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威尔逊

　　　　　　　　　　　　 ——张伯伦：《法萝妮德》［1］

　　我还是暂时叫我自己“威廉·威尔逊”吧，别拿我的真实姓名去玷污面前这张洁白的纸了。我这名字已受到我的族人太多的轻蔑、畏惧和憎恶！我这名字的无比耻辱不是已经叫厌恶的风吹向了人间最遥远的角落吗？啊，被唾弃者中最彻底的被唾弃者呀——你不是在世人面前永远死去了吗？你不是在人世间的荣誉、花朵和金色理想面前永远死去了吗？在你的希望跟天堂之间不是已永远悬起了一片深沉浓厚的无边阴云吗？
　　即使有可能，我也不愿在此时此地具体叙述我近年来这无法描述的痛苦和无可原谅的罪过。在这个时期，在最近这几年，我的邪恶忽然急剧发展。我现在唯一的目的就是找出这变化的根源。一般说来，人都是一步一步卑贱下去的，可我的一切德行却是像外衣一样从身上掉下的，是迈着巨人的步伐从相对琐碎的邪恶一步跨入比艾拉—嘎巴路斯［2］还严重的荒唐罪行的。在我讲述那促成了我的邪恶的原因时，请你多多宽容。死神临近了，死神前驱的阴影已对我的精神产生了影响，软化着它。我渴望在穿过那阴暗的峡谷时获得伙伴们的同情（我几乎想说“怜悯”了）。我希望他们相信，我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人力无法控制的环境的奴隶。我希望他们能通过我所讲述的细节，在我的过错的荒原里发现几片小小的绿洲，用以说明宿命是天定的。我希望他们承认——他们也不能不承认——虽然过去也有过这样巨大的诱惑存在，可过去的人还从来没有像我这样受到过诱惑，也肯定不曾像我这样堕落过。那么，是不是因此就说人类从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痛苦呢？事实上我难道从开始就生活在噩梦里吗？难道我现在就要以一个遭受过人间最荒谬的幻觉折磨的人的身份死去吗？
　　我的家族一向以善于幻想和容易激动的性格闻名于世，而我是我的家族的后裔。这种家族性格的遗传在我幼年早期就已有所表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它横流放肆了，成了朋友们严重不安的原因，也严重地伤害了我自己。我开始任性，耽溺于最荒唐的谬想中，为最放荡的激情所支配。我的父母性格软弱，受到本质上跟我相同的弱点的困扰，拿不出办法制止我那异于常人的倾向。他们所做的某些有方向错误的微弱努力也都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当然，那也就是我的完全胜利。从那以后，我的声音就成了家里的法律，在很少有孩子摆脱家庭指导的年龄，他们已纵容我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于是我成了我自己行为的主人——虽然名义上还不是。
　　关于我学校生活的最早记忆是跟一座伊丽莎白式的宽大而不规则的庄园联系在一起的，那是在英格兰一个雾气氤氲的村子里。那里有许多长满瘤结的大树，每一幢房屋都有太悠久的历史。说实话，那可敬的老市镇真是个梦幻的世界，真能抚慰人的灵魂。那时我在幻想里曾感受过它那浓荫掩映的街道的沁人的清凉，呼吸过它千百个灌木丛散发的幽香，也曾因听见教堂那沉闷深远的钟鸣而振奋，感到过难言的欢乐——那钟声每小时突然发出阴郁的轰鸣，激荡着宁静的大气——那座带图案装饰的哥特式尖塔就是镶嵌在大气里，沉睡在那里的。
　　如果我还能体会到欢乐，那么沉浸于对那学校和有关事物的细致回忆现在还能给我最多的欢乐。可我现在是沉浸于痛苦之中，啊，痛苦！太真切的痛苦！因此，可以理解的是，我希望能在一些随意的细节里流连，寻求解脱，无论它多么短暂、多么微不足道。还有，那些琐屑的甚至可笑的东西在我的幻想中都曾出现过偶然的重要性，因为它们联系到那个时间和地点。而我现在才认识到，正是在那时和那里，命运给了我第一次模糊的警告，后来命运便完全支配了我。现在，我就来回忆吧。
