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9期
过去的教授
作者：谢 泳
抗战期间，张奚若曾做过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他在参政会上多次对国民党的腐败和独裁提出尖锐的批评，有一次担任会议主席的蒋介石听得不高兴，打断了张先生的话。张盛怒之下拂袖离开会场，返回昆明。下次参政会开会时，张先生收到邀请信和路费后立即给参政会秘书处回电：“无政可参，路费退回。” 1946年初，在旧政协开会前夕，张奚若应联大学生会的邀请做过一次演讲，开讲之前，他就说：“假如我有机会看到蒋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他下野。这是客气话。说得不客气点，便是请他滚蛋。”旧日的大学教授就是这样说话，说有性格的话，可以想见他们的社会地位，也可以想见他们的精神状态。后来这些旧社会过来的大学教授都不太爱说话了，新一代的教授也再难有显示个性的时候。过去的大学教授凡遇不合理的规定，都要说话，都要在报纸上写文章或者连署宜言，批评不合理的规定。1942年5月17日《大公报》“星期论文”联名发表了西南联大伍启元、李树青、沈来秋、林良桐、张德昌、费孝通、杨西孟、鲍觉民、戴世光的文章《我们对当前物价问题的意见》。他们作为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所以联名对物价问题发表意见，是因为当时“由于物价的剧烈变动，整个后方的社会经济都作畸形发展，其影响所及，甚至道德人心也有败坏的趋势”。他们认为：“此项关系重大的问题，若不及时彻底解决，待其影响已成，恶象环生，将来纵有更大的决心与加倍的努力，亦将失之过晚，追悔无及。”还是这批教授，在40年代中期以后，经常联名发表这类文章，畅谈自己对各种社会经济问题的看法。
说到过去的教授，我们年轻的一辈真有说不出的感慨，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都是教授，前后却大不相同。我曾和作家钟道新说，过去的教授是手工生产的，少，也就值钱，今日的教授是机器生产韵，多，也就贬值了。你想，一个社会无论什么人都敢以教授自居，那自然什么人也就敢随意嘲弄教授了。这当然还是就教授的数量而言，就学术水平而言，今日的教授更应当感到面红耳赤心有愧才对。今日的教授已不再是学衔、学问的标志，而是工资的一个级别，一个分配住房的资格，再加上一个享受公费医疗的待遇而已。
过去的教授也不光是敢说话，还有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其道德水准也让人肃然起敬，1941年，国难当头，国家经济异常困难，当时教育部规定凡担任行政工作的教授每人发给一笔“特别办公费”，但西南联大的各院负责人不愿因此而引起广大教授的不满，联名上书校方指出：“抗战以来，从事教育者无不艰苦备尝……十儒九丐，薪水尤低于舆台，……故虽啼饥呼寒，而不致因不均而滋怨。”表示拒绝领受这项特别“补助”。想到今日的有些教授为了100块政府津贴，撕破面皮，打得不可开交，真让人感慨不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