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8期
“人多了”别议
作者：黄一龙
听多了这样的诉苦，我渐听出它有扩大化的倾向，其实“人多了”只有在与某些消极因素迭加即共同作用，才是缺点。相反则未必。
现在一提人多，大家多皱眉头，可是有一种人不皱，那就是商人。中外商人盯着我国有个巨大的市场，连眼睛都不眨，何敢皱眉！我国的市场大在何处？大在人多。13亿人口，每人每天买一个馒头用一张手纸，就可造就若干世界级的馒头大王手纸大王，遑论买手机电脑汽车了。不过现在我们虽然经济总量在世界上已经有头有脸地能和大佬们排排坐，而且“总体”进入小康，只是有个可恨的“基尼系数”不帮忙，贫富差距也居世界前列，“总体”的财富多在少数先富起来的人士口袋里，“小康”不过停留在“人均”水平，甚多的人还如把宫中的太监伙同皇上一起计算“人均”拥有老婆若干个一样，一点光也沾不上的。原来说的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达到共同富裕”，话的前一半倒狠狠地落实了，“之后”之后的消息就渐行渐远，渺茫了起来。就拿应该比一般农民生活水平高点的“知识分子”来说，至今甚至还存在月薪40元的“代课教师”群体。这样的收入水平买馒头手纸都不得不忍了又忍，那少数富人力量再雄厚本事再高强，即使周身穿银戴金顿顿吞金嚼银，也难搅出多大的动静来。所以我们的“巨大市场”还是潜在的东西，造就这样那样大王的功能也就尚待发挥。不过它已说明，就经济增长的潜力而论，缺点不在人多，而在人穷。假使人多而兼富，连造就什么大王都易如反掌，更无须说多年来当局孜孜不倦地“拉动内需”，当绝不至于费尽移山之力大拉特拉而巍然难动了。
或曰人多必然穷，因为土地不会变多资源只会变少，人一变多，人均就少，哪有不穷之理。这种理论的可信度如何，只要比较一下我们的东邻日本，就可明白。和我国相比，日本的人口为1/10，而国土面积仅为1/25，我们容纳一个人的地方，它那里要挤两个半人；资源就更不用说了，几近于无；它的石油的99?郾7%，铁矿石的100%，盐的86%，以及几乎所有资源的绝大部分，都须依靠进口。然而他们穷吗？那么何以别人人多而变富，我们人多而“固穷”？上述“基尼系数”的不同是个原因，有统计表明，上世纪末它在中日两国分别为（贫富差距大到危险境地的）0?郾4以上和（分配比较平均的）0?郾3以下。不过还有一个更显著的原因，就是他们的生产技能经营本领比我们高强。为何如此呢？
日本不仅文盲率为零，而且做到了100%的初中入学率，也就是说，他们任何一个就业的人，至少具有初中毕业的文化水平。相比之下，我国的文盲半文盲约占总人口的15%，也就是两亿，为日本全国人口的一倍半。几年以前有资料显示，当时中国的初级教育相当于日本1900年的水平，落后100年；中等教育相当于日本1910年的水平，落后90年；高等教育相当于日本1920年的水平，落后80年；教育经费相当于日本1920年左右的水平，也落后80年。即使此说未必精确或者这几年我们大有进步，至少也表明两种教育环境确有高下之不同。我们早有“义务教育法”，可惜多年来解读为家长恪尽“义务”。而本应培养在科学前沿探索未知人才的一流大学，学术水平未见长进，“伪学术”却频频现形；去年又有北京大学首长宣布他们那里只教“得到实践检验，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知识”，看来是生怕他的学生向任何未知的领域探索了。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教育环境。在各自环境下面培养出来的人，谁能以更少的投入创造更多的财富，不是很明显吗！我们固然以“勤劳勇敢”傲视天下，可奈别人“聪明能干”何！当我们高兴于“中国制造”的商品摆满外国货架的时候，却不能不为它们多为“外国创造”为忧。即以“制造”而论，我们在人力投入能源消耗环境保护等方面，都大大落后于别人；唯一可以对人夸口的，只是“劳动力便宜”即我们的不值钱，真是不好意思！以更少投入创造更多财富，用理论语言说，就是创造更大的“劳动生产率”；而创造超过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正是列宁指出的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证明。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半个世纪了，居然还在慨叹于人多财富少即劳动生产率低下，这应当不是社会主义的过错，而在疏于教育出高素质的劳动者。所以在劳动生产率方面，与其简单地抱怨我们的人多了，无宁准确地指出我们高素质的人少了。
