始还听得十分认真，到后来却仿佛不要听了，眼光朝下看着空玻璃杯，两只干枯的手不停地在转动杯子。他用那有点嘶哑的嗓音问了阿芒两个问题：第一，那只玩具兔子在床上的准确位置；第二，在三张羊皮纸上的遗嘱是写了两面还是一面。这两个问题都提得古怪，但阿芒还是认真地回答了珀里先生：玩具兔子几乎在床脚，在床横向一边的中点；遗嘱只写了羊皮纸的一面，这是杜洛克说的。
　　这证实了珀里先生的想象。他突然抬起头来，脸因为喝酒变得红红的，眼光有些狂乱，但说话比刚才更清晰。他像法官念判决书一样地称呼了阿芒的全名，然后说他可以帮他们找到那份失踪的遗嘱。在珀里先生看来，他们把问题看得太复杂和深不可测，所以误入了歧途。
　　珀里先生变得严肃起来，把目光移到了贴在墙上的船期表，他明天就将乘坐帕拿萨斯号离开美国去英国，然后去法国。如果阿芒不相信他，现在就可以离开酒吧。
　　阿芒请求珀里指点迷津。
　　珀里先生开始推理：是瑟文奈特夫人在午夜藏好了那份遗嘱，她不但怕那西毕拿走遗嘱，也怕别人会和那西毕串通起来。夫人坚信如果自己死于中风，警察就会赶到，他们会很快发现她那简单的计谋。即使她瘫痪了，肯定也会有其他人在房间里，他们无意之中就成了警卫。而阿芒等人的判断失误在于推理：瑟文奈特夫人盯着靠近床脚的某一地方，并不是在看玩具兔子——它在众人眼里是夫人唯一能看到的东西。而床的三面都有床帷拦着，只有朝门的那边没拦上，所以珀里先生认为：床帷一直遮到床脚，瑟文奈特夫人在盯着看放玩具的地方后，几次转动眼睛看周围，说明她是想把床帷拉开，这样她就可以看到床帷后的什么了。床帷后当然是壁炉。
　　“壁炉！”阿芒几乎叫了起来。珀里依然用平缓冷静的口气推理下去：墙上的晴雨表正显示出“雨，冷”，表明寒潮来临。然而4月的这一天外边却很暖和，屋里很闷热，这一现象确实不太协调。但如果将这一不协调的天气与壁炉和炉格联系起来，就会发现问题：炉格里有没点燃的煤，要点燃火当然需要煤，需要引火木柴，但最需要的是——纸！（阿芒又一次要叫出来）而在那房间的小橱橱架上，有一份很皱很脏但没什么灰尘的报纸——《太阳报》。用报纸点火是最常见的。珀里说到这里，脸上带着轻蔑的微笑。他又咽了一大口白兰地，脸更红了，并开始加快音速，加大音量：如果现在阿芒赶去，定会看到被揉皱的遗嘱从炉栅的煤和木头下面探出来。任何人去拨开它们，只会发现是脏兮兮的白纸，写字的一面在底下，谁也不会想到这一点。今天天太暖和，那西毕不可能点火，而且那里24小时都有警官在场，不准外人碰任何东西。瑟文奈特夫人实际上一直在警告和暗示阿芒：千万不能点火，否则遗嘱将付之一炬……。说到这里珀里扑通一声趴在桌上，半醉半睡的不再说话。
　　这种推理看似平常，却决不是一个平常人所能推知的。时间已经不允许阿芒反复揣摩，他也顾不得和那位令人佩服的珀里先生道别，就箭一般地奔回托马斯23号。
　　那位警官正好从楼梯上走下来，他告诉阿芒：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肯定是那位死了的老太太把遗嘱用烛火烧掉了。
　　阿芒不想听到这种结论。他看见前门没锁，便奔进黑洞洞的屋子，冲到后面的卧室。瑟文奈特夫人的尸体还躺在昏暗的大床上，烛火忽明忽暗，几乎烧到了烛台的烛窝里。地上有一把警官曾将它用来剔牙的折叠刀。只有那西毕一个人跪在壁炉前的地上，拿着火柴划了一下，火柴头迸出了一股蓝色的火焰，她把火焰急切地伸向炉栅。阿芒只觉得浑身的血往上冒，他一个箭步冲过去把那西毕从炉栅边推开，女人的身子撞着了一张椅子，摇摇晃晃跌倒了。阿芒把手伸向那些煤块，煤块散开了，引火的小柴片也纷纷落下。阿芒果然发现了那皱巴巴脏兮兮的羊皮纸。
　　兴奋至极的阿芒大声喊叫杜洛克先生。他没有注意到躺在地上的那西毕看清了这一切。后者从地上偷偷捡起警官遗落的折叠刀，悄悄靠近他，往他背上扎下去。
　　杜洛克赶到了，幸好刀口不深，稍作处理就无大碍了。
　　杜洛克再次喊来警察。受伤的阿芒见没有自己的事了，就重新返回酒吧。他要感谢珀里，至少要对他的工作付给合适的报酬。
　　酒吧到了，煤气灯依然那么淡淡闪烁，酒吧招待依然那么殷勤客气，但靠角落柱子的那张小圆桌却空着。阿芒朝四处扫了一眼，然后指指那张桌子，向酒吧招待打听坐在那张桌子边的人上哪儿去了。
　　酒吧招待说：他们把这个醉成一团的流浪汉扔了出去，扔进了街旁的水沟里，估计他要爬一段路才能站立起来。因为这个穷鬼明明付不起钱，却要了一瓶最好的白兰地。在把他扔出去之前，他们还让他写了一张借据。
　　阿芒腮帮和脖子的青筋在抽搐着，牙齿咬得格格作响。他解释说那瓶白兰地是自己要的，钱由他来付。酒吧招待似乎想起什么：那个疯疯癫癫的穷鬼一路上是曾唠叨过有个绅士会帮他付那张借据的。
　　一切都明白了。任何解释和愤怒都是多余的。此刻阿芒唯一的愿望是立刻找到珀里先生，因为珀里先生明天一早就要离开美国。今晚他究竟在哪家旅馆过夜，或者是在哪个角落里熬到天明？“我的好朋友珀里先生！”他说。
　　听到珀里两个字，酒吧招待禁不住冷笑了几声：这并不是他的真名。他的真名在那张借据上。酒吧招待在口袋里掏了半天掏出那张借据。
　　借据上这样写着：我欠你一瓶最好的白兰地，45美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