　　我已经说过，那大屋古老而不规则。那座大院地面十分宽大，有一道高大而结实的砖墙紧紧包围，墙顶上还有灰泥固定的玻璃碎片。那时这堵牢狱般的高墙就是我们的世界的极限，极限以外我们一周只能见到三次。一次是在每周六的下午，允许我们在两个看门人的陪护下集体到附近的田野里散一次步。还有两次是在星期天，我们以同样正规的形式到村里一座教堂去参加早祷和晚祷。我们学校的校长就是教堂的牧师。在他迈着庄严的步伐缓缓登上布道坛时，坐在走道远处座位上的我就望着他。他在我心里引起多么强烈的惊奇与困惑呀！这个可敬的人！他那面孔多么慈祥、庄重！他那闪亮飘动的法袍又是多么神圣！他那硬翘翘的大假发上的粉扑得又是多么仔细！难道他就是那个最近还穿着邋遢的衣服、手持戒尺、板着面孔执行学校的严刑峻法的校长吗？啊！严重的自相矛盾，不可思议的荒唐！
　　在那厚墙的一角有一道更厚的门，十分威严，门上铆着铁螺杆，墙顶装有森严的铁矛头。那墙壁让我们多么肃然起敬！除了我已谈过的那三次定时的进与出，这门是从来不开的。我们从它的铰链的每一次吱嘎的响声中都能听出许多神秘——无数个可以严肃地评说或更严肃地思考的问题。
　　那片深宅大院形状很不规则，有许多宽敞的角落，其中最大的三四处便成了运动场。场地平坦，铺着坚硬的小石子。我记得很清楚，那里没有树，也没有长凳什么的。当然是在大院后面。场子前面有一个小花坛，栽种着黄杨或其他灌木，但我们事实上极少越过那个神圣的界线，只有很少几次例外，比如第一次上学，最后一次离校，或偶然有父母或亲友来看我们，和我们一起欢欢喜喜回家去过圣诞节或仲夏假。
　　但是那大院，那是个多么离奇的古老建筑！在我眼里它就是一座地道的魔法宫殿！那里的拐弯抹角真是无穷无尽，一个一个的小房间真是难以理解。在任何时候要想准确说出自己在它那两层楼的哪一层都很困难。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肯定要往上或往下走三四步台阶，而旁侧的分支又还多得难以想象。要想原路而回也是如此。要形成对整个大院的印象，简直就像是对无限的时空进行思考。在我住在那儿的五个年头里，我就从来没有弄清楚分配给我和那十八到二十个学生睡觉的小寝室究竟在个什么偏僻角落。
　　学校是大院里最大的房子，我以为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房子。房子很长，很窄，矮得叫人丧气，有哥特式的尖顶窗户和橡木的天花板。在远处有一个令人恐怖的角落，里面有一个八至十英尺见方的房间，那就是校长布兰斯比牧师“上班”的圣室。那是个结实的建筑，有厚重的门。我们全都是宁可遭受长期的剧烈疼痛而死，也不敢在校长大人不在时去开那扇门的。在另外的角落里也有两个类似的“柜橱”，虽然事实上少受许多尊重，却也令人肃然起敬，其中一个是“经典课”（“英语和数学”）助教的讲台。教室里有无数的桌子和板凳，发黑了，古旧了，磨毛了，纵横交错地摆着，乱得一塌糊涂，上面堆了些满是指痕的书。小刀在桌上刻着姓名的第一字母、全名或怪异的形象，留下了种种另类作业的痕迹，桌子很久前原有的面目已经荡然无存。房间的一头摆了个盛水的大桶，那一头则是一架庞然大物：时钟。
　　我生命里的第三个五年就是在这所可敬的学校的厚重墙壁的包围下度过的，既不曾厌倦，也没有憎恶。少年时期自有丰富的想象，用不着找外界的事件去填充或娱乐。学校表面阴冷单调，内里却充满强烈的刺激，那刺激比我在较成熟的青年期从奢侈获得的和在成年期从犯罪获得的还多。但是，我必须相信，在我心灵最初的发展期存在着许多异样的甚至出轨的东西。就人类整体而言，生命早期的事是很少在成熟年代留下明显的影响的，一切都是灰色的影子、浅淡的不规则的记忆、一种对依稀的欢乐和幻影似的痛苦的模糊记忆。可我不一样，我在儿童时代就肯定以成人的心理感到过我现在感到的东西。这些东西刻画在记忆里，其刻痕之深重与难以磨灭有如镌刻在迦太基勋章上的纹样。
　　但事实上从人世的观点看来，那里值得回忆的东西却又多么稀少！早上醒来，晚间上床，读书，背书，周期性的半天假日，闲逛，运动场，场上的争吵、消遣、捣蛋，这一切经过遗忘多年的心理魔术一加工，却能引起强烈的情绪，成为一个情节丰富的世界，一个多样的情绪澎湃起伏、荡气回肠的天地。“啊，美好的时期，百炼成钢的时期！”
