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0期
一个不恰当的类比
作者：章 明
如果我们将前后两组人物的相互关系和命运作一比较，就会更显露出这个类比其实是不可比的。当年诸葛亮作出了“隆中对”之后，受到刘备的高度欣赏。“先主曰‘善’!于是与亮情好日密。关羽、张飞等不悦，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在以后二十多年的征战中，诸葛始终是刘备言听计从的谋主。刘备称帝，拜诸葛为丞相，直到临终托孤，两人可以说是位分君臣、谊同挚友的关系。要是没有后来这种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情谊，当初的“隆中对”也就不会成为历史佳话了。反观所谓的“窑洞对”中的毛泽东和黄炎培的关系，他们固然也没有在黄的生前 (黄于1965年12月在北京病逝)撕破脸，也还算是朋友，但毛始终是把黄称为“右派朋友”和“不戴帽的右派?的。事实上，在新中国建立后，黄就对自己当年的提问进行“反省”了。1952年8月4日，黄在公开场合表示：“三五反胜利结束，证明1945年在延安毛主席答复能用民主打破历史传统的兴亡反复的周期率是正确的。”(请参看《书屋》2003年10期袁小伦《“窑洞对”之后——黄炎培晚年三题》一文)。我们今天分析一下黄的这些话，可以看出其中的逻辑是很勉强的。三反五反的胜利结束，和历史兴亡周期率有什么关系?和民主又有什么关系?此时上距建国仅仅三年，怎么就能“证明”打破了兴亡周期率呢?黄这样匆匆表态，只能说明他已经对自己“争民主、当监督”的角色感到极度不安而急欲摆脱了。1956年9月，黄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旧体诗《东方红遍环瀛》，最末两句是“杖策延安如昨梦，东方红已遍环瀛”。进一步说明他虽然珍惜当年延安提问的光荣历史，但提到时只能尽量地低调，现在要紧的是讴歌“人民大救星”。到了1957年鸣放期间，黄在一个会上说了一些关于上海的工厂迁到西北后办得不好的情况。李维汉为了保护他，私下向他透露了即将反右的信息，以后他就缄口不言，从而幸免于划为右派分子之难(据李维汉《回忆与研究》)。……46年后回想，更觉得可骇可怪。开始是谦恭下士，信誓旦旦，恳求直言，接着是风云突变，雷霆万钧，大反右派。这是建国以来执政党第一次失信于民，关系重大，可以说后来的大跃进、反右倾、庐山批彭、文化革命一连串人为的灾祸均肇端于此，教训何等深刻!照理，黄炎培当时应该重提历史兴亡周期率，痛陈利害得失才是。当然，这对他是过于苛求了，也是绝对不可能的。黄已是吓破了胆，战战兢兢，一个字也不敢说了；至于他内心是怎样想的，那就很难猜测了。
最近有人回忆过这段历史：
这边厢，民主党派里的两个元老人物，在中南海受到秘密召见，获得了“东南风转西北风”的天气预报。他们立即三缄其口，静观以民盟、农工为舞台中心，以章(伯钧)、罗(隆基)为主要角色的一台践踏知识分子、打击民主党派的惨剧。那边厢，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还在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整风号召，大讲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光明未来，宣传“鸣放”，鼓励“监督”。
“民主党派里的两个元老人物”是谁，此人没有点明。据上述李维汉的回忆，其中之一显然是黄炎培。他们得知了“天气预报”，却凛遵“天机不可泄露”的训诫，对民主党派中的朋友和下属秘而不宣，看着他们坠入深渊，然后“反戈一击”以立功自赎。这样做至少是有点不够“仗义”了。不过，还要看更不“仗义”的又是何人。这个问题不在本文谈论范围之内，略去不说。单说黄的儿子黄万里博士只因对三门峡水库的设计问题提了一个完全正确的意见就被划为右派，而毛又据此嘲讽黄：“你家里也有左中右!”黄不但不敢有任何怨言，依然颂圣不止。此时，黄、毛关系早已大大降格，直至终黄之世。因此我想，好心人应该让黄老静静安息，不要再提“窑洞对”，更不要提什么“历史佳话”了。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故事也许有另一种特殊意义：它说明黄对毛的认识是极其深刻而准确的，与郭沫若有异曲同工之妙，当时许多杰出人物都赶不上他俩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