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我是教授吗？
作者：林少华
我不由想起冬天一次搭出租车时司机对我讲的话。那天从市中心搭出租车回家，路上司机跟我聊了起来。由天气聊到暖气，由暖气聊到采暖用煤，进而提起频发的煤矿事故。这位大约年过五十的司机显然有些激动：“这样子下去怎么得了啊！那不是别的，可是人命啊！烧暖气的煤有的可是人命换来的啊！煤矿工人太惨了！事情太不公正了！”车进校园，他转过脸很认真地说：“看来你是教授，是知识分子，写文章把这个写一下！”
回到家，我像往日一样走进书房，但没能像往日一样马上工作。我对着桌面沉思良久，心情很不平静。身后就是暖气片，书房像往日一样煦暖如春。
我下过煤矿，下去参观。井下，矿工们不出声，不说话，不笑，脸是黑的，四周是黑的，惟独白眼珠和偶尔闪露的牙齿格外白，头上矿灯如萤火虫。参观之间，有的地方须爬洞而过，稍不小心就会把煤渣石渣哗啦啦碰落下来，甚至落进脖领里……给我最强烈的感觉就是和死贴得太近了，简直听得见死的喘息。出井后我说的第一句话是“矿工一个月挣一万我也没意见！”第二句话是“我再也不想下去了！”都是肺腑之言。
多少年过去了。我成了教授，有了福利住房等种种城里人待遇。至于野外的矿工们一个月挣没挣到一万元，有没有类似待遇，我不太清楚，也从没把书房的暖气同矿工们的血汗以致生命联系在一起。
是的，煤矿作业未必需要我这个教授，但我这个教授一定需要煤矿。没有煤矿和矿工们的劳动，冬天就没有煦暖如春的书房，甚至因为没电而拧不亮台灯发不了传真上不了网。可是我为矿工们做了什么呢？任教二十多年来没教过一个矿工子女，大量读者来信中没有一封来自矿山……文章固然写，但没有哪一篇写到矿工，而和许多教授一样，写的是论文——为了提职称保岗位拿津贴写的据说包括自己在内平均只有4.5个人看的所谓学术论文。
于是我不能不质询自己：我是教授吗？我是知识分子吗？我是教授兼知识分子吗？我一时无法回答自己，第一次对自己的身份、角色产生困惑和怀疑。
应该说，教授一是专业人士，一是知识分子。作为专业人士，他要把自己的专业知识教授给学生同时进行专业领域的研究；而作为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必须体现社会和时代的良知。也就是说他要对“太不公正”的社会现象写文章和发言。如果他对此视而不见、麻木不仁，那么他就放弃了知识分子必须承担的责任、义务和使命，从而不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尤其在现阶段“效率优先，公平滞后”的发展模式下，在经济效益和人文情怀这对矛盾之间，作为知识分子更应自觉地为弱势群体诉求公正、诉求正义，更应表现出昂扬激越的人文情怀和与时俱进的社会良知。毫无疑问，良知是知识分子、更是教授的灵魂。失去良知，知识分子无非有知识的俗物，教授无非有教授职称的市侩而已。
所幸出租车司机们还没有舍弃我们，还期待我们“写文章把这个写一下！”魏晋文人尚言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我等教授岂宜一味标榜学术一味自我陶醉！古之士大夫犹能“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而先忧后乐，今之知识分子有什么理由有什么脸面先乐后忧甚至只乐不忧！
或许，我身为教授又不是教授，身为知识分子又不是知识分子。呜呼，吾谁与归！
［倪早菊荐自《落花之美》中国工人出版社2006年9月出版／于昌伟图］
荐稿人语：看着这篇文字，我的心也久久不能平静，这些体力劳动者，这些和死贴得那么近的人们，我真要向他们致敬。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的正常生活，而当我们幸福生活时，谁又会想到他们？
一个家庭又一个家庭的矿工走了，家里人哭天喊地，可是又有谁知道。
林先生说的太好了，我们的幸福生活是他们用生命换来的。
“挂出来”又怎么样？
