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4期

减少农民数量就能富裕农民?

作者:洪巧俊




  《新京报》刊登了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王春光的《减少农民数量才能富裕农民》的文章,王研究员说,“要使农民增收,前提是减少农民数量,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笔者对这种观点不敢苟同,要使农民富裕,靠减少农民数量来解决,显然是理想主义的一厢情愿。
  按照王研究员说的观点,其实就好比一个人在挑担,把后面箩筐里的东西拿到前面的箩筐里一样,肩上的重量没有变。也就是说国家的负担不但没有减轻,还有可能失去平衡,增加“肩上”的压力。
  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并不完全是因为农民的数量多,重要的还是农民没有享受到应有的国民待遇,其次是“谷贱伤农”,农产品卖不上好价,农民的负担日益加重,家庭教育支出不堪重负 (如甘肃省一位副省长所说农村教育支出已成为农民返贫的第二大因素),缺乏资金,难以使农业发展有后劲等。“人地紧张,已经成为制约农业产业化和市场化的一个瓶颈性因素,越是落后农村,人地紧张越严重。仅仅依靠紧缺的耕地,是不可能实现农民增收的”这种观点也未必正确,王先生只要到农村调查一番就会发现,越是人少地多的地方越贫穷,那些人多地少的地方的农民反而并不很贫穷,这是因为种田不赚钱,碰到歉收年、灾害年,种田就要亏损,这就是不少地方农民抛荒,甚至倒贴钱把责任田租与他人种的根本原因。再就是人多地少的地方,农民早巳寻找其他出路,学了些技术活,或进城务工,他们虽然田少,但由于有了资金的投入作后盾,加上精耕细作,科学合理地利用土地,土地倒长出了效益。
  农民收入长期无法上去,应该说是一种制度安排的结果,我国农业的反哺很少,统购统销从农民那里汲取大量的“剪刀差”,使资源配置向城市、工业倾斜,使得农业基础十分薄弱。去年,我国的GDP总量已经达到了1.4万多亿美元,人均GDP突破了1000美元。财政对农业支出也只有1200亿元,与财政的增幅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而这1200亿也未必都用于农业。一些贫困地区把国家支农的钱挪作他用,甚至用来发工资。我们不妨想想,西方和邻国的韩国、日本的农民为何不贫穷?除了制度公平合理,那就是人家早巳反哺农业,这些国家人均GDP在 800美元就开始反哺农业,而我国人均GDP突破了1000元也不见反哺的趋向。
  农民收入长期无法上去,是长期以来中国的九亿农民没有享受到平等的国民待遇的结果。比如农民月收入只有100来元却要纳税,而城里有的高收入者却不怎么纳税;城里的基础设施都是国家财政搞的,农村的基础产业却要农民自己集资办,且产权归国有;城里人可以贷款买房,乡下人给城里人生产农产品都难贷款,城里人的财产可以在银行抵押贷款,农民的房子在银行分文不值等等,这些都是抑制农民富裕的重要因素。或许有人会说,减少农民数量,让农民进城当居民,不就解决了这些问题吗?事实上,让农民进城同样难以迈上富裕之路。农民虽然洗脚上田当上了城里人,但由于没一技之长,住在城里找不到工作,凭几百元的失业保险金(或有工作,每月四五百元的工资)难以养家糊口,难以摆脱贫困的命运。几年前一些地方大量“卖城镇户口”(名曰收取城市增客费),城市人口不是激增了吗?但却没有看到这些地方的农民富裕起来。春节回家乡过年,看到花16000元钱使全家已成为“城里人”的邻居又迁回了农村,我问他咋不住在城里?他说不回来难道在城市里拾破烂当乞丐不成?城市柴米油盐酱醋莱水,哪样不要掏钱?守住几分责任田,有粮食至少不会饿肚子,再说在农村至少水、青莱不用买,还可以喂头猪养几只鸡改善生活。
  应该说,导致农村发展缓慢、贫困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的城乡二元制度。农民要富裕,数量要不要减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打破这种制度:打破不同等的税赋权利,不同等的财产和人身安全保障权,不同等的国家财富占用权利,不同等的发展权,以及不同等的市场经济主体地位等等,给农民真正的国民待遇;重要的是加大财政对农业的支出,反哺农业;重要的是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素质,提高他们的科技水平,切实减轻他们的负担。做好了这些,农民哪有不富裕的道理?