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格路凶杀案



　　（1841年）

　　塞壬［1］唱的是什么歌？躲在妇女群里的阿喀琉斯［2］用的是什么名字？问题虽不容易回答，却并非没有答案。
　　　　　　　　　　　　　　　——汤玛士·布朗爵士：《骨灰罐葬礼》


　　人们在议论时常说的分析性头脑，其特征本身往往经不起分析。我们只能从它的效果去欣赏它本身。我们知道，对于具有高度分析性头脑的人来说，那头脑除了其他的作用之外，本身就提供一种妙趣横生的享受。身强力壮的人因为体能而得意，使用肌肉的活动令他痛快；同样，分析家因为解决疑难的道德问题而喜悦，即使是最琐碎的问题，只要能施展他的才华，都能给他快乐。他喜欢难题，喜欢趣谜，喜欢象形文字，每解决一个问题他都表现出一分在常人眼中的超自然的智慧。他的成就所倚仗的方法，其灵魂与精髓事实上都带有本能的意味。他解决问题的才能可能极大地受益于数学研究，尤其是分析数学——那最高级别的数学分支。分析数学之所以叫分析数学，是因为它采用的是逆推理的方法，这个命名似乎再恰当不过，其实未必公正。不过，运算本身并非分析。例如，棋手就只分析而不运算。随之而来的是，棋赛对于头脑素质的锻炼也受到极大的误解。我现在不是在写论文，而是在随意聊天，为讲述一个极其独特的故事做铺垫。因此，我愿意利用机会肯定一点：思维型头脑的力量用在朴素的十二子棋上肯定要比用在花里胡哨的国际象棋上更适用、更恰当。国际象棋各个棋子分量不同而且多变，走法也多。把复杂看作深沉是一种并非不常见的错误，于是注意力在这儿被着法大力吸走。注意力稍一松懈，就可能造成疏忽、挫折，甚至失败。着法多样而复杂就增加了失手的机会。这样，注意力集中的人就比思想敏锐的人多了十分之九的获胜机会。而十二子棋却相反，因为下法单一，变化很少，使用注意力的时候相对较少，误着的可能性也大大减少，双方都有可能获得的优势便为机敏的一方取得。具体地说，让我们假定一场十二子棋只剩下了四个国王，这时已经没有误着的可能性了。很清楚，在双方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只能靠妙着取胜，而妙着则是精心构思的结果。没有了常见的策略，分析家就得设身处地去琢磨对手的心思，于是常常一眼就看出了那能诱使对手失误或匆匆陷于失误的独特着数来——有时简单得近乎荒谬。
　　惠斯特［3］一向以培养所谓的智力角逐能力著名。据说具有最高智慧的人都把下棋看做轻佻的事，而对惠斯特产生兴趣——一种表面上无法解释的兴趣。毫无疑问，在要求高超的分析能力这一性质上，再没有什么能比得上惠斯特了。基督教世界最优秀的棋手可能比棋手中的佼佼者强一点，但是，玩惠斯特的才能意味着能在智力对抗的一切重要事业上取得成就。我所说的才能指的是综观全局，在比赛里尽善尽美地运用和发挥合理优势因素的能力。那类因素不但方面多、形式多，而且常常隐匿在思想的隐秘之处，为平庸的头脑所无法觉察。精心的观察就是清晰的记忆。到这个阶段为止，善于集中注意力的棋手到了惠斯特桌上也能稳操胜算。以比赛的程序为基础的霍伊尔规则是可以充分理解的，也能一般地理解。这样，记忆力良好加上按书本办事，就是一般认为的成为高手的全部诀窍。但是，表现出分析家能力的部分却超出了法则。分析家不动声色地进行大量的观察和推理，他的牌友们大概也一样。可分析家从推理获得的信息，其广度并不在于是否正确，而在于观察的质量如何。首先必须知道的是需要观察什么。我们的牌手绝不画地为牢，也不拒绝对比赛以外的东西进行推理，因为目标是比赛。他观察搭档的神色，把它跟两个对手的神色作比较。他观察另外三方理牌的方式，常常从持牌人看牌的眼神计算出一张张的王牌和胜牌。他随牌局的发展注意其他人面部的每一变化，从自信、意外、胜利或烦恼的不同表情归纳出丰富的想法。从拿胜牌的态度判断出取牌人能否在那套牌里再拿一副。他从佯攻或扔牌的神气看出对方的意图。一句随口说出的不经意的话，一次偶然的掉牌、转牌和随之而来焦灼或满不在乎的掩饰，胜牌的计算，整理牌的顺序，困惑、犹豫、烦躁或痛苦的表情，这一切都把真实情况透露给了他那表面看上去像是出于本能的感知。牌出到第二三圈上，他已对每家的牌了如指掌，随后打出的牌目的性绝对明确，好像另外三方的牌都摊到了桌子上。
　　不能把分析能力跟简单的聪明混为一谈，因为分析家虽然必须聪明，聪明人却常常惊人地拙于分析。聪明常常表现在贯串能力和组合能力上，骨相学家常常为它指定一个专门器官，假定它是一种原始的才能。我认为他们错了。某些在其他方面智力接近白痴的人身上也常有那种能力，这已经引起了描写道德的作家们的普遍注意。聪明跟分析力之间的差距事实上比幻想和想象力之间的差距还要大得多，不过，其性质却非常相似。事实上我们可以发现，聪明人往往有很多幻想，而真正有想象力的人从来都不会不善于分析。
　　以下讲述的故事在读者眼里可能会看作是对上面的话题的一个注脚。
　　18××年春天和夏初我在巴黎小住，认识了一位叫C.奥古斯特·杜邦的先生。这位年轻的先生出自高贵的家庭——实际上是辉煌的门第，但是，由于种种不幸的遭遇，陷入了极端的困顿，他只好降低了自己的期望，不再到社会上活动，也不再怀抱重振家业的希望。由于债权人的照顾，他还保留了一点残余的祖业，也就靠那点产业的收入和极端的节俭维持日常所需，也不再为追求多余的东西而操心。事实上，书本是他唯一的奢侈品，而在巴黎，书本却不难得到。
　　我们是在蒙马特路一个偏僻的图书馆里第一次见面的，我俩恰好都在寻找同一本极为罕见也很惊人的书。这次的邂逅密切了我们的交往，我们一再见面。我对他那小小的家庭历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那是他带着法国人只要谈到自己便常耽溺于其中的诚恳为我讲述的。我还惊讶于他的阅读面之广。而我最有感受的却是他那狂热、生动和新颖的想象力，它点燃了我的灵魂。我那时正在巴黎寻求当时寻求的目标，觉得跟这样的人来往是一种求之不得的事。我把这种感觉坦率地告诉了他。最后，我们做了安排，我在巴黎逗留的时期应该跟他同住。我的经济情况不像他那么拮据，容许我租一幢楼房。我们按照一种能投合我俩离奇脾气的风格布置了居室。那楼古老而别致，在日尔曼郊区一个偏僻荒凉的地方，由于某种迷信（对此我们没有追究）而长期荒废，而且摇摇欲坠。
　　外界的人要是知道了我们在那里的日常生活，是会把我们当作疯子看的——虽然也许是无害的疯子。我们完全与世隔绝，不见客人，事实上我把隐居地对我往日的熟人全都小心地保了密，而杜邦在巴黎已经多年没有人认识，也不认识人了。我们只孤独地过着自己的生活。