　　事实上我的冲动、热情和专横倾向很快就使我在同学间成了个突出的角色。我通过缓慢而自然的进步超过了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同学。我超过了每一个，但有一个例外，那是个跟我虽非本家，却是同名同姓的人。同名同姓并不稀奇，因为我的姓虽然血统高贵，事实上却很常见，因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它似乎已按“时效权”变成了寻常百姓的共同财产，因此，我在这个叙述里把自己叫做了威廉·威尔逊。这是个虚构的姓名，跟真姓名不太相似。在学校术语里称作“同党”的同学中，只有他才敢在班级里学习时、运动场上的活动与争吵中跟我较量，拒绝绝对相信我的主张和服从我的意志。实际上他在一切方面都跟我的武断专横作对——如果世界上还有凌驾一切的、不受约束的暴君统治的话，那就是儿童时代的强硬角色对精神较为软弱的伙伴的统治。
　　威尔逊的叛逆成了我最大的尴尬的根源。尽管我在公开场合故意对他和他的傲慢大耍威风，在心里我却悄悄地畏惧着他和他那态度，而且不禁感到：他能和我那么轻而易举就保持了平等，这就证明他其实超过了我。为了不让他超过我，我不断地做着斗争。但是，他的这种优越地位甚至平等地位却没有人意识到——我自己除外。甚至由于某种无法解释的盲目，我们的一伙人似乎根本没有怀疑到它。事实上他的竞争和反抗，特别是他对我的意志的顽强的不客气的干扰，也只限于他自己，并不张扬。那种让我产生动力的野心和想要出人头地的冲劲，他好像完全没有。可以设想的是，他和我的对垒只产生于一种奇怪的欲望：挫折我，使我惊讶或畏惧。虽然我有时也不能不观察到，在他的伤害、侮辱或反抗里混合了一种极不对路的、肯定不受欢迎的真诚。我只能认为那古怪行为产生于一种过分自信、保护人式的居高临下。
　　也许由于威尔逊行为的后一个特点，我俩的姓名又完全相同，再加上我们同一天入学这个偶然的巧合，在我校高年级就流传着一种说法：我们是亲兄弟。高年级的人对低年级的事是不会认真调查的。我前面说过，或是应该说过，威尔逊跟我家是一点瓜葛都没有的。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如果真是兄弟，那就一定是孪生兄弟。因为在离开布兰斯比博士的学校之后我还偶然听说，那位与我同名同姓者是1813年1月19日出生的，而这却是颇为惊人的巧合，因为我也正好是那天出生的。
　　有件事看来似乎奇怪：尽管威尔逊跟我对立，他那难以容忍的反抗精神也不断使我烦恼，可从根本上说，我对他却完全恨不起来。没错，我们几乎每天都争吵，他总把胜利的棕榈叶公开交给我，却也总以某种方式让我感到获胜的应该是他。但是，我这方面的自尊和他那方面肯定无疑的骄矜使我俩永远保持在所谓的“泛泛之交”的关系上。而同时，我们的脾气在许多方面又十分投契。这些东西在我身上唤起了一种说不定只因为地位不同才没有成为友谊的情绪。事实上，要界定（甚至只是描述）我对他的真正感情也很困难，那是一种成分多元、参差错杂的混合情绪：带几分骄横的敌意，却还算不上仇恨，其中有尊重，更多的是敬意，还有大量的畏惧，加上满肚子提心吊胆的好奇。还有，在道德家面前，我和威尔逊不用说还是最难割舍的伙伴。
　　毫无疑问，我俩之间的不正常状态把我对他的攻击引上了开玩笑和恶作剧的路（貌似逗笑，其实笑里藏刀），而不是更为认真的、确切意义上的敌对。我对他的攻击很多，有公开的，有隐蔽的，可我在他身上的努力却未必都能成功——即使我的花样准备得绝顶聪明——因为我那同名同姓者的性格里颇有几分不事张扬的沉默的朴实。他既能欣赏自己玩笑的辛辣，又能开得无懈可击，根本不容我反击。事实上我在他身上只找到一个弱点：也许是由于身体上的疾病所造成的一种个人缺陷。要是他的对手不像我这样无计可施，是绝不会拿那个问题找茬的。我的对手的咽部或喉头器官有个弱点，使他的声音在任何时候都提不高，不能高于很低的耳语。这样，相对他这缺陷，我就拥有了可怜的优势，这使我一直引以为荣。
　　威尔逊的反击方式很多，最叫我受不了的是一种恶作剧。有个问题我一直解答不了：他凭他那聪明脑袋是怎么发现那么琐碎的做法能令我烦恼的？但是，他在发现那办法之后却不断用它来骚扰我。对我那不算高雅的姓和即使不算俗气也属平庸的名字，我一向就反感，那两个字到了我耳朵里就成了毒药。而在我上学的那天，学校里偏偏就来了第二个威廉·威尔逊，也叫这姓和这名。这事真惹我生气：一个陌生人叫了那姓名，那两个字就老会有人重复，以后还要在我身边不断出现。由于那可厌的巧合，他的事又总有可能跟我的事混淆，这样，我便双倍地厌恶起这个姓名来。
