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巴金留给我们什么
作者：狄 马
说起巴金的文学成就，“激流三部曲”《家》、《春》、《秋》以及“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学青年的开蒙必读物，高觉慧的果敢行动曾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反抗封建家庭、反抗吃人道德的经典动作。抗战以后写下的《憩园》、《第四病室》、《寒夜》在探索人性、刻画小人物卑屈而不甘的命运方面，都达到了其后许多作家无法企及的高度。但1949年以后，除了一堆歌功颂德的散文以外，巴金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作品。晚年倾注大量心血写下的《随想录》，情真意切，泪浪滔天，但无论表现形式、思想高度都没有超出给定的标高线。因此，要说巴金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文学大师，也只能是腰斩的大师。
自由主义者看中巴金早年的无政府主义信仰，认为巴金从一个腐败专断的国家现实出发，曾经把自由演绎到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所能达到的顶峰。尽管他后来放弃了自己的信仰，1958年以后更是对自己文集中的无政府主义内容删除惟恐不净，直到晚年还对自己的信仰讳莫如深。如果早年对自由的强烈追求值得纪念，那么，后来又对自己的信仰挥刀自宫该如何纪念？难道要我们纪念巴金的“大丈夫能屈能伸”？我们当然不能要求人人都做烈士，但也不能无原则地吹捧苟活者。
对于一个创造了实绩并且已经交付历史的人来说，任何过头的赞誉都不过是为了活人的分肥。大凡一个人或一个事件值得纪念，无非是因为两种情况：一、这个人或这个事件在其所在领域曾经做出过巨大贡献；二、这个人或这个事件尽管没有特殊贡献，却可给后人提供某种可资借鉴的经验。善良而懦弱的巴金除了早年的文学实践，更多的是在后一种意义上值得后人铭记。
巴金见证了几乎一个世纪的文学史和政治史，如果我们不能从他那里汲取有意义的历史养料，以避免耻辱，开创未来，那么，葬礼规格再高，场面再隆重，纪念文集再卷帙浩繁，又有什么意义呢？也就是说，弄清巴金的真正价值，比纪念本身更重要。我们既不要刻意贬损他的历史过失，像早些时候的某些人那样把他说成“伪君子”和“忏悔痞子”，也不要有意拔高他的文学成就和人格高度。就作品和个人性格而言，巴金始终是一个天真的感情宣泄者，而不是一个深沉的思想者，他的理论思辨力、社会洞察力都极有限，因而，我们不要夸大《家》的艺术高度，也不要抓住《斯大林的名字将活在万代人的幸福生活中》狠挖深挖，真正值得思考的是，一个写出《家》这样具有巨大冲击力的“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鲁迅语），为什么后来会写出《斯大林的名字将活在万代人的幸福生活中》这类东西？这中间的转变是如何完成的？除了不可抗拒的因素外，巴金个人应该负责多少？对于他的反思和自忏，也有太多的人执着于他的反思的高度不足，认为把一场导致无数生灵炭的灾难归结为“四人帮”和“封建主义流毒”太过浅表。但比这更重要的问题是，当时的国家意识形态是如何将一个具有独立思考和反抗精神的人一步步弄成一个精神残疾和思想侍从的。对于巴金来说，如果他生性就是恶的，从他跨入文学之门的第一天起就会显出他的平庸无奇，人们就不会对他半生的无所作为痛心疾首。但实际并非如此，巴金的善良和文思敏捷是有目共睹的，而正因为这样，这场悲剧的意义才显得触目惊心。
［王行荐自《同舟共进》2006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