　　我的朋友有一种奇异的怪想（我还能叫它什么呢？）：为黑夜而爱黑夜。而我也一声不响地陷入了这种怪想，像陷入别的癖好一样，让自己彻底耽溺于那些想入非非的念头。那黑暗的神灵不能永远陪伴我们，我们却可以伪造她的存在。晨曦初露我们就拉下那古老建筑物里厚重的百叶窗，点上两支蜡烛，让它们发出浓郁的馨香和极阴森也极微弱的光。在这类措施的帮助之下，我们的灵魂便忙碌于幻梦里——读书、写作、谈话，直到钟声通知我们真正的黑暗降临。那时我们就手挽着手冲上街头，继续白天的谈话，或是作汗漫之游，直到深夜，在那人口众多的城市的光与影里寻求宁静的观察所能提供的无穷的精神刺激。
　　在那样的时刻我免不了注意到杜邦那独特的分析能力，而且衷心地佩服他，虽然对于他那丰富的想象力，我早有思想准备。他也似乎为自己想象力的运用（如果不是炫示的话）而获得极大的乐趣，并不为是否要承认获得乐趣而犹豫。他低声地嘿嘿一笑，向我夸耀，在他看来大部分人的心胸都是洞开着的。他总会用娴熟得惊人的直接知识来证明他对我的思想的看法。在这样的时刻，他的态度冷峻而抽象，眼里的表情迷蒙，平时浑厚的男高音变成了尖声，若不是他的叙述谨慎周到、清晰无误，竟可能给人轻飘的印象。我望着那种情绪下的他常常思考起古代的双重灵魂的哲学来，我幻想出一个双重的杜邦，并以此为乐：一个是进行创造的杜邦，一个是解决难题的杜邦。
　　可别以为我刚才说的话是要详细叙述什么奇迹，或是写什么浪漫故事，我对那法国人的描写只是我智力受到刺激或处于病态时的结果。但是，有个例子却能最好地传达他那时的话的性质。
　　一天晚上我俩沿着皇宫附近的一条肮脏的长街走去，两人显然都在沉思，至少已经十五分钟没有说话了。杜邦突然冒出了下面的话：
　　“他个子太小，到杂耍剧院去倒好些，真的。”
　　“这话谁也不会怀疑。”我随口回答。因为太耽溺于自己的思考，初时还没有注意到说话人插入我思维的那独特的方式，可是我随即醒悟过来，感到非常惊讶。
　　“杜邦，”我严肃地说，“这我可就弄不明白了。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告诉你，我很感到惊讶，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感觉。你怎么会知道我想的是——”说到这儿我住了嘴，要想确认他是否真知道我想的是谁。
　　“你想的是尚梯易，”他说，“你为什么不说话了？你是在对自己说，他那矮小的身材不适合演悲剧。”
　　这恰好是我在想的问题。尚梯易以前是圣丹尼街的鞋匠，因为迷上了舞台，努力演了克勒比雍的悲剧《薛西斯》里的薛西斯［4］，可他的演出却遭到了令他难堪的评论。
　　“为了上天的缘故，”我惊叫道，“把你那方法——如果有的话——告诉我。在这个问题上你是靠什么探测到我的灵魂的？”实际上我感到的惊讶甚至超过了我愿意表达的程度。
　　“是那个水果小贩让你得到那个结论的，”我的朋友回答，“说是那皮鞋匠演薛西斯之类的角色个子太小。”
　　“水果小贩！你让我大吃了一惊，我一个水果小贩也不认识呀。”
　　“就是我们走进大街时跟你撞了一下的那个人——大约十五分钟以前吧。”
　　于是我想了起来。事实上在我们走过C路，拐进大街站住时，有个头上顶了一大篮苹果的水果小贩差不多意外地撞倒了我。我不明白这跟尚梯易能有什么关系。
　　杜邦身上没有丝毫江湖骗子的味道。“我愿意解释，”他说，“让你明白。我们首先追溯一下你的思维过程吧。从我上次跟你说话起，直到遇见那个水果小贩为止，大体的环节是这样的：尚梯易——猎户星座——尼可尔医生——伊璧鸠鲁［5］学派——固体截断术——街面上的石头——水果小贩。”
　　没有几个人不曾在一生的某个时刻追溯过心里某一特定结论的形成过程而且以此为乐的，这种追溯往往令人觉得妙趣横生。而起点和终点间的距离之大甚至毫不相干，总是令第一次这样做的人惊诧莫名。那么，我听到那法国人的话，又不能不承认他说得正确时，我又是多么意外呢！他说了下去：
　　“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我们离开C路时正谈着马匹，那是我们的最后话题。我们拐进这条街时，一个水果小贩头上顶了个大篮子从我们身边匆匆擦过，把你挤到了一摞铺街道用的石板上，那是堆在正要修补的道路边的。你踩到了一块松动的石板，滑了一下，略微崴疼了踝骨，露出了懊恼或愠怒的神色，嘟哝了几句，回头看了看那堆石板，没有出声，又往前走了。我对你的动作不太注意，但是在最近，观察已成了我的一种需要。
　　“你继续望着地面——对地上的破洞和沟露出烦恼的表情（因此我知道你想的还是那堆石板），然后我们来到了那条叫做拉马丁的小巷。那小巷已经采取重叠和铆固的办法铺好了地面——那是一种实验。到了那里你的表情开朗了，我看见你的嘴唇在歙动，知道你无疑在念一个词：固体切割法，一个用于这类铺砌法的故作高深的术语。我知道你不可能对自己说固体切割法而没有联想到原子，从而想起伊璧鸠鲁的理论。而在我们不久前讨论这个问题时，我又曾告诉过你那位高贵的希腊学者的模糊猜测在最新的星云宇宙发生学里得到了多么独特的印证，而那印证所引起的注意又是多么微不足道。我觉得你不免要抬头望望猎户星座那浩瀚的星云了——我真的估计你会那么做，而你也确实抬头望了望。现在我肯定我跟踪准了你的思路。但是昨天《缪司女神》上出现的那篇对尚梯易的尖刻评论里，作者引用了一句拉丁诗来分析那穿上悲剧鞋就改名换姓的鞋匠，那诗是：古文字的原始声音已然消失。
　　“我告诉过你，这句诗指的是Orion（猎户星座），而那字就是从Urion改名的。我意识到你不可能忘记与那解释有联系的某些嘲讽意味，因此很清楚，你一定不会把猎户星座跟尚梯易分开。我从你唇上掠过的微笑的意味看出你真那么想了。你想到了那可怜的鞋匠所作的牺牲。到那时为止你一直弓着腰，可此刻我见你伸直了身子，于是我肯定你想到了尚梯易那矮小的身材。这时我打断了你的思路，说事实上他，那位尚梯易，个子太矮小，到杂耍剧团去倒更合适。”
　　此后不久我俩浏览了一份《论坛杂志》的晚报版，下面的几段话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离奇的凶杀案——今日凌晨三时左右，圣洛歇区居民为一连串尖厉而恐怖的叫声所惊醒。叫声显然来自莫格路一幢房屋的四楼，是莱斯潘娜叶太太和她的女儿坎米依·莱斯潘娜叶小姐单独居住的地方。在按常规进入的努力失败，耽误了片刻之后，人们用钢钎撬开了门，八至十个邻居追随两个警察进了大楼。那时叫喊声已经停止，但在人们冲上第一道扶梯时还能听出一两声愤怒的争吵，似乎来自大楼上层。大家来到第二道楼梯口时声音停止了，一切归于平静。人们急忙分散到一个个房间搜索。来到四楼靠后的一间大房间时，他们发现钥匙是从门内插在锁孔里的，只好撞开了门。门里的景象给在场的每个人的印象是恐怖，也是同样的震惊。
