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戴盆何以望天”

作者:徐迅雷




  “1970年10月23日,中国著名记者范长江逝世。”新华社10月22日的电讯在“历史上的今天”栏目中简介说,“范长江,四川内江人,他是新中国新闻事业创始人之一,曾先后担任新华社副总编辑、《人民日报》社社长、新闻总署副署长等职。他在30年代发表的《中国的西北角》等新闻作品,曾震撼全国,现在仍被视为经典之作。”
  还好有个在1990年设立“范长江新闻奖”,让人依稀记得范长江的名字。但今人与范长江似乎已相当隔膜,当范长江成为“新闻文化”的时候,我们大抵已变成了新闻无晓和文化无知。譬如,如果要问:范长江是怎么逝世的?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能清晰回答。新华社的电讯就没有给出答案。范长江是跳井自杀的,那年他刚过六旬;史无前例的“文革”爆发后不久,范长江从1967年起被长期关押,备受折磨和摧残;1970年10月23日,范长江在河南确山跳井自杀;1978年12月才获得平反——那曾经的时代,太愧对范长江。
  在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的时候,不知道还有多少人想得起最早记述报道红军长征的范长江。1935年7月中旬,年仅26岁的范长江,只身前往人迹罕至的大西北采访,他翻雪山、过草地,越过祁连山,绕过贺兰山,西达敦煌,北至包头,跋山涉水上千里,历时10个月;其西北旅行考察线路,与红军长征过程或重叠、或交错。他的69篇旅行通讯,真实记录了中国西北部人民生活的困苦,记载了红军长征的情况,既有真切见闻,又有深切议论,既有广博知识,又有人间情怀,在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大公报》上陆续发表后,引起社会震动;随后结集成《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出版,“未及一月,初版数千部已售罄”。
  年轻的范长江是才华横溢的,一则范长江对对子的逸闻,就是很好的例证:1937年阎锡山过无锡登锡山游览时弄了个上联“阎锡山过无锡,登锡山,锡山无锡”,被称为“绝对”;1945年范长江跟随陈毅来到安徽天长县时,灵感突来对出了“范长江到天长,望长江,长江天长”的下联;陈毅赞曰:“范长江果然才子也!”然而,自从范长江离开《大公报》之后,他的“事业人生”发生了很大变化,渐渐成了“从政人生”,作为新闻人的范长江渐行渐远。夏衍先生就曾发问:“许多熟悉的人都知道,范长江的笔头是很快的,但是解放以后,范长江这个名记者不写文章了,文章很少。这是为什么?……”
  与范长江有着相似命运的是中国近代史上另一位著名报人王芸生。王芸生主持《大公报》8年之久,是“名世大手笔,爱国言论家”;《大公报》有著名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方针”,而王芸生则喜欢引用司马迁的名句“戴盆何以望天”以明志,表示自己愿戴一辈子新闻记者的“盆子”,心无旁骛、不去望天。但我在多种书籍中读到王芸生所说的“戴盆何以望天”之后,总让我感到他的“盆子”并非指“记者”,而是指“官职”,戴了官职之“盆”,才是望不见“天”的。或者说,一位新闻人,当他成为高官之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事业使命也就到此为止、看不见了。王芸生、范长江的优秀作品都诞生在他们的“前半生”,这大约就是造化弄人吧。王芸生后来任全国政协的常委,与范长江在新中国成立后任新华通讯社总编辑、新闻总署副署长、国家科委副主任等职的“级别”也不相上下。现在回首两位同出于《大公报》的新闻大家的人生命运,不能不说曾经的时代是愧对范长江、愧对王芸生的。
  范长江、王芸生都早已离我们远去了,但今天我们在以一种新的形式愧对他们。王芸生似乎鲜有人提起,而一个“范长江新闻奖”,则让范长江“标识化”了,得奖的“业内人士”大抵是不会去想什么“范长江之死”这样的沉重话题的,新华社电讯也不会去说自己的老总编为何在1970年10月23日投井自杀;至于边缘人士,更是不会去关心范长江是何方大侠。一位在媒体工作的朋友,说到招聘编采人员时一个让人笑不起来的大笑话:有一笔试题目是要求写出若干著名人物的身份,其中就有“范长江”,结果答卷里就有“范长江是小品演员”,潘长江听后一定乐得满地找牙。
  “戴盆何以望天”是一个历史宿命。今日,种种人士“戴”上种种“盆子”之后,不要说“望天”望不见,就是望望“范长江”也望不见啊!
  [王翔宇荐自《潇湘晨报》2006年10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