　　这事所引起的烦恼随着我和他之间的道德或身体的种种相似而不断增加。那时我还没有发现我俩同年这个惊人的事实，但是已看出我们俩身高相同，甚至身材和面貌轮廓也惊人地相似。还有，有关我俩的某种关系的谣言也在高年级流传，叫我憋气。总而言之，没有比关于我俩在心灵、外形或处境上类似的暗示对我有更严重的刺激了，尽管我谨慎地掩饰着。事实上我没有理由相信这种相似会成为别人议论的话题，甚至引起同学们的注意（亲属关系什么的和威尔逊自己的事除外）。不过，他显然也跟我一样明确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和它的全部意义。还有，正如我前面所说过的，他竟然能从这类相似看出一片沃土，从我的烦恼中获得些什么，那就只能是因为他那不同凡响的深刻目光了。
　　他扮演的角色是在语言和行动上模仿我，他模仿得惟妙惟肖。我的服装是容易模仿的，学会步伐和大体神态也不用费力。可尽管他存在着体质上的缺陷，却连我的声音也不放过。当然，他没有模仿那音量，但他模仿音调却惟妙惟肖，他那奇特的耳语简直就是我的回声。
　　我不打算费事描述这种最精妙的模仿曾多么严重地骚扰过我，因为说它含讥带讽是不公平的。我只有一点安慰：他那模仿显然只有我一个人注意到。我需要容忍的也只是他那心知肚明的、嘲讽得古怪的笑容。他满足于那讽刺在我心里产生的预期效果，好像在为自己刺痛了我而哧哧地暗笑，却并不企图用他那俏皮的动作去博取别人的喝彩——虽然这很容易做到。这倒很见性格。还有一个谜我烦恼了好几个月却没有猜出：事实上同学们并没有看出他的意图，意识到他的成就，参与他的嘲弄，说不定是因为他的分寸掌握得使他的模仿并不显眼。更有可能的是，我的安然无恙是由于模仿者那大师似的态度。他蔑视形似（在绘画上形似是连笨伯也能看见的），追求的是跟被模仿者的充分神似，让我独自去品味，去愤怒。
　　我已经不止一次提到过他对我那份屈尊俯就的讨厌神气和他经常对我的意志的无事生非的干扰。这种干扰他常以不留情面的劝告的形式提出，却又只是暗示或讽喻，而不公开说明。我带着抵触情绪接受了，那抵触随着我年岁的增长而加重。不过，在多年后的今天，我得质朴地还他一个公道。我得承认，我想不出我那对手的建议有什么是年幼无知和少不更事的错误或愚昧的表现。还有，至少他的道德感——即使不是一般才能和世故谋略的话——要比我强了许多。如果我当年对他那些耐人寻味的低声建议少拒绝一些，今天我倒可以更善良些，因而也快乐些。我对他那些建议只有发自内心的仇恨和太多的蔑视。
　　当时的情况是，我对他那倒胃口的监视终于拼命地尥蹶子了。对于我眼里的他那无法容忍的傲慢，我一天比一天更公开地表示了厌恶。我已经说过，在我俩作为同学来往的头几年里，我对他的感情原有成熟为友谊的可能。我在学校的最后几个月，他那平常态度的干扰无疑已相当地减少，可我的情绪仍然以差不多相似的比例向深仇大恨发展。他有一次看出了这一点，我觉得，以后便开始回避我，或摆出了回避的样子。
　　如果我的记忆没有错的话，大体就在那时，他在一次激烈的争辩里遭到了我非同小可的突然袭击，他的言行态度相当程度地直率起来，那在他的天性里是颇为少见的。我在他的口气、神态和外表的整体里发现了（或自以为发现了）某种东西，它唤起了我对最早的婴儿时期的模糊印象。对记忆产生前的时期的记忆在我心里野性而混乱地蜂拥而出，这事起初令我吃了一惊，后来却引起了我的浓厚兴趣。要想描写那逼迫着我的印象，没有更好的办法，只有说我难以摆脱一个信念：现在站在我面前的这人我在很久以前就认识了——甚至是在过去某个渺远的时期就认识了。不过，那幻觉跟它的出现一样，转瞬之间就已消失——我谈起这事只是为了描写一下我跟那离奇的同名者在学校最后一次会晤的日子。
　　那古老的大院中有数不清的小间，还有几个彼此相通的大间。大间是大部分学生睡觉的地方。不过，院里还有许多小角落或小房间，是大院的零碎片断——这是那种蹩脚设计的建筑难以避免的。其中有些也被布兰斯比博士精明的财务头脑装修成了寝室，尽管因为很小，只能住一个人。威尔逊住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小间。