　　“公寓房里乱得一塌糊涂，残破的家具到处乱扔，只有一个床架，床体却从床架上扯了下来，扔到地板当中。椅子上有一把沾满鲜血的刮胡刀。壁炉上扔了两三大绺灰色的头发，也是鲜血淋漓，似乎是连根生拽下来的。地上有四块拿破仑金币［6］、一付黄玉耳环、三把大银汤匙、三把小一点的阿尔及尔银匙，还有两只口袋，口袋里装着差不多四千法郎的金币。一只角落里的五斗橱抽屉打开了，显然遭到了抢劫，还敞开着，虽然里面还存留了好多东西。从床体下（不是床架下）找出了一个铁质的小保险柜，保险柜门敞开，钥匙还在锁孔里，里面除了几封旧信和其他几份不重要的文件外，东西不多。
　　“莱斯潘娜叶太太杳无踪影，但是在壁炉里观察到了多得反常的炉灰。检查了烟囱，说来真可怕，从那儿头朝下拽出了她女儿的尸体，她被往上塞进了狭小的洞里，塞得非常深。尸体还温暖，经过检查发现身上有大量挫伤，无疑是在使劲往上塞和往下拽时造成的。脸上有多道严重的抓伤，颈上有深色的淤斑和深深的指甲印，仿佛是被掐死的。
　　“对房屋的每一部分进行了仔细的搜查后，再没有新的发现。一行人又来到建筑物后一座小院中，那里的地面是铺砌的。老太太的尸体躺在那里，喉头被严重割破，一动身子，头就滚开了。身体跟头一样满是伤痕，乱七八糟，已经几乎不像人样。
　　“我们相信这个恐怖的神秘案件尚无丝毫线索。”
　　第二天的报纸补充了以下的细节：
　　“莫格路惨案，对好几位与此次罕见的恐怖事件有关的人员进行了调查，”（法语的“事件”一词还没有我们的语言里那词所有的轻佻含义［7］），“但是还没有出现有助于解释该事件的任何线索。兹将已获得的全部实质性证词提供如下：
　　“洗衣女工保琳·杜波宣誓作证，她认识两位死者已经三年，三年来都为两人洗衣服。老太太跟女儿相处似乎很和睦——彼此相亲相爱，给钱也大方。不知道两人以什么为生。相信莱太太是靠算命过日子的。传说她有存款。到她们屋里取衣服和送衣服时从没有见过任何外人。肯定她俩没有仆人。那座大楼除了四楼以外，似乎没有任何部分有家具。
　　“彼埃尔·摩洛，烟草商人，宣誓作证他经常卖少量烟草和鼻烟给莱斯潘娜叶太太，差不多已经四年。他是在附近出生的，一直住在那里。死者母女在发现尸体的屋子里已经住了六年多。那房子以前租给一个珠宝商，珠宝商把上层房屋转租给各种各样的人。那房屋是莱太太的财产，因为不满租户胡乱使用她的房屋，就自己住了进去，再也不拿任何部分出租。老太太有点孩子气。证人在六年里只见过那女儿五六次。母女俩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听说很有钱。听邻居说莱太太原来以算命为生，自己却不相信这行。除了那母女俩，再没有见谁进过那道门——另外，看门的进去过一两回，医生进去过八到十次。
　　“许多其他人和邻居的证词大体如此，没有提到谁进过那楼房。莱太太和她的女儿是否有亲戚朋友活着也没人知道。几扇前窗的百叶窗很少打开，后窗的百叶窗总关着——四楼的后屋百叶窗除外。房子很好，不太古老。
　　“依西多·缪塞，警察，宣誓作证说他那天早晨三点左右被召到了那幢房子，在大门口见到二三十个人正在设法进门。最后是硬弄开的——用的是一把刺刀，不是钢钎。开门不太费力，因为那是一种双扇门，或叫折叠门，门下和门上没有门闩。尖叫声一直持续到门被撬开——然后突然停止。似乎是某个人或是某两个人非常痛苦的尖叫——声音高而长，不短不快。见证人带我们上了楼，来到第一个楼梯口时，听见两个人在愤怒地争吵——一个声音粗暴，另一个尖得多，怪怪的。前一个声音听出了几个字，说的是法语，可以肯定不是女声，能听见‘神圣的’和‘魔鬼’。尖厉的声音是外国人的，说不清是男是女，听不清说的是什么，但相信是西班牙语。这位证人所描写的房间和尸体情况昨日本报已有披露。
　　“亨利·德伐尔，邻居，银匠，宣誓作证说他是首批进入房屋的人之一。大体证实了缪塞的说法。他们一撞开门便把门反关上，把人群堵在外面。虽然时间很晚，人群仍在迅速聚集。证人认为那尖厉的声音是意大利人，肯定不是法国人，也不能肯定是人的声音。有可能是女人的声音。证人不懂意大利语，听不清字，但是从语调判断深信是意大利人。他认识莱太太和她的女儿，常跟她俩讲话，肯定那尖厉的声音不是她们俩中的一个。
　　“奥登海默，饭店老板。自愿作证。因为他不会说法语，所以是通过翻译询问的。他是阿姆斯特丹人，尖叫时从房前经过。尖叫持续了几分钟，说不定是十分钟，非常可怕，非常痛苦。他是进大楼的人之一，证实了前面的人的每一个说法，只除了一件事：他肯定有个尖叫声是男人发出的，法国男人，听不见说的什么话，声音很高，很快，不平稳，说时显然很害怕，也很痛苦。刺耳，与其说是难听不如说是刺耳，不能说是尖叫。那粗鲁的声音反复说：‘神圣的……魔鬼……’有一回说的是：‘我的上帝！’
　　“儒尔·密诺，德罗兰街的密诺父子银行成员，银行家，老密诺。莱斯潘娜叶太太有一点财产，在他的银行开了个户头，那是八年前那个春天的事，18××年。莱太太常常有小额款项存入，一直没有取过，死去前三天亲自来取了四千法郎，是用金币支付，由一个职员送她回去的。
　　“阿道尔夫·勒朋，密诺父子银行的职员，宣誓作证说，出事那天大约正午时分他拿了那装在两只口袋里的四千法郎陪莱斯潘娜叶太太来到她的住处。门一开莱小姐就出来了，从他手里接过一只口袋，莱太太接过了另外一只。他鞠了个躬就走掉了。那时在街上没有看见任何人。那是条背街，很偏僻。
　　“威廉·博德，水手，宣誓作证说他是进入大楼的人之一。他是英国人，已在巴黎住了两年，是最早上楼梯的人之一。听见了争吵声，粗鲁的是法国人声音，能听出几个字，但是现在记不全了。清楚听见了‘神圣的——’和‘我的上帝呀’。当时有一种声音，好像是几个人在打架，是一种刮擦声和奔走声。尖厉的声音很高——比粗鲁的声音高，肯定不是英国人的声音，好像是德国人。也有可能是女人的声音。他不懂德语。
　　“经要求重新作证，上述证人里有四个宣誓作证说，人们到达发现莱小姐尸体的房间时，那门是从室内锁住的。一切都已安静——没有喊叫声和其他声音。撬开门后没看见有人。前房窗户和后房窗户全都拉了下来，从房内牢牢扣紧。两房之间有一道门，关着，但没有锁。前房到通道的门锁了，钥匙插在室内那一边。四楼屋前的走道尽头有一个小房间，门半开，房里堆满了旧床和箱子之类的东西。把那些东西全都搬开细心搜查过，整个大楼每一寸地方都经过仔细检查，还用烟囱扫帚捅过烟囱。房子共四层，带阁楼（开老虎窗）。房顶上有个翻板门已被钉住，钉得很死——看来已多年没有开过。从听见争吵到房门撬开时间有多长，几位证人说法不一。说短有人说是三分钟，说长有人说是五分钟——因为开门很费事。
　　“阿尔封索·嘉西奥，殡仪馆老板，宣誓作证说他住在莫格路，是西班牙人，是进大楼的人之一，没有上楼。他有神经紧张的毛病，怕因激动造成不良后果。他听见了争吵声，粗鲁的声音是法国人的，听不清说的是什么。尖厉的声音是英国人的，有把握是的。他不懂英语，是从语调判断的。
　　“阿尔贝特·蒙塔尼，糖果商，宣誓作证说他是最早上楼的人之一，听见了那声音，粗鲁的声音是法国人，听出几个字，说话人似乎是在劝说；听不出那尖声说的是什么，那声音很快，不平稳，好像是俄国人的声音。他是意大利人，没有跟俄国人说过话。
