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一群“陷沙鬼”
作者：唐德亮
这其中的原因相当复杂。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列宁说，俄国某些人，他们“本来要走进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亦即古人所云“播下龙种，收获跳蚤”。一些人原先可能是英雄，勇士，志士，仁人，但后来却成了“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鲁迅语)。
明朝万历年间的首辅大臣张居正，就是这样一个“陷沙鬼”。张居正大刀阔斧推行经济改革，惩治腐败贪官，可称是一位杰出的改革家政治家。张居正还受到万历帝的特殊尊重，尊称他为“元辅张先生”，对他的改革予以大力支持。张死时，备享哀荣。但张居正“正人不正己”，本身就是一位大贪官，虽比严嵩逊色，但其财富也迭19．58万两(万历初年国库存银不过10万两)，另有良田8万余顷。他生活奢靡，吃饭时莱肴过百品，回乡要坐着32人抬的大轿。张居正死后，他的政敌纷纷向皇帝揭发他，其罪简值是罄竹难书，十恶不赦。万历皇帝宣布他的罪状为：“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钳制言官，蔽塞联聪，专权乱政”。本当剖棺戮尸，念他生前多年效劳，仅抄家没收财产、将其弟和两个儿子送到烟瘴之地充军。支持张居正改革的人大多跟着倒霉，撤职、查办，甚至自杀。
张居正就这样成了“陷沙鬼”：以改革家、大学士、忠臣良相始，以大贪官、佞臣终。至于万历皇帝安在他头上的罪名，有的属实，有的则夸大其辞。像张居正这样身败名裂的政治家军事家，还有李斯、桑弘羊、杨炎、司马懿、洪承畴、多尔衮、鳌拜、明珠、汪精卫等等。他们的结局都令人扼腕叹息。
他们多是饱读诗书、浸淫四书五经的知识分子。如张居正就是大学士，身为“元辅”，为国家作了巨大的贡献。
中国的儒家思想曾哺育了无数的知识分子。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吏，除了武官，多数是“儒士”。皇帝极力推行孔孟之道，士予们亦信奉那一套。儒家思想无疑有不少进步、合理因素，但也有不少落后甚至反动的东西。统治者认为儒家伦理道德能使社会变好，但结果如何?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中的康有为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统统是骗人的鬼话”。在这种“道德”的薰陶下，知识分子一旦为官，往往就会放弃其所谓的理想道德而成为政客、官僚和贪官污吏，甚至成为权奸佞臣。正如学者苏中杰说的：儒家文化“没有民主、自由和法治思想”。鲁迅在《狂天日记》中，更是振聋发聩地指出：“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钭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这“吃人”不光是“仁义道德”，还有“古久先生”“陈年流水簿子”所记载的历史、制度，即封建制度及其帝王将相、官僚豪绅统治剥削压迫人民以及统治者互相倾轧、残酷斗争的历史。在这种制度里，“好人”变成坏人，有时是“一念之差”，但也有其必然性。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说：无论是万历皇帝朱翊钧，还是首辅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甚至海瑞、戚继光，以及冯保、高拱、张鲸、郑贵妃、福王常洵、俞大猷、卢镗、刘延，“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统统没有好结果”，“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马静荐自《鲁迅世界》2006年第3期／宋德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