　　大概在我来校的第五年的岁末，也就是上面谈到的那次争吵之后，有天晚上我见大家都睡着了，便起了床，点上灯，偷偷离开寝室，穿过狭窄的迷宫似的过道，往我对手的寝室走去。我一直在设计着性质恶劣的恶作剧，想给他点罪受，却一直很不成功。现在我打算执行的就是我的一个行动方案，我要让他品尝品尝我设计的坏招的滋味。我来到他那小房间，把灯留在屋外，罩住光，不声不响地进了屋子。我往前走了一步，听了听他的呼吸声，声音很安详。我肯定他睡着了，便转身取了灯，来到床前。床上有帐幔包围，为了执行计划，我不出声地轻轻撩开了帐幔。明亮的灯光闪烁着照在熟睡的人身上和我的眼睛上，同时也照在他的脸上。我望了望那张脸，一阵阴寒立即穿透了我全身。我的胸膛起伏了，我的膝盖瘫软了。一种难以承受的无名的恐怖攫住了我的心，我大口大口地喘起气来，让灯光更靠近了那张脸。这，这张脸难道会是威廉·威尔逊的脸吗？我看见了，那确实是他的脸，可是我发起抖来，像害了寒热病似的，恨不得那不是他的脸。他身上有什么东西让我这样心惊胆战？我注视着他，无数凌乱的念头闹得我脑袋天旋地转。他原来不是这样的，肯定不是这样的。他醒着时是十分活跃的。同名同姓！长相相同！同一天上学！然后是他对我的步伐、声音、习惯和态度的毫无意义的顽强的模仿！事实上，人世间有这种可能性存在吗？我现在看见的难道只是这种嘲讽模拟的结果吗？我六神无主，背脊发麻，熄了灯，悄悄溜出了寝室，立即逃离了那古老学校的厅堂，而且从此没有回去。
　　我在家里无所事事地混了几个月，然后成了伊顿公学的学生。那短短的间隙已足以淡化我对布兰斯比博士的学校的回忆，至少也可以使我在回忆起它时情感产生实质性的变化。那幕戏（那悲剧）的实情已不复存在了，现在我已有了怀疑自己感官所依据的条件。回想起那事我总感到惊讶：人怎么能轻信到那种地步？同时也嘲笑自己从遗传而来的想象力怎么能那么生动！我在伊顿公学的生活特点也不大可能弱化这类怀疑。到了那里我很快就肆无忌惮地卷入了愚蠢的胡闹的旋涡。胡闹卷走了我往昔岁月里的一切，一切坚实严肃的印象，泡沫除外。留在我记忆里的只有往昔生活的轻松。
　　不过，我不愿在这里追溯我在这儿的可怕放荡——那规避校规监视的、目无校纪的放荡。三个年头在胡闹里过去了，我一无所获，只养成了根深蒂固的坏习惯，个子却长到了不寻常的高度。有一回我在全无心肝地寻欢作乐一周之后，邀请了几个最放荡的学生到我的房里来秘密纵酒狂欢。因为我们想坚持放荡到天亮，所以就把聚会安排在深夜开始。美酒恣意地灌着，其他的堕落活动也不缺少。因此，到鱼肚白在东方朦胧透出时，我们那特别兴奋的胡闹正好达到了高潮。纸牌和刺激使我满面通红，我正坚持为一种很出格的亵渎行为干杯时，公寓大门猛然开了，虽然只是一部分，却也引起了我的注意。门外传来一个仆人迫切的声音，说是有人在大厅里要求跟我见面，看来非常匆忙。
　　酒已使我激动得疯狂，意外的干扰不是叫我吃惊，而是令我高兴，我立即摇摇晃晃往前走，不几步就来到了大楼的前厅。前厅低矮而狭小，此刻除了从半圆形窗户透进的极为微弱的晨曦之外，没有丝毫光亮。我的脚刚踏过门槛，就看到一个跟我个子大体相同的年轻人的轮廓。那人穿了一件裁剪得十分奇特的开士米白外衣，跟我身上那套完全一样——这是我仅凭那微弱的光线看出来的，但他的面目我却看不清了。我一进门那人就大踏步向我走来，粗率而不耐烦地抓住我的手臂，对着我的耳朵说道：“威廉·威尔逊！”
　　我立即彻底清醒了过来。
　　来客把手指举到我的眼睛与光线之间，那颤抖的手指和他的神态让我充满无法控制的惊讶。但使我最激动的还不在此，而在他那独特的咝咝声所发出的庄重劝告，尤其是那几个我所熟悉的简单耳语音节的口气和调子。往日的千百种回忆蜂拥而来，像蓄电池里的电流冲击着我的灵魂。可不等我回过神来，他已经飘然而去。
　　这事对我那混乱的想象力虽然产生了一些生动的效果，却也转瞬即逝。事实上我忙了几个星期，认真地进行了调查，或说是让病态的猜测迷雾般地包围了我。那怪人如此纠缠不清地干扰我，向我提出他那含蓄的意见，我并没有装作没看出他的身份。但威尔逊是什么人？是干什么的？从何而来？有什么意图？我都无法得到满意的答案。而关于此人，我只能确定一点：由于他的家庭的一次突然变故，他也在我从学校逃走那天被布兰斯比博士的学校除了名。但是，有一段时间我把注意力全集中到思考上牛津的问题上了，没有再考虑他。随后我便进了牛津。我父母不会盘算，却又虚荣，给我准备了服装，还给了我每年的费用。我可以恣意追求一直令我心醉的奢侈了——我要在挥金如土上跟大不列颠最阔绰的豪门大户的最傲慢的继承人比个高低。
