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玫瑰与毒刺

作者：朱学勤

　　
　　忧国忧民到了惟恐天下不乱的地步，在思想中生活，而不是在生活中思想，那就是灾难。
　　争做革命接班人，是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主流教育。一国这教育，不是培养各种专业人才和职业技能，而是培养职业革命家，准备革那些职业的命，这也是人类教育史上的旷古奇闻。做上革命接班人，后面是什么？蓝天白云寄红心，生生死死为革命！死都要死在革命上，当然是职业革命家了。有职业革命家出，如切·格瓦拉等，必视人间如蝼蚁。通常他们喜好将众生纳入一个方向：“不爱红装爱武装。”革命一来，只有他一个职业，“红雨随心翻作浪”，用来革其他一切职业的命，“我花开后百花杀”。可见“职业革命家”最反职业分工，应该称为“反职业革命家”才对。
　　孟子云：有恒产者方有恒心，诚然。可是无恒产者也有恒心，甚至有“更大”的恒心，则是孟老夫子的狭隘眼界始料不及了：他们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则是全世界。在得到世界之前，职业革命需要密谋，而密谋最富火药味。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中回忆，１９世纪中后期那批德国流亡者在伦敦被人称为“硫磺党”，就是这个意思。硫磺党人除了对敌狠，内部相残也同样狠，可能就来源于此。不管他们反对的是谁，很可能在反对对方的同时，就已先复制了对方的基因，结果“专制者”不是被“打倒”，而是越“打”越多。胡适有一对子：“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想怎么收获，就怎么栽。”人们通常只记住前半句，忘了后半句。比如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要让党员按指印向领袖个人宣誓效忠，就已经复制了满清专制与黑社会的双重基因，他想收获玫瑰，栽下的却是毒刺。而这一根毒刺，很可能是中国百年祸害的来由之一。
　　按照最掉书袋的说法，人类文明的奥秘，是他们组建的这个“社会”具有自发扩展功能，这一点恰好不能被人最终认识。人之理性要紧处，是保持这一点知“不知”之明。而革命政治以及由此产生的计划经济就在于理性狂妄，一群先知先觉者认为他们已经摸到了上帝的心坎，可以把社会供需关系无论是精神的，物质的，乃至肉体的，如妇女生孩子——人类的自我生产，都可以事先在纸上蓝图规定出来，然后再用行政权力强制推行，此谓“计划”。结果是一塌糊涂，天怨人怒。１９７８年中国的急转弯、大转折，就是被这种天怨人怒的计划政治和计划经济逼出来的。
　　李鸿章曾经把他遭遇的世道称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实这一变局，是更大变局的一部分。那更大变局是法国革命以来的这个２００年，出现了此前３０００年都不知道的一群特殊人物——知识分子，即先知先觉者，那才叫“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当时叫观念分子，而在法语中，观念又与意识形态同源，故而拿破仑干脆把观念分子称为意识形态分子，他们后来深受意识形态之害，其实他们在起源上就参与制定了意识形态。这群人是一树开花，两头发杈。第一头尚好，通向雨果、左拉，后人尚有理由称他们为“社会良心”；第二头糟得很，通向斯大林、托洛茨基，革命极了，也残暴极了，故而只能自称为“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所谓特殊，就特殊在超凡脱俗，蔑视世俗伦常，其实是喝令社会“出家”，政教合一，上来就是：“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由此发生对正常社会的大规模侵略，是可以追溯到那棵老树发杈以前的那段共享老根的。可惜到了这里，人们却忘记苦瓜、甜瓜，原来都是从这里发杈，狼奶、人奶同此一源！故而大知识分子也好，小知识青年也罢，包括我们当年那么小的年纪，自以为是向着雨果、左拉的“社会良心”迅跑，弄得不好，一不小心是可能撞进斯大林、托洛茨基房间的，睁眼一看，满屋子都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怒目相向，就是不说话！
　　近代史上的知识分子从塞纳河左岸起步，而那口源远流长的狼奶也正是从那里起源。除了狼奶理论，巴黎也盛产香水。女人迷恋那里的香水，问题不大；男人迷恋那里的理论，则有点麻烦。后者中只要有那么一小点走火入魔，忧国忧民到了惟恐天下不乱的地步，在思想中生活，而不是在生活中思想，成了“特殊材料制成的人”，那就不是麻烦了，而是灾难。
　　１９９７年我在哈佛见到经济学家杨小凯。他曾经是我们这代人中最富职业革命家气质的，３０年前震动中南海的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就出自他的笔下。此后因此而坐１０年大牢，小小年纪差一点被枪毙。８０年代中期出国时，轰动海外传媒，飞机一着地，受到西方记者的包围以及其他吸引，又差一点“见光死”。他却拒绝了那些吸引。小凯算是吐出了那口狼奶，坐穿了革命的牢底，他终于出狱了，这才是入狱、出狱，真正的出狱。
　　４００年前，王阳明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能不信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