　　“在这儿的几个证人经过回忆证实：四楼上所有的烟囱都很窄，人是无法通过的。所谓扫帚指的是扫烟囱的人使用的圆柱形扫帚，用这种扫帚在全屋的每一个烟道里都上下捅过了。屋子后面没有可以下楼的通道。莱小姐的尸体紧紧地塞在烟囱里，弄不动，是四五个人一起使劲才拽下来的。
　　“保罗·杜马，内科医生，宣誓作证说他是天亮前后被请来看尸体的。两具尸体都躺在发现莱小姐尸体的屋里的床架麻布上。小姐的身体伤痕累累，擦伤严重。她曾经被塞进过烟囱，足以解释她弄成那样子的道理。她的喉咙擦伤严重，颌下有几道深深的抓痕，一串青色的淤斑，显然是手指印。她脸色变得十分可怕，眼球突出，舌头咬穿了一部分。胸窝处有一个青色的大淤斑，显然是膝盖顶的。杜马先生认为莱斯潘娜叶小姐是被一个或几个身份不明的人掐死的。她母亲被可怕地分了尸，右腿和右臂每一根骨头都大体粉碎，胫骨也跟左边的肋骨类似，粉碎了。全身都有可怕的淤斑，已经变了色。这样的伤情的形成简直无法解释。这种结果必须是一个孔武有力的人挥舞起一种又重又大的钝器，比如沉重的棍子、巨大的铁棒或是椅子，才有可能造成。女人是无论用什么武器也无法造成这样的伤害的。证人看见时，死者的头已经跟身子完全分开，喉头显然是用非常锋利的工具切开的，很可能是剃刀。
　　“亚历山大·爱迪安，外科医生，是跟杜马先生一起被请来看尸体的，他证实了杜马先生的证词和意见。
　　“虽然又录了几个人的证词，却无大的进展。这种每个细节都那么神秘、那么难解的凶杀案，巴黎还从没有发生过——如果真是凶杀案的话。警察完全嗅不到猎物的气味——连线索的影子都没见到。这种情况在这类性质的案件中十分罕见。”
　　报纸的晚刊说，圣洛歇区仍然激动异常。对那幢楼再次做了仔细的检查，重新对证人进行了检验，仍然一无所获。不过，报纸的附言却宣称阿道尔夫·勒朋已被捕拘留——虽然除了已详细报道的情况之外，再没有能说明他有罪的证据。
　　杜邦似乎对案件的发展特别感兴趣，这一点我至少可以从他的神态断定，因为他一言不发，直到宣布逮捕了勒朋，他才问起我对这次案件的意见。
　　我只能跟全巴黎的人一样，认为那是一桩无法侦破的神秘案件。我看不出可能追踪到凶手的方法。
　　“我们不能靠这种表面的调查来决定方法，”杜邦说，“因为精明而受到许多赞美的巴黎警察只是聪明而已，没有别的。他们那程序除了就事论事的措施，再也没有别的方法。他们采取了许许多多的措施，但常常是牛头不对马嘴，令我们联想到儒尔丹先生。儒尔丹先生要想好好地听音乐，叫人送来的却是睡衣。警察取得的成绩有时并非不惊人，但绝大部分靠的是单纯的勤快和肯干，这类素质不起作用时他们的计划就归于失败。比如威道克吧，他很会猜哑谜，而且很有毅力，但是没有受过思维训练，于是就因为调查深入而老出纰漏，就像让看的东西太靠近眼睛而伤害了视力似的。他有可能把一两个问题看得异常清楚，但这样做的结果却必然是疏于全局。这样，就出现了一个过分深入的问题——真理并不永远藏在井里。其实，若说更重要的知识，我倒相信它总是无一例外地露在表面上的，但它的根子却在我们所搜寻的山谷里，并不在发现它的山顶上。这一类错误的方式和根源最典型地表现在我们对天体的思考上。对一个星星瞥上几眼，瞄上一瞄，向它转过眼睛虹彩的外部（它比内部更能接受微弱的影象），反倒看得更清楚，能最好地感受它的光芒——那种光芒随眼睛向它转去的角度而减弱。在后一种情况下，更多的光落到了眼睛上，但是在前一种情况下，却能产生更敏锐的理解力。过分的深入能困扰和削弱我们的思想，过分长期集中或直接的注视是可能弄得连太白金星也从天空消失的。
　　“至于对这场凶杀案，我们还是先不提对它的看法，自己去检查一遍吧。检查检查可以让我们快活一下，”（我觉得“快活”一词这样用不恰当，但没有说出口），“而且勒朋有一次还帮助过我，我对他并非没有感激之情。我们去用自己的眼睛看一看那屋子吧。我认识警察总监戈先生，得到必须的批准不会有困难。”
　　我们得到了批准，然后立即去了莫格路。那是介于黎歇留大街跟圣洛歇大街之间的若干冷清的大街之一。因为距离我们住处很远，我们到达时已是下午三点以后。那屋子很容易就找到了，因为还有人在街道对面怀着漫无目标的好奇心抬头望着那紧闭的百叶窗。那是一幢平常的巴黎楼房，有一道大门，大门一侧有个有玻璃窗的警卫亭，窗户上有滑动窗框，说明是看门人的小屋。进门前我们先沿街道往前走，拐入了一条小巷，再拐了一次，来到了那幢房屋背后。杜邦在这里检查了那幢房屋和整个的邻近地区，检查得非常仔细——我看不出那能有什么用处。
　　回来后我们来到楼房前面，按过铃，出示了证件。得到了管理人的允许，我们上了楼，进了发现莱斯潘娜叶小姐尸体的房间。两个死者仍然躺在那里。房里的混乱状态仍然按规定保留未动。除了《论坛杂志》报道过的情况之外，我再也没有新的发现。杜邦却仔细地观看了每一样东西——就连受害者的身体也没有放过。然后我们又进了其他的房间，去了后院。整个过程都有个警察伴随着。我们一直检查到天黑才离开。回家路上我的伙伴还去了一个日报办公室耽误了一会儿。
　　我曾经说过，我的伙伴的奇思异想层出不穷，我得承认。此刻他拒绝谈惨案的问题——他就是那脾气，直到第二天正午左右，他才突然问我，我在那暴行现场是否发现了什么特别的东西。
　　不知道为什么，他强调“特别”一词时的态度使我背脊发凉。
　　“没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我说，“至少不比我们在报纸上看到的更特别。”
　　“我担心的是，”他回答，“那‘杂志’并没有触及惨案那不寻常的恐怖部分，但是报纸的意见我们就别管了。我似乎觉得，大家都以为这惨案侦破不了，而那正是应该让我们感到容易侦破的原因——我指的是惨案的表面现象。从表面上看，它似乎没有动机——不是没有杀人的动机，而是没有残暴杀人的动机。把警察弄糊涂的就是这东西。而听见了争吵跟楼上再也没有人（被杀害的莱斯潘娜叶小姐除外）这两个事实又似乎无法调和，再加上上楼的人不可能看不见逃走的凶手，这些都弄得他们晕头转向。那乱七八糟的房间，头冲下塞进烟囱的尸体，被悲惨地割掉了脑袋的老太太，再加上刚提到的那些问题，还有些不用我说的情况，已经足够让那个政府机构瘫痪，使他们所夸耀的‘聪明’迷失方向。他们犯了一个常见的大错：混淆了反常与神秘。理智是在平常层面的悖离中摸索前进，并发现真理的——只要它肯摸索。在我们此刻所从事的这次调查里，应该问的问题不是‘发生了什么’而是‘发生了以前没有发生过的什么’。我事实上即将（或已经）揭开这个疑团，而我破案的轻松程度却恰好跟它在警察眼里的那表面的难解程度成正比。”
　　我瞪大了眼睛望着说话的人，惊呆了，说不出话来。
