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7期

想起了老子

作者：苗体君

　　当前中国的学术界谈论最多的便是学术的“大跃进”，只要你走进这个圈子，不少学人彼此之间的介绍是以发表了多少多少篇文章、出版了多少多少本著作为中心话题，。在介绍庞大的数字时，他们的脸上洋溢着的是一种自豪、满足，是一种“王者”的风范，他们在数字面前达到了一种忘乎所以的境界。为了在论文、专著的数量方面走在别人的前面，剽窃抄袭在学界其实早巳成了平常之事，不少学人早巳不懂得什么是礼、义、廉、耻。前不久媒体报道北京一所著名高校的一位教授，13个月内出版了11本专著。这个人真是有思想，但细细翻阅此教授的著述，大多是逐字逐句抄别人的。现今的学术界，只要把“成果”公开变成铅字发表出来就是个收获，重复的抄袭使学术界变得一团糟，抄来抄去也不知道谁在抄袭谁的，今天的这些成果真正能保留下来的又能有多少呢?这不禁让我想到了老子。
　　老于是春秋时期的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毕其一生也只撰写了一部区区五千言的《老予》，这仅有的五千言可谓是宇字珠玑，是对中国春秋以前的思想文化的一次精炼的总结。五千言造就了一位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因为老子在学术上重的是质量，而今天的不少书生重的是数量。
　　关于《老子》的成书情形也有文字记载。历史文献中说老子要西度流沙到西域去，在他离开中国时却没有领到关牒。据《神仙传》载，当时镇守函谷关的关吏尹喜，有一天早晨起来，看到从东方飘来了一股紫色的云气，他就断定，这天一定有圣人过关，于是他就下了狠心一定要向来者学道。果然，一位须发皆白的老头子，骑了一条青牛，慢慢向函谷关踱来。尹喜就迎过去按规定向来者索要过关的牒文，可这位老者却拿不出牒文。尹喜十分严肃地对老子说：“没有关牒，依法是不可能过关的，不过还是可以通融一下的。”这个“通融”其实就是索贿，可当时伪老予穷得连吗都买不起，只骑了头便宜的青牛，哪里有钱送礼呢?这更让关吏大喜，他对老子说：只要你传道给我就可以过关。老子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被逼无奈才写出《者子》这本书的。
　　老子认为，有智慧的人，必定是沉默寡言的。即《老子》书中的“言者不如知者默”，但老子也因写乍了五千言的《老子》受到了唐代大许人白居易的批判，白居易写道：“言者不如知考默，此语吾闻于老君；若道老君是智者，缘何自著五千文?”但白居易却忽视了老子当时是被逼迫着写出来的这一事实，他留下的《老子》仅凭五千言便被历代中国的学者乃至世界的学者们研究传唱，足见五千言的文化分量。老子之后的学者中，还有一个人需要认真说明一下，此人便是清代乾隆年间的著名学者纪晓岚。他一生的著述并不多，最大的成就是主编了《四库全书》。他曾说：“世间的道理与事情，都在古人的书中说尽，现在如再著述，仍超不过古人的范围，又何必再多著述。”这的确是句绝唱式的名言，但今天的不少学者却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许多学、者年纪轻轻却已经出版了多本专著，发表了几百篇文章，实质上就是在不厌其烦地抄袭古人、前人或他人。纪晓岚一生中只专注于编书，认真整理前人的典籍，个人著述也仅有《阅微草堂笔记》一册，但后人却牢牢地记住了这位为中国文化做出巨大贡献的大才予的名字。
　　有人一定还会问，为什么今天的学者会有那么多的著述?是不是老子时代的竹简刻记不方便，而今天的现代印刷技术提供了方便呢?我想不是这样，不论在哪个时代，真正有修养，有良知的学者都会用心血去钻研学问的。如果把老子放在今天的环境下，凭五千言的《老予》，在任何一所大学里恐怕连个讲师的职称都评不上；就是文学大师莎士比亚，如果在今天的大学里任教，也只能是一个助教，尽管他写的作品那么多，但只是些文学方面的，却没有学术研究方面的文章，他当然没有资格去评讲师和教授。
　　老子之所以能写出《老子》这样的书，与他的人生观有着直接的关系。中国历史上儒、释、道三家的学说，可以说笼罩了中国古代全部的文化思想，信奉儒家的主张“入世”，视天下为己任，积极参与社会；信奉释家的主张“出世”，认为人世间充满了苦难、不幸、烦恼，主张人们远离尘世；而信奉道家的则主张“或出或入”。但有一个准则就是当社会处于危难之时，一定要勇于“入世”，拯救水深火热中的人们；当社会大同、稳定发展时，一定不能为金钱、权力所动，要永远地“出世”，远离尘世。这种处世哲学使得老予活得十分逍遥。如果今天的学者们能像他那样，远离金钱、权力、地位的诱惑，能够耐得寂寞去坐学术的冷板凳，那么中国学术界的面貌就会有一个大改观。学术本身就与清贫有联系，挣大钱多是商人的追求。如果你想拥有金钱、权力，那你就应该远离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