北大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在其博客上，直言新当选的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景天魁“学术水平在社会学所处于五名之外”，为“二流学者”；直斥社科院的评选像“游戏”，要求向社会详述学部委员产生的程序。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中，郑先生指出：“学术单位不是私人作坊”，学部委员的评选“不能在桌面下”进行。“我的目标就是把景天魁的论文挂出来，然后社科院的学部委员都挂出来，以后有学术争论就都挂出来，让学术机构之间互相透明……比较长远的目标是希望各单位评教授、博士生答辩，把论文都挂出来。”
一连几个“挂出来”，让人领教了郑先生的直言风格。社会学所谁一流二流咱不知实情，论文迄今也没有如郑先生所愿“挂”将出来，这里暂且不议。不过对郑先生“挂出来”的主张，窃以为倒是算得一招。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你有没有论文，有多少论文，论文的分量如何，是真知灼见，不同凡响；还是一般二般，人云亦云，甚至抄袭拼凑，一“挂”将出来，是容易一目了然不好玩假的。虽说“路边打草鞋，有人说长有人说短”，毕竟人眼是秤，对于那种滥竽充数、以次充好，或者靠走上层路线、靠虚造声势者，无疑是横在面前的一道大坎，容易穿帮败露的。所以有些人老不赞成实施“挂出来”方略，累累回避拖延，诋毁抵制，是不足为怪的。他们感兴趣的是一以贯之的“暗箱操作”，至少也是形“明”实“暗”，虚“明”真“暗”。
然而郑先生“挂出来”的办法未必就那么灵验。郑先生显然过于乐观了。要知道在一些人那里，挂出“下三滥”的东西，向来也是不惧怕的，一样可以让手下人喝彩；更有一些“长”字号角色，别看成天出入于各种会议、宴会，熬夜打麻将、泡桑拿浴，照样可以“挂”出真东西好东西。不知情者以为他本事超群，人才珍稀，知情者则清楚个中奥秘：原来他们“挂出来”的并不需本人呕心沥血，而是由一帮秀才捉刀代笔，为他专“作嫁衣裳”，本人甚至压根儿就没有划过一笔一字，是地道的“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然而他们却可以毫无愧色堂而皇之地亮出大名，视为己出，其心理素质是相当过硬的。不少地方披露，一些带“长”字号的硕士、博士生，在攻读过程中论文是不必自己动手的，而是由政研室一类的手下“班子”代劳。由此可知，郑先生的“挂出来”主张，对于他们是起不到检验作用的。
身为某报理论版编辑的文友曾经说起一件怪事，一天他接到某“长”打来的电话，说他们的头儿已经高升，他的即将见报的文章就不必发了，请将作者改换成现任的领导。文友听罢哭笑不得，原来文章“挂”在谁的名下，是可以如此“灵活机动”的！另一位编辑说，他的好友评职称为没有论文伤透了脑筋，特央求他助一臂之力，可否打打商量在某篇论文作者的后面“附”上他的名字——这种“冒充”，是相当低级的，高明者的冒充何至是这样的水准？有的人堂而皇之地将别人为他写的文章结集公开出版，署以大名，精装平装、亲自签名，四处赠书，正是大“挂”而特“挂”。相类似的则是官员“风雅”水平的“见风长”，什么诗集、书画集、论文集、摄影集、日记、传记接二连三“挂出”；各种“家”的桂冠接踵而至，是国中的又一道风景。
于是先校长，后教授；先医院院长、后主任医师；先局长、部长、老总，后硕士、博士——先“长”后“家”，司空见惯，概率极高，正成为眼下官场学界日见流行的“潜规则”、“显游戏”。
相应地是某些人的生财之道，什么《21世纪文典》、《新时代经典》、《学术大典》，《文丛新典》、《党政干部论文集》之类的征订单纷至沓来，公款付费，官员出名，出书者获利，是“配套成龙”的应运而生。
恕笔者直言，只有到了不仅论文可以“挂出”，论文的形成过程、论文的实际作者也可以一一“挂出”，民主法制的阳光才可能钻出云层，普照大地，国中学人距诺贝尔科学奖项的距离，庶几会大大缩短吧。
［翟明荐自《工人日报》2006年1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