以上分析，说明“人多了”之成为问题是相对的即有条件的。不过有一种人多的弊端倒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这就是官多了。一般地说，百姓再多，伸手依靠社会救济维生的总是少数，绝大多数人总是要自己挣钱养活自己和子女的；所谓政府养活人民是世界上最无知的臆语之一，没有哪个政府有能赖“养活”自己的人民。相反政府亦即大小官吏倒真要靠人民养活。当然官吏也不白吃饭，他们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不过这不包括冗官；官而至于冗，则只会吃饭并不干事，只是社会的负担。
中国的官究竟冗不冗冗多少，目前流行的一个算法是算多少百姓养一个官，算来算去算不明白。其实这种算法在两个方向上都靠不住：一方面，它把真正提供社会服务的官员也算进被“供养”之列，其实他的工作是创造社会财富所必须的，说他们被“供养”和说工农兵学商被供养一样没有道理；另一方面，它计算多少百姓养一个官，隐含的前提是官员的消耗和百姓处于同一水平，而事实上前者高于后者多少个数量级，一个官的消耗胜过多少个百姓！有统计说，全国公车年开支3000亿元，按我国农民每年收入超过668元就可以过活计算，相当于4?郾5亿农民的全年生活费。要看官冗不冗，其实可以另寻一法，即比较之法，不和它国比，只和同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香港地区比。同一件事，别人只用一个机构管的，我们至少也得用两个；同一种机关，别人由机关首长—部门主管—经办人员负责的，我们在机关首长和部门主管之间，必有一群副首长作“分管领导”，这些副首长就是流沙河先生在他的《Y先生语录》里面揶揄的“副男人”。我国机关“副男人”之多，可以傲视全球。一个机关首长，本来就该对治下进行“全面”管理，却要五六个七八个甚至更多的“副男人”来“分”管，表明或者他本人就是一个冗官，或者“副男人”里大有冗官。多年来一再精简机构精简人员，本意就在精简冗官；奈何精简一次膨胀一次，似乎所有机构都患了“膨胀综合症”，远不如农村计划生育说扎就扎说流就流一刀两断干净利落。所以说冗官问题大于人口问题，决非危言耸听。所以说如果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那么“计划生官”该是基本国策的基本国策。
我们已知，冗官对于社会的作用是只消耗不创造，是真正的“不劳而获”分子。不过平心而论，他们却远非对社会最有害的分子。后一桂冠，应由贪官来戴，因为贪官不仅白吃饭，而且干坏事。他们自然是“少数”，这是没有问题的。不过他们贪欲和贪绩却与日俱增，毫无节制，百千万倍超过人口增加的消费了。日前商务部公布的近几年外逃贪官的数字就极有启发意义：外逃贪官人数四千，偷走赃款500亿美元即人民币4000亿元，“人均”一亿！按前述农民最低收入线计算，一个贪官背走了约15万个农民的生活费，如果挡住了这4000贪官并且没收其赃款，等于十年之内每年减少6000万人的消费，却依然保存了6000万兄弟姊妹茁壮成长！这是任何“计划生育”运动也做不出来的的成绩啊！
最后，回到本文开头，中国的人口膨胀究竟还是一个伤脑筋的问题。那么我们且再作一问：成天抱怨人多，究竟多了谁呢？多了超生的吗？要查明张三李四算不算超生的人，从技术上说，倒不费事。例如假定我们以马寅初先生发表《新人口论》的时间为界，认定从那时起实行每对夫妇生育两胎是最合适的人口选择，那么查查户口簿，所有从次年起出生的老三以及四五六七诸位，都是有名有姓的多“生”出来的人口。那么他们真是多“余”的人口吗？我听官员抱怨人多了时，总难免联想他究竟在家庭里面属老几，如果不幸处于老三或等而下之的地位，他是否也抱怨自己多余了准备随时自裁报国？而我认为这样的抱怨和准备都极滑稽，并且相信凡是思维正常的人都不会这样想。不过不怨自己也就不该怨别人，不能说你这个老三命该问世而人家的老三却属多余人口。准此，尽管“人多了”确系当代中国的国情，它却绝对不可坐实于任何个人身上，把人家划成“多余分子”而加以歧视。因为我们的政府绝不只是老大老二的政府，而是全体中国人的政府，所谓“执政能力”首先就是指为全体中国人服务的能力，而不仅是为老大老二服务的能力。何况未来为国家民族增光的大师大家大人物，未必就不出在老三及四五六七们中间呢。所以抱怨“人多了”是毫无用处甚至甚有害处的，还是用心使如此众多的人民富起来聪明起来为要。这事当然难办，也只好辛苦从政的人们了。被老百姓的血汗养着却不为百姓办事，还成天抱怨养他的人多了的人，我看才真正“多了”。
2005年12月至2006年2月于深圳
［李兴濂荐自《随笔》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