　　“我现在正等着一个人，”他望着我们公寓的门说了下去，“这人虽然未必是惨案的制造者，却跟它的发生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人在惨案最残酷的部分面前很可能是清白的。我希望我的这个假定没有错，因为我破解整个哑谜的希望就建立在这个假定上。我此刻就在这里随时期盼着那个人的到来——到这个房间里来。对，他可能不来，但八成会来。他要是来了就得让他留下。这是两把手枪，必要时我俩知道该怎么使用。”
　　我拿过手枪时几乎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不知道是否相信自己听见的话。这时杜邦又说了下去，很像在独白。在这种时刻他那神秘的样子我早说过了。他的话是说给我听的，但是声音和调子却好像是说给远处的人听的——虽然很低。他眼睛望着墙壁，没有表情。
　　“在楼梯上的人听见的争吵声，”他说，“不是那两个女人的声音，这已经得到充分证明。这就完全解除了我们的一个怀疑：老太太是否可能先杀了女儿然后自杀。我这样说主要是为了说明方法问题：因为莱斯潘娜叶太太根本没有力气把女儿的尸体塞进烟囱，就像那女孩被发现时的样子。而老太太自己身上的伤情也完全排除了自我毁灭的设想。因此，凶杀是第三方干的。人们听见的争吵声就是第三方的声音。现在我要谈一谈了，不是谈关于那争吵声的全部证词，而是谈证词里那特别的东西。你看出其中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了吗？”
　　我指出，虽然所有的人都说那粗鲁的声音是法国人，但是对那尖厉的、有人说是难听的声音，却说法不一。
　　“你说的是证词本身，却仍然没有指出特别的东西。特别值得注意的东西是有的。你指出了证人们对那粗鲁的声音的看法相同，彼此一致；但是对那尖厉的声音的态度却还有点独特。不在于说法不一，而在于意大利人、英国人、西班牙人、荷兰人和法国人全都被描写成外国人的声音，都肯定不是自己同胞的声音，相反，都被认作自己所不熟悉的外国人的声音。法国人认为是西班牙人的声音，说是如果他懂西班牙语，就可能听出几个字。荷兰人坚持那是法国人的声音，但我们发现有个说明：因为这证人不懂法语，查问是靠翻译进行的。英国人认为那是德国人的声音，而他却‘不懂德语’。西班牙人肯定那是英国人的声音，但却完全是靠语调判断的，因为他不懂英语。意大利人相信那是俄国人的声音，但是他从来没有跟俄国人说过话。而第二个法国人却反对第一个法国人的说法，他肯定那声音是意大利人的，而他也不懂那个语言，跟那西班牙人一样是从语调判断的。现在，从所能引用的有关证词看来，那声音真是奇怪得太不寻常！欧洲五大区域的居民谁都没有从那语调里听出熟悉的东西来！你可能会说那是亚洲人或是非洲人的声音，但是，亚洲人和非洲人在巴黎的不多。不过，对于这个推论我暂不否定，我只想提出三点：有个人说那声音‘与其说是难听不如说是刺耳’，还有人说它‘很快，不平稳’，却没有一个人说他分辨出了一个字。”
　　“到现在为止，”杜邦接下去说道，“我不知道我的话对你的理解力产生了什么影响，但是，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这一部分证词（粗鲁声和尖厉声）的合理推论本身就足以产生一种怀疑，为进一步调查那神秘案件指出道路。我说‘合理推论’，但还不能完全表达我的意思。我想表达的是：那是唯一的合理推论，从它所引申出的无可避免的唯一结论就是怀疑。不过，我怀疑的是什么，现在暂时不讲。我只希望你记住，对我而言，已经有足够力量构成具体的形象了——对我的室内调查而言，已经有一定的倾向了。
　　“现在，让我们在幻想中飞回那房间里去。我们在那儿首先要找什么？杀人犯逃走的办法。有一句话不为过分：我们俩都不相信超自然东西的存在。莱斯潘娜叶太太和小姐不是被妖精杀害的；而案犯也是物质的，是用物质的办法逃走的。那么，是怎么逃走的呢？幸运的是，在这个问题上只有一种思维方式，那方式一定要把我们引向一个结论——现在我们就一个一个地开始检查可能逃走的方式吧。很显然，在人们上楼时，凶手就在发现莱斯潘娜叶小姐尸体的房间里，至少也在附近的房间里。那么，我们就只能在这两个房间里去找逃走的路了。警察已经从各个方面搜查了地板、天花板和墙壁，以他们的机敏是绝不会放过任何秘密出口的。但是，我还没有相信他们的眼睛，我又用自己的眼睛检查了一遍。那么，秘密出口是没有的了，从两个房间通向走廊的门都是从内部牢牢锁住的，钥匙留在锁孔里。我们再看看烟囱吧。壁炉以上八或十英尺的烟囱都是普通宽度，是连大一点的猫都钻不过的。通过已经分析过的道路逃走既已绝对不可能，那就只剩下窗户了。没有人能从前屋的窗户逃走而不引起街上人的注意，因此杀人犯只能是从后屋窗户逃走的。现在，我们已经接近了这样一个不容含糊的结论。作为推理者，对这个结论我们是不能因为表面上的不可能而否定的。这样，留下来要我们证明的就只能是：这种表面上的不可能其实就是可能。
　　“这房间有两个窗户，一个没有被家具堵住，完全看得见，另外那扇窗户下半部被塞到窗前的笨重床架挡住了，看不全。人们发现前一个窗户被从里面牢牢关住了，想打开它的人用尽了力气也不行。窗框的左边有一个用钻子钻出的大孔，里面插了一根结实的钉子，几乎只留了钉头在外面。他们检查了另外那扇窗户，同样有一颗钉子插在里面，同样是用很大的劲也打不开。警察完全满足了，认为在这个方向无路可逃。因此，他们认为取下钉子打开窗户是多此一举。
　　“我自己的检查却要挑剔一些，那是由于我刚才提出的原因：我认为，要证明一切表面上的不可能其实是可能的，必须从这儿入手。
　　“我是这样思考的——从结果反溯原因。杀人犯就是从这两扇窗户逃走的，既然如此，他们就不可能像我们所看见的那样，再从室内插上窗户。这表面现象使警察停止了对这个地方的检查。可是，窗户又确实是关上的。那么，这窗户就一定有自己关闭的能力。这个结论无法回避。我来到那没有被挡住的窗户前，费了些劲取出了那颗钉子。我要想抬起窗户。正如我所估计的，竭尽全力也抬不动。我现在明白了，一定还有个隐藏的弹簧，我坚信这一点，不管那钉子的情况看上去多么神秘，我相信至少我的设想是正确的。我仔细一找，果然很快就找到了那隐藏的弹簧。我摁了摁，证明我的发现是对的。我停了手，没有打开窗户。
　　“现在我重新放回钉子，仔细观察了它一下。一个从窗户钻出去的人是可能把窗户再关上的。但是，弹簧可以卡上，钉子却无法放回。结论很明显，这就再次缩小了我的调查范围。杀人犯一定是从另外一扇窗户逃走的。那么，我们假定两扇窗户上的弹簧都一样（那八成有可能），那么，就必须在两枚钉子上找出不一样的地方，至少它们的固定的方式不一样。我爬上了披着麻布的床架，越过床头板仔细检查第二扇窗户。我把手伸到床头板后面，很容易就找到了弹簧，按了按。跟我的假定相同，它的性质跟另一枚弹簧完全一样。现在我看了看那钉子，它跟另一枚钉子一样结实，也是像那样差不多只看见钉头。