　　有了干坏事的条件，我就激动起来，我那天生的脾气以加倍的热情爆发。我疯狂地陶醉于寻欢作乐，踢开了平常礼法的约束。但是，要转而细述我的放纵却太荒唐。一句话：在败家子堆里我超过了最厉害的败家子。我给许多离奇的蠢行取了名字，给那时欧洲最放荡的大学的邪行增添了许多项目。
　　不过，几乎令人不能相信的是，我就在那时从上流社会一落千丈，结交起职业赌徒，向他学起最可耻的作弊技巧来，而且在熟练了这种丢人的技巧之后，不断把它作为手段，去欺骗意志薄弱的同学，增加我原已庞大的收入。这是事实，可这种跟光明正大的为人处世情操相反的邪行竟然能无人追究，其主要原因（即使不是唯一原因）正在于它的严重性。我的那些最荒唐放纵的伙伴即使看见了明确不过的证据，又有谁会相信呢？谁会相信我这位快活、坦率、出手大方的威廉·威尔逊，这位牛津大学最高贵、最放荡的自费生会干出那样卑鄙的事呢？寄生在我身上的人都说我的愚蠢是出于不受拘束的幻想，是青年人的愚蠢；我的错误出于别人学不会的怪想，我最严重的邪行也不过是逍遥卤莽的放纵而已。
　　我像这样忙于行骗已有两年的成功经验，这时一个年轻的暴发户格冷丁宁进了大学。据说他阔绰得像希路得·爱逖库斯［3］，钱也来得跟他同样容易。我随即发现他是个白痴，当然就选定他作为我欺骗的对象。我常常吸引他赌博，按照赌徒常用的手腕，设法让他赢到相当多的钱，吸引他更可怜地坠入我的罗网。终于，我的计划成熟了。我在一个自费生同学普瑞斯顿先生的房里跟他见了面，我有充分信心让这一回成为决定性的最后一搏。普瑞斯顿先生跟他和我都熟，而且，说真话，他们丝毫没有怀疑到我的意图。为了做得好看一些，我还出主意找来了八个或十个人。我做了精心设计，让我的受骗人自己提出赌博，使赌博的出现似乎偶然。坏话还是短叙为佳！在类似情况下习惯出现的恶劣细节一个不少。令人惊讶的是，确实有人糊涂到肯来上钩。
　　我们一直玩倒深夜。我终于动手了。我稳住了格冷丁宁，让他做了我唯一的对手。我和他玩的是我喜欢的“二家对”［4］。别人见我俩对赌得兴高采烈，也快快活活放下了自己的牌，站成一圈当看客。那位暴发户那天晚上早已落入我的圈套，喝了相当多的酒，此刻正极其神经质地洗着牌，发着牌，下着赌注——我觉得喝酒虽能部分解释他那神经质，却也不够充分。不一会儿工夫，他已欠下我很大一笔债。这时他猛喝了一气红葡萄酒，又完全按照我冷静设计的路子赌下去。我们的赌注已经非常巨大，可他还在大叫着“翻番”。我成功地装出了不想再赌的样子，多次拒绝，引诱他发脾气，给我的最后同意抹上赌气的色彩。当然，结果只是他完全落进了我的圈套。不到一个小时，他的赌债又已翻了四倍。酒精给他脸上抹上的红晕已经消失了许久。现在我吃惊地发现，他那脸已转成了青灰色，的确可怕。我说我吃惊，因为我原来做过认真的调查，知道格冷丁宁非常健康，他输掉的数目虽然巨大，却还不至于令他过分烦恼——其影响还严重不到那种地步。我心里随即出现的念头是：他抵挡不了刚喝下的酒了。为了在朋友眼里保持我的人品，而不是为了其他动机（那我倒不在乎），我准备不顾一切地坚持不再赌了。这时我身边的赌友脸上的某种表情，加上格冷丁宁那完全绝望的尖叫使我明白过来，即使他受到恶魔的戏弄，我也应该保护他，不让他遭到那么彻底的毁灭，成为众人怜悯的对象。
　　这时我该怎么办很难说清。受我欺骗的人那可怜的处境给一切笼罩了一层尴尬的阴霾。长时间深沉的缄默出现了。这时我已不能不感到一个问题：几位不太放纵的客人已对我投来不少轻蔑或谴责的目光。我甚至愿意承认，在随后突然发生的反常事件出现时，我反倒感到压在心上的沉重包袱消失了。突然，公寓那沉重宽大的折叠门呼地敞开了，开得很猛，带着强力的冲击，像魔法一样吹熄了房里的每一支蜡烛。蜡烛灭后的余光让我们见到一个陌生人闯进了房间。那人个子跟我差不多，被一件外套裹得严严实实。不过，此时房里已经全黑，我们只能感到他站到了我们之间。这粗暴的闯入者使大家惊诧莫名，可不等任何人回过神来，我们已听见闯入者在说话了。
