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2期
百姓热衷议政怎么成了问题
作者：耕 尘
我想我们首先有必要来认定一下这个现象：即我们中国人是不是比欧美人更关心国家大事。
先说欧美人吧：我是一个党先生眼中最普通的那种老百姓，知识比起党先生来是无法比拟的有限。但我从我接触到的极少的西方人的著作中分明得到一个印象，即西方学者认同普通百姓的关心政治。我在读孟德鸠的《论法的精神》一书时分明读到过这样的文字，作者认为，当国民被金钱腐化了之后，变得冷静了，热衷于金钱而不再热衷于国事；他们不关心政府和政府所打算做的事情，而只是安静地等待着报酬。这样一种情况是共和政体的国家所最应该警惕的，意味着国家的整个政治运作面临崩溃。我知道孟氏在西方的地位就如我们中国的孔子，他的思想决定了西方现代政治的基础。所以，我不知道党先生何以对西方政治文化传统做出了那样的误读。而说到观感，的确很惭愧，我平生到过最南的地方是湖南湘潭，最北到过的地方是河北秦皇岛，所以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对西方现代社会的切身感受。但是，作为一个现代人，现代发达的传媒技术让我对这些内容也会稍微知道一点点。但就是这一点点来说，似乎却并不象党先生所说地那样普通人对政治一点也不去关心，倒是那种涉及社会政治议题的示威游行不断；即使在国家向外派兵这种在我们中国人看来绝对不允许普通老百姓讨论的问题上，居然也有“反战母亲”到白宫前面去示威。
再来说一说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的确曾有普通百姓议政的好传统，比如《左传》记载那个鲁国的平头百姓曹刿，他并且认为那些贵族们最没有政治远见。此外也还有一副内容为“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对联，似乎也在印证着党国英先生“中国普通老百姓普遍关心国家大事”的社会现实。但是，我也分明记得自从秦统一中国之后我们中国人普遍信奉的一个处世哲学，即“莫谈国事”；而且，在我们中国人的历史上，似乎也从不缺乏因为所谓的“议政”——其实不过是说了几句话，写了几篇文章——而入狱者，类似清代“文字狱”的残酷其实在我们的历史上也并不鲜见。而从这一角度来看，不难看出我们中国的历代统治者，都是非常忌讳普通百议政的，这也决定了我们中国普通百姓根本不可能有“普遍关心国家大事”之历史的必然性。因此来看，所谓普通百姓的议政，只不过是中国普通百姓一直以来的一种幻想。所以，说到党先生以一些类似“个税听证”之类活动中百姓们说了一些话，便认定我们中国人比欧美人更关心国家大事，实在有证据不足的嫌疑。
因此，我觉得党先生之“中国人比欧美人要更关心天下大事，可能意味着我们这个社会出了什么问题”的论调让我觉得来得极其突兀，因为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也只能是一种健康的转化迹象啊，为什么让党先生如此忧心忡忡呢？当然，我也可以从党先生幻觉之西方所谓“精英政治”的推崇中推测党先生作出这样一种推论的用义所在，即：党先生是要维护中国“精英阶层”对中国政治的话语霸权！
是啊，您看，这一段时间以来，作为“精英阶层”代名词的“专家”们受到了普通百姓多么强烈的抨击啊。从“郎顾之争”中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群体、到那位说中国的官民比低于美国的专家、再到那位认为中国不存在贫富两极分化的北京审计学会会长、直至林毅夫先生的“个税改革不宜带有仇富心态”的高论，都在普通百姓们的质疑中大丢面子。而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农村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的党国英先生是当然的“专家”，是当然的“精英阶层”，有唇亡齿寒的感觉是可以理解的。于是他便来为“精英阶层”们的遭遇表示一点不平，也正常吧。但是，如果因此而想剥夺中国普通百姓的议政权利，恐怕实在是与社会发展潮流不符，难以办到。
［选自《新闻广场》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