　　“你会说我可能茫然了，你要真这样说的话，就一定是误解了我的推论的性质。借用一个打猎的术语，我一刻也没有出错，从没有跟掉过猎物的气味。整个链条没有一个环节有缺漏，我已经把疑团追踪到了最后的结果。结果就在那颗钉子上。我说过了，它跟另外一扇窗户的钉子各方面都一样。这个结果虽然看来是结论性的，可是跟线索追踪到此结束的推理一比，就绝对是虚幻的了。‘钉子一定有问题。’我说。我一抽，取出的是带大约半寸钉身的钉头，剩下的半截还在孔里，是断在了里面。断面是旧的，边上生了锈，显然是用锤子敲断的，下半截钉子还留在窗框里。现在我把断掉的部分仔细放还洞里，看去还是一枚完美无缺的钉子，断口却看不见。我一摁弹簧，窗户抬起了几英寸，钉头也跟着抬起，却还牢牢插在洞里。我关上窗户，钉子看上去仍然无懈可击。
　　“现在，谜底找到了。杀人犯是从靠床的窗户逃走的。他一走出，窗户就自动落下（或是故意拉下），被弹簧锁住。警察把弹簧的锁力当成了钉子的作用，于是认为没有必要再追究了。
　　“下一个问题是下楼的方式。在这一点上我在跟你一起围着那房子转时已经得到了答案。距离那扇窗户大约五英尺的地方竖着一根避雷针，没有人能从避雷针爬上窗户，更不用说爬进屋去了。但是我注意到，四楼的百叶窗很特别，是巴黎木匠所说的‘火印式’。这种花饰现在已不大使用，但在里昂和波尔多极古老的建筑上仍然常见。它的样子很像普通的门（单扇门，不是折叠门），但是上半部装饰了格子花或散放花架，这就给手提供了极佳的攀援点。目前这窗户的百叶窗足有三英尺半宽。我们从房子背后看去，两扇百叶窗都大体半开，就是说跟墙壁构成九十度的角。警察很有可能跟我一样，检查了公寓房的背后，但即使检查过，只见这火印式格子窗像那样开着（肯定是那样开着的），就看不出它会有那么宽。总而言之，他们没有给予它应有的重视。事实上，他们既然满足于认为这个方面不可能有出口，当然也只随便检查一下完事。但是我却很清楚，床头上那扇窗户的百叶窗如果打开到靠近墙壁的程度，距离避雷针就只有两英尺。还有一点也很清楚，只要鼓起极不寻常的力量和勇气，从避雷针是可以进入窗户的。一个强盗伸手到两英尺半处（我们现在假定百叶窗完全打开，贴紧墙壁）是可以牢牢抓住窗格的。然后，他放掉避雷针，一条腿安全地顶住墙壁，鼓起勇气一蹬，就可能晃动百叶窗，让它关闭。让我们想象那时窗户开着，他就有可能晃进屋子里去。
　　“我请你特别记住，我说过，要胜利地完成这样危险和困难的动作，要求异乎寻常的矫健身手。我打算向你表明：第一，那是可以做到的；而第二，主要的，请你让自己深刻理解，能完成这种动作的矫健身手非常罕见，几乎是超自然的。
　　“你无疑会使用法律的术语说，为了‘自圆其说’，我应该低估完成那动作所需的矫健程度，而不该坚持充分估计。在法律上可能会这样，但从理智上却不能这么做。我的直接目标只是事实，而间接的目标则是引导你把我刚才提到的那极不寻常的动作，联系那极其奇特的、尖厉的（或刺耳的）、不稳定的声音来进行思考。对于那声音的国籍没有两个人的意见是一致的，而它说的话却又连一个音节也没有人听出来。”
　　听见了这些话，杜邦的意思变成了个半成形的模糊概念，掠过我的心里，我似乎来到了理解的边缘，却没有能力理解。就像有人有时那样，似乎到了回忆的边缘，却又终于没有回忆起来。我的朋友继续分析下去。
　　“你会发现，”他说，“我的问题已经从怎么逃走变成了怎么进屋了。我的设想是：进屋与出屋是同一个办法，同一个地点。我们现在回来看看屋子内部。先看外表。据说五斗橱的抽屉被盗了，虽然里面许多衣服还在。这个结论是荒谬的，只是一种猜想，非常愚蠢的猜想。我们怎么会知道抽屉里看见的就不是原有的东西的全部？莱斯潘娜叶太太和她的女儿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不会见客人，也很少出门，用不着换多少衣服。已发现的东西至少是这样的女士们所能买得起的。强盗真要偷，为什么不拣最好的？为什么不全拿走？一句话，他为什么放着四千金法郎不要，却去拿一包累赘的衣服？金币扔下了——银行家密诺先生所说的数目差不多全部都在，口袋里有，地板上也有。因此，我希望你从你思想上扔掉动机这个误导的想法，那是金币送到门口那部分证词在警察头脑里唤起的念头。款子送去了三天，收款人就被杀害。比这还惊人十倍的巧合在人们的生活里每个小时都在出现，却没有引起谁片刻的注意。对于那类没有受过丝毫或然率教育的人来说，一般的巧合是很大的绊脚石。而或然率是人类研究过的最光辉的问题之一，它使人们获得了最辉煌的成就。就以现在的案例而言，要是金币不见了，三天前送金币的事可以构成不止是巧合的理由，还可以构成证实动机的想法。但是，就这桩案件的实际情况来看，我们如果假定黄金是凶杀的动机，那么我们就还得想象出案犯是那么个犹豫不决的傻瓜，把黄金连同作案动机都一起放弃了。
　　“现在，我想要请你注意的问题你都牢记了：那特别的声音，那特别的矫健，那特别残酷却又特别缺少动机的杀害。现在我们来看看这次屠杀本身吧。这儿是一个用双手的力量掐死、然后被头朝下塞进烟囱里去的妇女——一般的杀手是不会使用这种方法的。最不可能的是对已经杀死的人的这种处理。你不能不承认，把尸体倒塞进烟囱的做法是十分独特的，跟我们人类行为的一般概念完全无法一致，即使把杀手看作是穷凶极恶的人也讲不通。你再想想看，把尸体用那么大的力气往上塞进那么小的洞里，几个人一起用劲还几乎拽不下来，那得要多大的力气！
　　“再看看使用极其惊人的力气的其他表现吧。壁炉上有几大把头发，很大把的灰色头发，是连根拔下来的。哪怕只从头上扯下二三十根头发，也得要多大的劲你是知道的。那几把头发你和我都看见。头发根（可怕的景象）上连着一块块头皮和肉。它无疑说明使用了超人的膂力，那得是可以一次拽下五十万根头发的力气！老太太的喉头不仅是割破了，连脑袋都跟身子完全分了家，而工具不过是一把剃刀！我希望你再看看这案子的凶暴残忍，莱斯潘娜叶太太身上的伤就不再说了。杜马先生和他尊贵的同事爱迪安先生已指出，那是由某种钝器造成的。到目前为止这两位先生都没有错。那钝器显然就是院子的石头地面，受害者是从靠床的窗户扔到地上来的。这个现在看来似乎非常简单的想法被警察的推理忽略了，理由跟他们忽略百叶窗打开的宽度相同。因为警察的观察力受到了那枚钉子的蒙蔽，他们根本想不到那窗户有打开的可能。
　　“如果现在，在这一切之上，你再恰如其分地考虑了房里那离奇的混乱和我们探讨过的那些问题：惊人的矫健、超人的膂力、凶暴残忍、没有动机的屠杀、跟人类绝对不同的出奇的恐怖，再加上好多个国家的人都听不出的语言，丝毫分辨不出的音节……那么，结论是什么？对你的想象力造成了什么印象呢？”
　　我被杜邦几个问题一问，不禁毛骨悚然了。“这案子是，”我说，“一个疯子干的——从附近疗养院逃出的一个满嘴梦呓的精神病人。”