　　“先生们，”那人用我永远难忘的耳语低低地但清晰地说，声音直凉进我的骨髓，“先生们，我不为自己的闯入道歉，我只是在履行一项职责。毫无疑问，你们并不理解今晚玩‘二家对’赢了格冷丁宁巨额赌注的这人的真正人品。我要请你们采取一个有决定意义的冒险行动，获得一个极需获得的信息。请你们仔细检查一下这人左袖口的内夹层，还有他那宽松的绣花睡衣的大口袋，从那里还能掏出几小沓牌来。”
　　他说这话时全场鸦雀无声，连一枚针掉到地上都能听见。话音一落他便消失了，跟进门时同样突然。我能够描述我那感觉吗？我能吗？我有必要说我感到了地狱里的全部恐怖吗？毫无疑问，不等我有多少时间思考，许多只手已经把我粗暴地就地摁住。蜡烛立即重新点燃，然后便是搜查。在我袖子的夹层里搜出了全部的J、Q、K——玩“二家对”时举足轻重的牌。在我的睡衣里又搜出了好几沓牌，都是我们赌博用的替用牌，其中唯一的例外是我那副牌，行话叫做“合子”的，它的A、K、Q、J、10牌微微反扣了两头，其他小牌则微微反扣了两侧。这样，上当的人按习惯横向切牌时，切给对手的必然是大牌，而作弊者竖向切牌时，切给对手的就肯定是不会得分的小牌了。
　　他们发现这事时若是满腔怒火、大发雷霆，倒也好些，可他们只保持了轻蔑的沉默，或是含讥带讽的冷静。
　　“威尔逊先生，”主人弯下腰从脚下拾起一件稀世奇珍的毛皮外套说，“威尔逊先生，这是你的财产。”（天气很冷，我离开房间时在睡衣上罩了件外套，到达赌博地点后就脱掉了。）“我看，再搜查这儿，进一步找出你行骗的证据，”他望望那外套的皱褶苦笑了一下，“我看也是多余。实际上我们已经恶心了。我希望你明白，你无论如何必须离开牛津——尤其是必须马上离开我的房间。”
　　我遭到了羞辱，惭愧得无地自容。如果那时我的全部注意力没有被一件非常惊人的事实所抓住，我大有可能因为受不了这种奚落的言辞而立即付诸个人暴力。我的外套用的是一种稀世奇珍的毛皮，我不打算在这里叙述它多么罕见，贵得多么惊人。它的设计还是我别出心裁的发明——在这类细小的问题上我可以挑剔到荒谬的程度。可是，在普瑞斯顿来到折叠门附近，把他从地板上拾起的外套递给我时，我却惊讶地甚至恐怖地发现：我早已有了一件外套挂在手臂上——显然我已在不经意间把外套取到了手。可他递给我的那一件外套却跟我那件一模一样，完全一模一样，甚至连最微小的细节都一样。我还记得，对我进行灾难性揭露的那人是用外套裹住自己的，而参加赌博的人除我之外谁也没有穿外套。我保持了一定的冷静，接过普瑞斯顿递过的外套悄悄披到身上，傲慢地、横眉怒目地走掉了。第二天天不亮我就满怀痛苦、恐怖和耻辱匆匆离开了牛津，开始了在欧洲大陆的旅行。
　　我逃避也枉然，我那恶劣的命运似乎快活地跟踪着我，而且证明它对我那神秘的控制刚刚开始。我的脚一踏进巴黎就已发现了新的迹象，说明这位威尔逊在可恶地照顾着我的一切。多少年过去，我就没有舒心过一天。流氓！在罗马，他是如何在最倒霉的时刻插足到了我和我的目标之间的呀！在维也纳也一样，在柏林、在莫斯科！我在哪一个地点没有发现要在心里诅咒他的理由？最终我总是从他那神秘莫测的迫害下心慌意乱地逃跑，像逃避瘟疫一样。可是，逃到天涯海角也都枉然。
　　我一次又一次地跟自己的灵魂秘密对话，问一个问题：“他是谁？从什么地方来？目的何在？”却找不到答案。然后我仔细考察了他那敏锐的监视形式、方法和主要特点，但是，查来查去也查不出多少用以猜测的根据，事实上值得注意的倒是，在他最近阻挡了我前进的无数例子里，他的干扰所挫败的全是些如果完全实现就会造成惨痛灾难的计划或行动。这事实上是对他那恶劣的监视的一种辩解，一种可怜的补偿——对顽固而侮辱性地否定了我天然的自主权而做的补偿！
　　我还不能不注意到，我的折磨者在很长的时间里做着精心安排，在他对我的意志进行种种干扰时，从没让我见到过他的脸，而他同时又总以他那神秘的技巧谨慎地支持了他的奇想：让他的服装跟我的一模一样。无论这位威尔逊是什么人，至少可以绝对肯定他那一套是故弄玄虚，或者索性就是愚蠢。他能认为我看不出他就是我学童时代的那位威廉·威尔逊吗？看不出那位在伊顿公学劝告过我，在牛津大学破坏过我的荣誉，在罗马挫败过我的雄心，在巴黎干扰了我的报复，在那不勒斯破坏过我炽热的爱情，在埃及中止了我的奇思怪想的人，就是我的头号敌人、邪恶的魔鬼、我学童时代的那位威廉·威尔逊吗？看不出那位我的同名人、伙伴、对手，我在布兰斯比博士学校所仇恨的、也畏惧的对手吗？不可能！但是，我还是快些叙述这出戏的压轴部分吧！
