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浓缩了的封建体制
作者：马治权
封建时代的皇帝为什么要诛功臣？是人性的决定。人性是贪婪的。像杨秀清，到一定时候，他的贪婪就开始膨胀，膨胀到一定程度，就要威胁到皇帝的宝座，皇帝就要想办法“诛杀”了。所以，“诛功臣”实质上是利益之争。为什么历代都要演出这样的悲剧？根本上来说是没有一个很好的约束机制，即机制不能把欲望约束到一定的程度。贪婪是人的本性，而且是无止境的贪婪。过去儒家教导读书人要忠君，但忠君思想毕竟是思想，不是制度，思想到一定时候就可以放弃，而制度是“刚性”的，难以逾越。衡量思想的标准也是因人而异，众说不一。而制度则可以量化，量化到较易操作的法律。
贪婪膨胀到一定地步，“火拼”就开始了，这是小范围的悲剧，类似“哥老会”、“土匪团伙”等，大范围就是“诛功臣”。太平天国介于二者之间，贪欲膨胀得太快，比土匪之间“火拼”的规模要大，几近乎成熟到了“诛功臣”的地步，但江山未稳，“诛功臣”又显得早了些。这是缘于太平天国的领袖们的素质相对差了一些，造反的规矩立得有些“邪乎”，比如“天父”与“天王”之间的关系，“天王”与“东王”之间的关系。似乎也有互相制约的作用，但量化的太不够，完全靠人的感觉。所以，制约也就变成了“谁的计谋高，谁就利用了这种制约”。这就是封建时代皇帝与功臣之间的另一个“常识”，即“将才不如帝王术”。
将才为什么不如帝王术？这里面有一个“位置”的优势。即帝王为正统人物，大臣为辅政人物，帝王收拾大臣，叫“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大臣造反收拾皇帝，叫“犯上作乱”，不得民心，甚至会引出“清君侧”和平叛的后果。这是其一。其二是封建皇帝多靠“玩人”起家，“权术”是其基本专业。大臣多靠领兵打仗起家，“兵术”是其基本专业，所以又有“将将与将兵”的区别。“将兵”有一定的规矩，而“将将”则全无规矩可循，所以，道德在这里是皇帝的“借口”。“自古帝王是流氓”。人急了就不顾一切，什么道德不道德，原则不原则，道德原则都在“孤”掌握之中，杀你也是道德，不杀你也是道德。过去曾传一则笑话，说皇帝与几位大臣争一美色女子。大家事先约定原则：一人只可跳舞“四下”，不能超越。超越了为违规。大臣甲是老实人，“一二三四”便自觉收场。大臣乙稍有变化，不过也是“四三二一”。大臣丙是在原则中最具灵活性的人，他，“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三二三四，四二三四”，可谓是在原则中发挥到了极致。然而轮到帝王，则是“一二一，一二一，永远都是一二一”。这就是原则，也可以说是权术。这样的大臣与帝王之间的决斗，悲剧自然归天大臣，潇洒自然留给君王。
然潇洒是潇洒，但终归难免残酷。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株连九族，诛杀无辜。败者的残酷是一定的了。然胜者的结局也大为不妙。皇帝以其高超的权术诛了“反对派”以后，腐败便接踵而至。腐败了，农民起义便接踵而至。这就是封建政治。大臣的残酷在于“伴君如伴虎”，皇帝的残酷在于“载舟也覆舟”。太平天国浓缩了封建政治的全部细胞，用十四年的时间快镜头般地演绎了以往封建王朝几百年的悲剧。其教训尤为鲜明。
我之所以要发这样一通感慨，目的还是想提醒我们能以史为鉴。过去延安时期，毛泽东曾与黄炎培就这个问题有过对话，毛泽东讲，我们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那就是“民主”。当然找到了办法，如何实施也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有时还会走弯路，譬如“反右”“文革”之类的行为，就是与“民主”背道而驰了。现在当然要好得多，但封建的东西依然时隐时现，“监督真空”也随处可见。所以，我们仍要加强对封建意识的批判，加快民主制度的建设。文明政治的权力与封建政治的区别就是“权力归之于谁”的区别。封建政治是归于“朕”，而文明政治的权力则是归于“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