　　“在有些方面，”他回答，“你的想法并非不在点子上。但是疯子说话，即使乱七八糟，也不会像人们在楼梯上听见的声音那么特别。疯子也总是哪个国家的人吧，他们的语言不管怎么乱，总会有音节贯穿的。何况疯子的毛发绝不会像我现在手上的这样子。这一小撮毛是我从莱斯潘娜叶太太僵硬捏紧的手指头里取出来的。对这东西你怎么看呢？告诉我。”
　　“杜邦，”我说这话时彻底失去了勇气，“这个毛非常奇怪，不是人类的毛。”
　　“我可没有说它是人类的毛，”他说，“但是，对这个问题我们先不下结论。我希望你来看看我在这张纸上画出的轮廓。它是一幅准确的临摹图，临摹的是一部分证词所说的莱斯潘娜叶小姐喉咙上的‘青色淤斑’和‘深深的抓痕’和另一部分证词（杜马和爱迪安两位的）所说的‘一串青色的淤斑，显然是手指印’。
　　“你能看出，”我的朋友说着把那张纸铺开在我们面前的桌子上，“这幅图表现出那东西抓得有多紧，多死，看不出丝毫挪动，每根指头都抠得死死的，抓紧在最初抓住的地方，很可能直到把人掐死。你现在来试试看：把你所有的指头同时放到你所看见的指印上。”
　　我试了试，做不到。
　　“我们的试验可能不公平，”他说，“纸是摊开在平面上的，而人的喉咙是圆柱体。这儿有一段圆形木柱，周长跟喉咙差不多。把这画包在它上面，再试一下看。”
　　我照办了，但是困难显然比刚才还大。
　　“这不是人类的手印。”我说。
　　“现在你，”杜邦回答，“读一读居维叶［8］下面的这一段话。”
　　那是一段对东印度群岛的黄褐色大猩猩的详细叙述，总体看来是描述性的。这种哺乳类动物的魁梧的个子、超人的力气、矫健的动作、它的野蛮残暴和喜爱模仿的倾向是人所共知的。我明白了这次惨杀的恐怖程度。
　　“它对指头的描写，”我读完后说，“跟这张图完全一致。我看出来了，除了这里描写的这种大猩猩，任何野兽也不能造成你所画出的指印布局。而这一撮黄褐色的毛也跟居维叶所描述的野兽的毛的性质完全相符。但是，我还是不能理解这桩神秘的恐怖案的细节，而且还有人听见的两个人争吵的声音，其中一个还无疑是个法国人。”
　　“没有错！你应该还记得一句话，那是大家一致认为出自那个声音的‘我的上帝’，这个声音在那个环境里被一个证人（糖果商蒙塔尼）正确地认作是阻止或是诱劝的表示，因此，我彻底揭开这个疑团的希望就主要建立在这句话上。一个法国人看见了这场凶杀，而他有可能并没有参与这次血腥的活动——事实上比‘有可能’还可能了许多。大猩猩有可能是从他身边跑掉的，那人有可能跟踪到了这间屋子，但是在随后的令人激动的情况下他再也抓不住它了。那大猩猩有可能目前还在逃。我不再继续猜测下去了——因为我无权说它不是猜测，而这些猜测所依据的设想还不够充分，我自己的理智还不能接受，也还不能让别人的理解力接受。那么，我们就把它看作是猜测，也称作是猜测吧。如果那法国人正如我所猜测的一样，在凶杀案里是清白的，那么我昨天晚上在《环球报》社留下的广告就会把他带到我们的住处来——《环球报》为航运界的利益服务，水手们喜欢看。”
　　他递给我一张报纸，我读到了下面的话：
　　捕获——×月×日（惨案发生的早晨）在布伦森林捕获婆罗洲产大猩猩一只。该猩猩主人（据确认为马耳他某船水手）如能提出满意证据，付出一定的捕捉与饲养补偿，即可领回。请于3日前来圣日尔曼郊区×路××号接洽。

　　“你怎么可能知道那人是水手，”我问，“而且是马耳他船上的水手呢？”
　　“我不知道，”杜邦说，“我没有把握。但是我有一个小小的丝结在这儿，它的样子和油腻都显然说明是用来系水手们喜欢的那种长辫子的。还有，这种结子除了水手，尤其是马耳他水手，很少有人会打。我是在避雷针下拾到的，而它不可能是死者的。我之所以推测他是马耳他船上的法国水手，靠的就是这条丝带。即使我推测错了，我登在广告上的话也没有任何妨碍。说错了，他也只会认为我受到了什么东西的误导，不会费事去追究的；但是，如果我说对了，我却能赢得一个高分。那法国人清白无辜，却知道这惨案，他自然会犹豫不决：会考虑是否对广告做出反帀?，是否前来认领大猩猩。他会这样想：‘我是清白的，我很穷，而我的大猩猩很值钱——它对目前处境里的我是一大笔财富。我干吗要因为毫无根据的畏惧而放弃它呢？大猩猩就在那里，可以要回来。它是在布伦森林抓到的，距离杀人现场非常远，谁能想到作案的会是这头凶猛的野兽呢？警察并没有嗅到气味，并没有找到丝毫线索。即使他们追踪了大猩猩，也不可能证明我是知情的，也不会因为我见到过现场而把我扯到案子里去。而最重要的是：有人已经知道我了。登广告的人指明了我是大猩猩的主人，那人究竟了解我到什么程度我还不知道，要是这么宝贵的财富我都不敢去认领，而人家又知道是我的，至少是会引起对那畜生的怀疑的，我的办法是不要让人注意到我或那畜生。我要对广告做出反应，把猩猩领回来，好好地隐藏起来，等到风声过去。’”
　　这时候我们听见楼梯上传来了脚步声。
　　“准备好手枪，”杜邦说，“但是，没有我的信号绝不能使用，也别暴露。”
　　房屋的大门开着，客人已进来了。他没有拉铃，上了几级台阶，似乎犹豫了。我们随即听见他走下了台阶。杜邦急忙往门边走，我们又听见那人在台阶上站住了，这一回他没有往下走，而是下定决心走了上来，敲了门。
　　“请进。”杜邦欢欢喜喜地说。
　　那人进来了，显然是个水手，一个高大、健壮、肌肉暴突的汉子，脸上带着敢于挑战魔鬼的神气，并非完全不讨人喜欢。那张脸晒得很黑，又给络腮胡和八字胡遮去了一大半。他手握一根结实的橡木短棍，看来再没有别的武器。他笨拙地鞠了一个躬，用法国口音说了声“晚上好”，虽带点纳夏托的口音，却足以表明他出生在巴黎。
　　“请坐，朋友，”杜邦说，“我估计你是来认领大猩猩的。说真话，我可真羡慕你有这么一头出色的畜生。它无疑很值钱。你估计它有多大了？”
　　水手嘘了一口大气，似乎卸下了心里一个难以承担的重负，用自信的口气回答道：
　　“我说不清，但不会大于四五岁。它就在你这儿吗？”
　　“啊，不在，我们这儿没有饲养条件。它在附近的杜波格路牲畜寄养处。上午你就可以得到。你当然已经准备好了认领证明。”
　　“没有问题的，先生。”
　　“跟它分手我还真有点不舍得呢。”杜邦说。
　　“你喂养了他，我没有让你白费力气的意思，先生，”他说，“不会那么想的。我很愿意为你找到大猩猩而付给你报酬，就是说，只要合理。”
　　“好了，”我的朋友说，“当然会公平合理。我来想想看！我想要的是什么报酬呢？啊，我来告诉你吧。我想要的报酬是：请你尽你所知告诉我莫格路杀人案的情况。”
　　杜邦说最后这句话时声音很低，态度很平静，同时平静地来到了门口，锁上了门，把钥匙放进了口袋。然后他从胸前取出了一把手枪，丝毫不带炫示地放到桌上。
　　水手的脸红了，似乎在跟窒息作斗争。他猛一蹦站了起来，抓住短棍，但随即一屁股坐回了原位。他一脸死亡的颜色，猛烈地发起抖来，没有说话。我打心底深处可怜他。