　　到目前为止我只消极地承受了威廉·威尔逊专横的干涉，他天性里的其他特点和他装出的样子在我心里造成了一种恐怖情绪，诱使我勉强向他那专横的意志屈服。到目前为止，他给我的印象已使我觉得自己软弱不堪、孤立无援，而且总怀着一种深沉的惶恐仰望他那高尚的性格、高超的智慧和表面上的无所不在与无所不能。但是，我最近完全沉湎到美酒里了。酒精的作用推动着我从遗传得来的性格，使我疯狂，越来越不能忍受控制。我开始嘀咕、犹豫、抵制。我还发现，我越是坚决，折磨我的人也就相应地越是退让。这是我的幻觉吗？但愿它是事实。于是，一种希望燃烧起来，开始鼓舞着我，终于在我思想深处培养出了铤而走险的决心：我不愿再俯首帖耳听人摆布了。
　　18××年的狂欢节，我在罗马参加了那不勒斯公爵蒂·布罗格利奥的宫廷假面舞会。在烂醉的筵席上，我比平时更放纵了。厅堂里拥挤不堪，空气令人窒息，我愤怒得难以忍受。而在我从拥挤的人群里往外挤时所遇到的困难也严重地刺激着我的脾气，因为我正急于寻找昏聩老迈的蒂·布罗格利奥那位年轻、风流、美丽的妻子（怀着什么动机就不谈了）。前不久她还太轻率地向我透露了她的秘密、她打算穿什么假面舞装，而此刻我刚好瞥了她一眼。可当我正匆匆往她面前挤去时，却感到一只手轻轻放到了我的肩上，同时耳里传来我永远忘不了的可恶的耳语声。
　　我大发雷霆，绝对地发疯了。我立即转过身来，面对着以这种方式干扰了我的人，揪住了他的领子。我预料得不错，他那身假面舞装跟我的一模一样：西班牙式的蓝色天鹅绒大氅，猩红的腰带，上面挂着佩剑；整张脸叫黑色的丝质面具遮住。
　　“流氓！”我说，愤怒得声音沙哑，发出的每一个音节都似乎在为我的怒火加油，“流氓！骗子！该死的混蛋！我不会，不会容忍你把我往死里逼的！跟我来，否则我就在你此刻站的地方戳你几剑！”于是我从大厅舞池挤进了附近一间小前厅——我拽住他跟我走时，他没有抵抗。
　　一进前厅我就狠狠搡了他一把，他几个趔趄撞在了墙上。这时我咒骂了一句便关上门，命令他亮剑。他只犹豫了片刻，就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不出声地拔出了佩剑，摆出防卫的姿势。
　　事实上决斗的时间并不长。种种强烈的刺激已经使我疯狂，我感到在一条胳臂上凝聚了无数人的力气和动力，几秒钟之内我已全凭力气把他逼到了护壁板前，控制了他，然后我便带着兽性的凶残一剑剑地戳穿了他的胸膛。
　　那时有人来了，想开门。我匆匆过去制止了他，随即回到我那快要死去的对手面前。但是，在我见到呈现在眼前的景象时，我所感到的惊讶和恐怖还有什么人类的语言能准确描述？我转移目光后那短短的时间显然已足够在房间那头形成一种实际的变化。一面大镜子此刻已在那里竖了起来（在混乱里我起初似乎感到真有镜子），尽管刚才还没有看见。而在我心惊胆战地向镜子靠近时，我自己的影子却在向我迎面颤颤巍巍地走来。一张脸煞白，血迹斑斑。
　　情况仿佛就是那样，我说，但事实并不如此。那时站在我面前的却是我那对手威廉·威尔逊，他正经历着死亡的痛苦。面具和外套掉在了地上，是他扔下的。他服装上的每一根线条、他脸上那引人注目的独特线条，没有一根不是跟我绝对相同的，都是我的！
　　那是威尔逊，但声音不再低细了，他说话时我仿佛觉得就是我自己在说：
　　“你胜利了，我失败了，可你从此以后也死掉了。对世界，对天堂，对希望而言，你死掉了！你原来在我身上生存，而在我的死亡里（看看我这形象，这就是你的形象），你已经彻底地杀死了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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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威廉·张伯伦（1619—1689）的长诗《法萝妮德》出版于1650年。
　　［2］原是叙利亚腓尼基人的太阳神，但罗马帝国皇帝M. A.安东尼乌斯因做过太阳神的祭司也被称作艾拉—嘎巴路斯。而他是个极其暴虐淫乱的国王。这里指的是后者。
　　［3］希路得·爱逖库斯（101—177），希腊慈善家，豪富，自己花钱装饰了雅典和其他几个城市。
　　［4］一种两人对玩的纸牌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