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0期

“维护尊严”

作者:游宇明




  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很要面子的,这面子,说得雅一点,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尊严。一个人想活得有尊严些绝对是件好事,起码它可以使我们在做人处事时有所顾忌,让人性更加纯粹。不过,对什么是尊严、一个人应该如何呵护自己的尊严,并不是每个人都了解得那么透彻。
  最近读到裴毅然先生发表在《今晚报》上的一篇题为《尊严与尺度》的文章,就觉得有些话要说。裴先生在讲到知识分子应该敢于自我尊重时,举了季羡林先生的经历做例予。为了准确地表述,请允许我引用原文:“季羡林谈到与老同学胡乔木关系时有两段心理自剖:‘他到我家来看过我。他的家我却是一次也没有去过。什么人送给他上好的大米,他也要送给我一份。他到北戴河去休养,带回了许多个儿极大的海螃蟹,也不忘记送我一筐。他并非百万富翁,这些可能都是他自己出钱买的。按照中国老规矩:来而不往非礼也。投桃报李,我本来应该回报点东西的,可我什么吃的东西也没有送给乔木过。这是一种什么心理?我自己不清楚。难道是中国旧知识分子、优秀的知识分子那种传统心理在作怪吗?”有一次,乔木想约我同他一起到甘肃敦煌去参观。我委婉地回绝了。并不是我不高兴同他一起出去,我是很高兴的。但是一想到下面对中央大员那种逢迎招待、曲尽恭谨之能事的情景,一想到那种高楼大厦、扈从如云的盛况,我那种上不得台盘的老毛病又发作了,我感到厌恶,感到腻味,感到不能忍受。眼不见为净,还是老老实实呆在家里为好。”
  我对季羡林先生的人品非常尊敬,也理解老人不愿被人指责为攀附权贵的心理,但裴毅然把季先生的行为与一个知识分子的追求尊严联系在一起,却有点莫名其妙。在我看来,一个人的尊严是要在别人有所冒犯的时候才会体现出来的,比如“九·一八”事变后,钱玄同公开宣布与日本同学、朋友绝交,拒绝给日伪组织干事,体现了中国人的尊严;再比如当外国女老板强逼中国工人下跪,孙天帅愤然辞职,体现了一个务工者的尊严……而胡乔木对手羡林尊重有加,给人的印象是此君特够“哥们儿”,对这样的人保持距离,恐怕跟维持尊严不搭界吧?
  长期以来,知识分子与官员的关系都是一个话题。一方面,知识分子崇官、慕官,当官历来被认为是人生所有成功里最大的成功,这从古代科举取仕的热闹与现在报考公务员的踊跃就可以看出来;另一方面,官员与知识分子 (在古代称为“士”)在价值取向上的不谐,又无时不在提醒“士”们不可与官走得太近,因此在官面前,“士”常常表现出某种清高。对这种清高,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不能完全否定,也不可一味美化。
  尊严的底色永远是对人生基本价值观的坚守,而不是对某一特定职业的疏离。官也好,民也罢,都值得我们一样走近。当然,官要让老百姓无所顾忌地走近自己,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不拿架子,有一颗平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