　　“我的朋友，”杜邦口气温和地说，“你这是在白吓唬自己，真的。我们完全没有伤害你的意思，我以绅士和法国人的荣誉向你保证没有。我完全明白你在莫格路惨案里是清白的。不过，要否认你跟那事有一定的牵连也不行。我刚才已经说过，你肯定明白我对这事有相当的消息来源，而那来源是你做梦也想不到的。现在，情况就是这样，你可以避免的事你都避免了，你肯定没有犯罪，即使在有可能逍遥法外的情况下也没有犯盗窃罪。你没有什么必要隐瞒，也没有理由隐瞒。而在另一方面，按照一切道德的原则，你也必须坦白说出你所知道的全部情况。现在有个无辜的人被拘留了，就是因为你能指出的凶手的那桩罪行。”
　　杜邦说这话时，水手的情绪大大地稳定了下来，原来那副豁出去了的神气消失了。
　　“上帝保佑，”他稍停了片刻说，“我愿意把我所知道的情况全部告诉你，但是我估计你对我的话是一半也不会信的——换了我，我要是信了也会是个傻瓜。可是，我确实是清白的，即使要我为此丢了命，我也得把心里的话全说出来。”
　　下面就是他所说的话的实质内容。他最近航海去了一趟东印度群岛，跟几个人在婆罗洲上了岸，为了好玩，进入了腹地。他跟一个朋友一起捉住了一头大猩猩。那朋友死去后，大猩猩就成了他一个人的财产。在回国路上，那桀骜不驯的动物的暴烈脾气惹了很大的麻烦，可他终于回到了巴黎，把那东西安全地关进了自己的住处。为了避免引来邻居不愉快的好奇，他把那东西小心翼翼地隐藏好了，静候猩猩在船上被木桩刺伤的腿痊愈。他的最终目的是把它卖掉。
　　那天晚上，或者说出事的那天早上，他跟水手伙伴们玩了大半夜回来，却发现那畜生占领了他的房间。它是从隔壁的小房间闯进来的——他原以为可以把它安全地关在那里的。那东西手上拿着刮胡刀，脸上涂满剃须膏，正坐在镜子面前，想做刮胡子的动作——显然它以前从小房间的钥匙孔里看见过主人刮胡子。那人一见那么危险的武器落到了那么凶狠的畜生手里，而且很可能使用，便怕得要命，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但是，他已经有了个习惯：即使在那野兽情绪最凶猛时也能用鞭子制服它，于是他又用起了那办法。大猩猩一见鞭子，急忙从房间门口逃出去，下了楼，再从一扇不幸敞开的窗户跳了下去，落到大街上。
　　那法国人绝望地跟着，猩猩手上攥着刮胡刀，偶然地回头望望追它的人，向他张牙舞爪。法国人差不多靠近了，它就逃走。这样，你追我赶继续了许久，经过了一条条笼罩在深沉的寂静里的街道，直到差不多早上三点。在沿着莫格路后的一条小巷走着时，有灯光吸引了那逃跑的野兽的注意，那是从莱斯潘娜叶太太家的四楼房间的窗户里透出来的。那野兽往大楼跑去，看见了避雷针，急忙以难以想象的矫捷爬了上去，抓住了紧靠墙壁的百叶窗，借助百叶窗一荡，直接落到了窗前的床头板上，整个过程还不到一分钟。大猩猩进窗户时踢了一腿，百叶窗又打开了。
　　这时水手既是高兴又是犯难。现在他大有希望重新抓住那畜生了，因为它一进屋子就除了避雷针之外再无别的出路；而只要它顺避雷针下来就有可能抓住它。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也还有很多担心的理由，不知道那东西会在屋子里干出什么事来。这种想法迫使那人继续跟踪。爬上避雷针并不是费劲的事，尤其对于水手而言，但是等到他爬到跟他左边远处的窗户齐平时，却没法子再追了。他所能做到的最多也只是探过身子望一望房间里。可是那一望却把他吓得魂不附体，几乎一松手摔了下来。那正是惊醒了莫格路住户的几声凄厉的尖叫声在夜里响起的时候。莱斯潘娜叶太太和她的女儿穿着睡衣，显然在整理我们提起过的那铁箱里的文件。保险箱推到了房间正中，保险箱门开着，里面的东西放在旁边的地板上。受害者一定是背对窗户坐着。从那畜生进屋到尖叫声发出之间的时间看来，母女俩似乎很可能没有立即发现那野物。百叶窗的开合自然被看作是风的作用了。
　　到水手望进屋里时，那硕大的畜生已抓住了莱斯潘娜叶太太的头发（她正在梳头，头发披散），在她脸前挥动着刮胡刀，模仿着理发师的动作。那女儿趴在地上，一动不动，已经昏死过去。大猩猩很可能最初只有和平的意图，可老太太的尖叫和挣扎却产生了惹他大发脾气的效果。它那肌肉暴突的胳臂使劲一挥，就几乎把老太太的脑袋从身子上生生地砍掉了。那畜生一见鲜血，愤怒又变成了疯狂。它龇牙咧嘴，眼里冒火，扑到那姑娘身上，用可怖的爪子紧紧卡住她的喉咙，一动不动，直到她断了气。这时那野兽的目光又疯狂四望，落到了床头板上，却在床头上方隐约看见了主人惊呆了的面孔。显然，那畜生还记得可怕的鞭子，愤怒随即化成了恐惧。它明白自己要受到惩罚，似乎想隐瞒自己干下的血腥勾当。它疯狂起来，在房里跳来跳去，掀翻着家具，也破坏着家具。他从床架上拆下了床体。最后，它先是抓住女儿的尸体，把她往上塞进烟囱，成了后来被发现时的样子，随后又把老太太的身子从窗口猛然扔了出去。
　　在那畜生扛着莱太太残破的身子来到窗户前时，水手吓得爬回了避雷针。他不是爬下去，而是滑了下去，匆匆跑回了家。他担心着杀人案的后果，也乐得不再关心大猩猩的命运。人们在楼梯上听见的话语就是那法国人感到恐怖和惊慌时的喊叫，混合了那野兽魔鬼般的哼哼声。
　　我几乎没有什么可补充的了。那大猩猩一定是在人们开门之前离开房间，沿避雷针逃走的；一定是在穿过窗户后又把窗户蹬了回去。以后，主人自己又抓住了大猩猩，在植物园卖了很大一笔钱。我们到警务总监的办公室介绍了情况（杜邦还加上几句评论），勒朋马上被释放了。不管这位官员对我的朋友多么友好，他对案情的这种转折却不能不耿耿于怀，老是要含讥带讽地来上两句：还是自己管自己的事好些。
　　“让他们议论去吧，”杜邦觉得用不着回答，只说，“让他说吧，说了他良心上好过些。我在他的堡垒里击败了他，已经满足了。不过，我们的朋友警察总监之所以没能破解这个疑案，并不像他自己所感到的那么不可思议，因为他事实上太聪明，因此缺少了深度。他的智慧里缺少了韧性，就像画中的女神拉瓦娜一样，只有脑袋没有身子，最多也只像条鳘鱼，只有头和肩。我因为一句精彩的行话而特别喜欢他，而他也因为这话获得了聪明的美誉。我指的是他‘对现存的能够不承认，对没有的却能够论证’［9］的本领。”

　　* * *

　　［1］古希腊神话中的女头鸟身的妖怪，歌声美妙，能使人忘记一切，甚至饥饿而死。荷马史诗《奥德赛》里的奥德修斯在他的船靠近塞壬时用蜡封了水手们的耳朵，并把自己拴到桅杆上，才从她们身边安全驶过。
　　［2］希腊军将军阿喀琉斯因为对统帅阿加门农有意见，拒绝出战，曾躲到妇女群里。故事见荷马史诗《伊利亚特》。
　　［3］一种纸牌的玩法，是桥牌的前身。
　　［4］薛西斯一世（公元前约519—约465年），古波斯帝国国王，是大流士的儿子，号称薛西斯大帝。
　　［5］　古希腊哲学家，主张过宁静而快乐的生活。
　　［6］法国金币，值二十法郎。
　　［7］这里的“事件”一词英语是affair，有时有风流事件的意思。
　　［8］居维叶（1769—1832），法国生物学家。
　　［9］原注：见卢梭《新爱洛伊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